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大的调查委员会

我国人大的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系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临时性机构,是权力机关行使调查权的一种特殊组织,也是人大监督权的重要组成部份。本文拟就人大的调委会的法律性质、地位、组织程序、法律后果等问题作些研讨。一、宪法和法律关于人大调查委员会规定的历史沿革以及它的工作实践我国1954年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对于特定问题的调     

人大行使个案监督具有宪法依据

为了确保司法公正 ,弥补法律监督中的缺陷和不足 ,开展个案监督成了现实需耍 ,而这种个案监督的职责理应也只能由人大来行使和完成 ,人大行使个案监督具有宪法依据。我国宪法第２条、第３条规定 ,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国家权力机关 ,它处于所有国家机构的中心地位 ,行使统一的国家权力 ,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由它产生 ,对它负责并受它监督。上述规定表明 ,我国的审判权派生于立法权 ,审判机关是国家权力机关按照宪法设立的行使国家审判权的特殊机构。它必须受到国家权力机关的领导和监督。《宪法》第１２６条规定 :“人民法院依…     

善用人大“决定权”

重大事项决定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不过与其他职权相比,该项权力的行使一直被认为是人大工作的"短板",在现实生活中常常难以落实到位。重大事项的范围如何界定?议题如何选取,决定程序如何启动?决定草案的起草和审议以及表决程序如何规范?决定实施效果又如何监督?类似问题,由于全国人大尚未出台相关法律,而其他法律和各地法规的相关规定也比较原则,亟须各地人大在实践中探索。     

立法“根据宪法”无可非议——评“全国人大立法不宜根据宪法说”

梁慧星先生的《不宜》一文认定全国人大根据宪法立法抵触和违背人大制度的论点没有根据。《不宜》立论的逻辑前提不能成立,对西方国家依据宪法立法的原因的理解有误,对中国制宪过程的阐释有违史实、不合宪理。人大制度不是依任何法律产生的论断违背历史真实。全国人大行使的立法权源于宪法,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有权修宪但不可违宪。《不宜》理论上陷入了严重自相矛盾的状态。主张“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不受宪法限制”反映的是国家主义、绝对权力的落伍观念。如果此说付诸实践,不仅将毁灭宪法、毁坏法制的基础,也将剥夺市民社会存在的空间,造成否定私法自治和严重侵犯公民私权利的法律后果。目前情况下在基本的法律中规定“根据宪法”的内容是必要而正确的举措。     

宪法能否在民事判决中直接援引?

宪法能否在民事判决中直接援引,是当前我国宪法学界讨论比较热烈的话题.反对直接将宪法作为民事判决依据的理由主要有:其一,法院没有解释宪法和监督实施宪法的权力.宪法将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授予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将解释宪法的权力授予了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另外,宪法还规定,地方各级人大和民族地方的人大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的遵守和执行.宪法对法院的权力是这样规定的:"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     

我国人大监督形式刍议

我国人大的监督形式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人大和人大常委会行使监督权力的方法和手段。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集体行使职权是人大和人大常委会行使职权的一项基本原则,监督权力作为人大和人大常委会的一项职权,它的行使也必须遵循这一原则。所以,这一类监督形式是指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或者称少数服从     

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调查权研究

本文所指的调查,并非通常理解的关于了解某一情况而进行的考察,也不是作为研究方法的一种科学的认识方法,而是专指国家权力机关行使国家权力的一种权能,即国家权力机关为行使法定职权向有关的当事人了解情况、获取资料和核实事实的一种权力。基于这种权力而形成的权能形式我们称之为调查权。调查权是立法机关监督的有效手段,也是立法机关享有的一项确定的权力。我国82年宪法第71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并且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作出相应的决议。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的时候,一切有关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都有义务向它提     

充分发挥地方人大重大事项决定作用

审议决定重大事项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是实现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重要途径.由于全国人大尚未出台关于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相关法律,宪法和地方组织法对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大行使决定权的规定比较原则、笼统,缺少具体可操作性程序和硬性的制度约束,因此,这项职权在地方人大工作实践中,一直以来重视不够,认识缺位,职能虚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健全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制度,各级政府重大决策出台前向本级人大报告”,为新时期地方各级人大依法行使重大决定权明确了任务、指明了方向,也为徘徊观望的地方人大行使好这一职权理清了认识,开拓了思路.各级人大要牢记使命,恪尽职守,义不容辞地担负起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神圣使命,理直气壮地代表人民群众依法行使好重大事项决定权.     

简论完善地方人大监督程序立法的若干问题

一、完善地方人大监督程序的必要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依照先法和法律的规定,认真行使监督权,逐步建立和健全了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机制,有效地保障了宪法和法律的贯彻实施,保障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顺利进行,保障了公民的合法权利。几年来,各地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采用并创造出多种行     

对全国人大专属立法权的理论思考

立法法是规范立法活动的基本法。其中 ,科学、合理地划分各个立法主体的立法权限范围 ,是立法法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根据宪法的规定 ,我国的立法体制是统一的 ,又是分层的。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 ;国务院可以根据宪法和法律 ,制定行政法规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 ,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 ;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可以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在这种立法体制下 ,划分立法权限 ,集中在两个问题上 ,一是要划分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的立法权限 ,其中主要是全国人大与国务院的立法权限 ;二是划…     

论地方事务设定的合法性要件

针对地方事务的初次分配(设定),长期由国务院等中央行政机关负责的实践传统不能取代有限制性规定的现行法律。按照这些合法性要件,在设定主体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经授权的国务院有权设定地方事务。同时,为适应综合治理的需求,1985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授权决定应及时增补其他领域。在规范形式上,只有宪法、法律与依行政法规程序制定的暂行规定或条例可以胜任;并且要以宪法为依据,以法律为主体,提高人大立法的比重,控制授权立法。在制修程序上,代表团得充分行使提案权,为地方事务的设定发声;“中央和地方协商办事”的治理原则须转化为法定程序,以便地方意见的收集。     

