量刑建议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完善

量刑建议是制约司法裁量提高量刑质量的有效措施，不论是量刑请求权还是量刑建议权，实质上都是公诉权的应有内涵。量刑建议权作为刑罚权的组成部分，在现代刑事诉讼中有其理论根据。实现量刑建议的价值回归，需要我们从实践操作的多个层面予以具体完善。     

对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制度之反思与重构

量刑建议权本质上属于公诉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公诉权本质上是一种司法请求权,这种请求权不仅包括"求罪权",同时也应包括"求刑权"。由此可见,检察机关不仅有定罪建议权,同时也有量刑建议权。虽然各地检察机关进行了量刑建议制度方面的探索,但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种种弊端。应基于当前量刑建议权实施的现状对量刑建议制度进行重构,以期对具体的司法操作有所裨益。     

论量刑建议权的行使与强化刑事审判监督

量刑建议权是检察机关公诉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在公诉工作中行使公诉职能的特定方式,也是强化刑事审判监督、规范审判机关量刑活动的有力、有效途径。量刑建议制度的建立与完善,量刑建议权的正确、有效行使,不仅将促使审判机关量刑活动的规范化,一定程度上提高司法裁判的稳定性,而且也将促使检察机关自身在行使公诉职权时提高办案质量,在检、法的相互制约中实现司法公正。量刑建议制度的建立与量刑建议权的履行,为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提供了一个刑事审判中针对量刑活动博弈论辩的平台。     

关于量刑建议权的几点思考

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权的重要内容,是求刑权的外在表现,本文在论证量刑建议权价值合理性的基础上,结合司法实践,对量刑建议抗诉权行使的时间、载体及具体内容提出了构想。并论证量刑建议与抗诉的关系。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制度反思与建构

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权的应有内容,随着庭审方式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我国各地检察机关积极探索试行量刑建议,取得了一定成绩,但量刑建议权的行使仍参差不齐,配套制度建立尚不完善、缺乏统一量刑标准。构建我国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制度,应从适用范围、提出主体、提出时间、提出方式等方面着手,并建立健全相适应的配套制度。     

论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也称求刑权,是刑事公诉权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存在有合理性,各国法律都不同程度地对此作了规定。我国法律没有明确授予检察机关以量刑建议权,但各地检察机关进行了大量的司法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从法律明确授予、明确行使量刑建议权的主体和案件范围、提出量刑建议的时间、方式和内容等方面进行立法完善。     

量刑建议权视角下的诉权制约问题探析

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制度在形式上将"定罪"与"量刑"分离,同时力求在程序上以量刑建议制约法院的量刑决定。但从2010年量刑程序改革至今,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行使乏力,无法实现其根本的诉权制约功能。对于当前量刑程序及量刑建议本身暴露的问题,可以从程序性制约的角度分析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的应有诉讼价值及其对于检察监督之于量刑权的程序价值,从而构建起以量刑建议权为主导的量刑程序对法官量刑过程形成程序性制约的机制。     

量刑建议权监督机制的构建

建立对量刑建议权的监督机制,保证量刑建议权的合法、公正和有效行使,可借鉴英美法系、大陆法系主要国家的先进经验和做法。构建我国的量刑建议权,应形成检察机关的内部监督、诉讼主体的外部监督和公众参与的社会监督的监督机制。     

量刑建议权与检察机关其它相关权力比较及定性

量刑建议权在我国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却在实践中被广泛适用,对其准确定性是前提,而且许多学者将量刑建议权与检察机关的其它权力相混淆进行定性,笔者以为,通过与其它权力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出其准确定性,量刑建议权是求刑权。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的规范化

目前，量刑建议制度作为检察机关公诉活动改革的一部分，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由于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检察机关在行使求刑权过程中，凸现的还主要是定罪请求权，以起诉书的方式向审判机关阐述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及其所触犯的刑法条款，在如何量刑的问题上很少涉及。但是随着近几年来全国推行司法体制改革的背景下，     

中国死刑适用问题实证研究——对京、鄂法律实务界的调查访谈

我国刑法规定的死刑适用条件不方便实践操作,适用标准难以做到统一,罪名范围过宽,存在不平等的现象。我国刑法规定的绝对死刑条款具有合理性;确定死刑的对象应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其适用应适当考虑民众因素。废除非暴力犯罪的死刑、限制暴力犯罪的死刑适用是未来努力的方向;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是确保死刑适用标准统一的有效途径。     

略论我国刑事案件的证明责任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通常认为公诉案件由控方举证,自诉案件由自诉人举证。针对刑事案件中出现的与证明责任问题有关的情况笔者提出以下观点：刑事案件证明责任的分配划分为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两个方面,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的证明责任分配通常遵循＂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但是不同的量刑情节要有不同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     

量刑公正的程序保障

量刑公正是衡量实体正义的标志。量刑公正的程序保障是实现量刑公正的关键环节,但现行立法却存在定罪和量刑程序不分、控辩双方不能充分参与、法官量刑裁量权不受约束等重大缺陷,难以保证量刑公正的实现。实行定罪与量刑程序适度分离、制定统一量刑指南、强化裁判文书公开是实现量刑公正的必要保证,也是正当程序的内在要求。     

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评我国死刑立法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确立了严格限制死刑并最终废除死刑的国际标准。以此观之,我国死刑立法虽然在明确死刑的适用条件、缩小适用对象、降低死刑适用率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做出了限制死刑的谨慎努力,但在大幅度削减死刑罪名、适用死刑核准程序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需进一步改进。     

论死刑除刑情节的内容及其逻辑位置

我国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死刑方面采取保留死刑,但严格限制死刑的态度。限制死刑的措施之一就是通过情节来限定,文中从应然与实然两个方面分析了中国今天的死刑除刑情节,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类整合,并根据当前死刑除刑情节的适用无统一标准的问题,总结出死刑除刑情节在量刑体系中的逻辑位置,构思了四分法的情节适用结构。     

死刑复核程序：一个仍未终结的问题——以死刑审判权与核准权的分设为视角

死刑核准权归位于最高人民法院,这个本不应当出现的问题被解决后,死刑复核程序对拥有死刑复核权法院所裁判的死刑案件应否进行复核以及如何复核仍是一个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死刑复核程序作为“审判权”与“核准权”分设的特别程序始终未放逐这一立法信念,并以此为进路来设计死刑复核程序,以免死刑核准权被“审判权”架空影响死刑案件的质量。     

浅谈看守所在押人员羁押表现量刑化的制度建设

在看守所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触犯刑律的不同,其羁押表现也各不相同。从当前形势看,在押人员羁押表现量刑化有其现实需要;从法律角度看,在押人员羁押表现量刑化有其创新需要;从审判角度看,在押人员羁押表现量刑化有其可操作性。为此,应加强看守所在押人员羁押表现量刑化的制度建设。     

死刑适用标准研究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死刑适用总标准是“罪行极其严重”,由于立法的模糊,其在死刑适用的限制上存在着诸多缺陷,比如,在立法方面不能有效限制死刑适用的罪种范围,在司法方面具有重视客观因素而忽视主观恶性扣人身危险性等主观因素的裁判导向。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应该对现有死刑适用标准进行改革,强化其对死刑的引导和制约,使我国死刑制度既能惩罚犯罪又能充分保障人权。     

死刑案件证明标准的思考

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是刑事诉讼活动证明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存在诸多弊端,学界对死刑案件证明标准是否应该高于普通刑事案件、死刑案件的定罪标准与量刑标准是否应该同一的问题存在较大争议,因此有必要在厘清上述问题的基础上对死刑案件证明标准进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