紧急状态的宪法实施机制与完善路径

我国宪法紧急状态确立了立法机关保留、法律优先原则、要式职权行为、比例原则等法定实施标准,但在实践中,由于《传染病防治法》等单行立法包含了事实上的紧急状态非常措施,且专门的紧急状态法缺位,导致国家决定和宣布紧急状态面临困难,紧急状态下应当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另行规定的非常措施缺失,基层实践中出现以应急状态之名行紧急状态之实的争议。完善国家非常状态法治建设,关键是加强紧急状态的宪法实施工作,当前,紧急状态立法应遵循上位法、关系法、平衡法的原则,宜采取一般法与单行法相结合的渐进模式。紧急状态宪法实施需规范行政职权行为,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另行规定"、法律监督、执法检查、答复法律询问等职权。     

论立法体制的完善

推进科学立法,关键是完善立法体制.在职权立法体制中,应明确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人大与人大常委会之间、权力机关上下级之间和行政机关上下级之间立法职权的划分.在授权立法体制中,应明晰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全国人大授权经济特区所在地的省、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经济特区法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暂时调整...     

对中国立法权设置的反思——以几个法律文本为考察中心

通过对现行《宪法》,以及《立法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民族区域自治法》文本的考察发现,我国现行宪法和法律关于地方性法规制定权、自治法规制定权、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制定权的规定并不一致。导致这种不一致的原因,最为浅显的是立法者（以及修宪者）在制定法律性文件时没能与其他法律性文件相协调;更为深层的原因则根植于两种错误观念中：一是误解了人民权利的正当性基础与国家权力（包括法律性文件制定权）合法性来源的差异,二是混淆了《宪法》和法律在规范国家权力中的不同作用。     

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法律统一解释体制构建

1982年《宪法》明确赋予了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法律解释权、法律修改权与非基本法律制定权.2000年《立法法》进一步明确了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法律解释程序.从2000年开始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充分地行使了法律解释权,针对《刑法》共颁布了九个立法解释,由此也引发了刑法立法解释与刑法司法解释如何区分,是否有独立存在意义的争议.通过对刑法立法解释的实证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全国人大常务委会法律解释体制的特征不在于其解释方法的特殊性,而是其特殊的法律统一解释功能.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逐步完备之后,如何保障法律体系内部的协调,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任务.全国人大常务委会法律解释体制应承担此重要的功能,这既是1982年《宪法》所赋予的权力,也是构建宪政国家不可或缺的环节.应基于这种法律统一解释功能来构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的法律解释程序.     

省级人大常委会参与合宪性审查的空间和机制

省级人大常委会参与合宪性审查,对推进我国合宪性审查工作体系化具有重要作用.自地方扩容立法以来,地方立法主体“数量多、能力低”的现状、地方立法的本土化趋向和宪法变迁共同增加了地方规范性文件的违反宪性风险.而现有的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因其固有体系缺陷,不足以促进合宪性审查的有效实现.在实定法层面,《宪法》《立法法》等相关...     

60年60部重要法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12月）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庄严通过中国现行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现行宪法首先以序言的形式记载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革命的历程,记述20世纪中国所发生的伟大历史变革,     

符合法律的宪法解释与宪法发展

符合法律的宪法解释是在宪法有复数解释时以法律为准据而选择宪法解释的方法,与合宪性解释的方向恰恰相反。在我国宪法实践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曾经将《宪法》第40条上的公安机关解释为涵盖国家安全机关,这是较为典型的符合法律的宪法解释。从理论上说,为化解违宪疑虑,也可以通过这种解释方法将《宪法》第40条上的通信解释为排除通讯记录,而将检察机关解释为涵盖监察机关在内。与合宪性解释不同的是,符合法律的宪法解释属于逆向的"以宪就法",因此通过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须接受宪法上的再审查。这种解释方法既能维持宪法的最高性,恪守宪法与法律之间的界分,同时又能容纳宪法含义新的发展。     

从宪法到普通法:法律文本里的地方立法权流变考

地方立法权的存在和运用必须有明确的宪法、法律依据,此乃法治之基本要求。而根据我国《宪法》之规定,除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享有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制定权外,仅授予省、直辖市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地方性法规制定权。其他地方国家政权机关,包括自治区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及"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地方性法规制定权、地方人民政府的规章制定权等,则是分别通过《地方组织法》、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的相关授权决定的方式所获得的,并最终为《立法法》所确认。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宪法实施中的创制行为及其界限——以“辽宁贿选案”为例

“辽宁贿选案”发生后,该省人大常委会无法正常开会履职。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成立辽宁省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筹备组,代行该省人大常委会的部分职权。这被认为是宪法上的创制性安排。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创制超出了宪法文本,不是宪法解释行为,也不是宪法续造行为,而是宪法建造行为。政治主体在面对宪法僵局时主动实施宪法,建造出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具体内容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新内涵,有效解决僵局并发展宪法。这并非孤例。全国人大常委会还曾在“总理辞职案”中进行过创制。创制需要符合一定的条件,前提是出现了必须创制的环境、没有可直接适用的宪法规则,方法是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政治选择,形式是发布决定而非立法。创制具有宪法法律界限和合理性界限。政治主体要选择恰当的宪法原则和制度进行创制,所创制的内容要符合比例原则。创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掌握的一种新宪法工具,表明我国宪法实施具有政治主体与宪法互动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