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产业链视角下中俄贸易合作的特征与前景

在全球贸易网络演变背景下,中国从亚太区域集团的外围成长为亚洲产业链的枢纽,俄罗斯则从相对独立的贸易模块到逐步形成“链接”欧亚的产业链格局。从价值链地位看,中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下游,出口中包含一定的国外增加值,而俄罗斯主要出口石油、木材等原材料,位于价值链的相对上游,其部分增加值包含于下游国家的出口中。中俄产业链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增加值贸易分析表明：近十多年来,中国出口和最终需求的国内增加值占比均有所提升,且对俄罗斯的增加值依赖较传统贸易指标提高;俄罗斯对外增加值依赖始终较高,且主要表现为对欧洲和中国的增加值依赖。当前,中俄贸易合作面临疫情冲击、地缘政治冲突及全球环境政策的三重影响,这些因素为中俄贸易合作带来机遇和挑战。预计中俄贸易将在逆境中曲折前行。     

中美贸易争端对东亚经济体的影响——基于中国出口增加值的研究

本文基于双边贸易出口增加值的分解方法,利用对外经贸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提供的数据,分析了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增加值的变化趋势,并探讨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第三国增加值的作用。研究表明,1995～2017年间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来自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增加值呈现出先快速上升、后逐渐下降并趋于稳定的态势,同时亚洲经济体出口到美国的中国增加值要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增加值,表明中国不仅已经开始进行产业转移,而且对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产业的影响要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其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国通过承接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的产业转移日益融入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并在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二是随着中国自身经济实力的增强,对其他亚洲国家的产业转移日显重要。因此,中美贸易争端将会给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但所谓的全球产业链重构或者"去中国化"是不可能的。     

中美战略竞争与中国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路径——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

大国关系是国际格局的重要宏观影响因素，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保护主义盛行，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受其影响停滞不前，国际政治经济区域化趋势明显。中美关系进入全面战略竞争阶段，美国利用“离岸平衡”战略使亚洲地区合作处于离散、复合交织的状态，区域经济对外依赖始终较强，一体化发展远远不足。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下区域治理思想对当前区域化变革具有较强指导意义，其核心是大国驱动、多边合作以及完善的合作机制等。全球价值链区域化是经济区域化发展的核心表现。亚洲价值链区域化发展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大国作用缺位和机制不完善。当前亚洲国家对中国经济依赖日益提升，中国应依托自身对全球及区域治理影响，以及强大的市场优势，主动引领亚洲区域一体化，发挥大国对价值链生产端和消费端的驱动以及推进区域合作机制完善等作用，加快提升区域价值链的自主能力，不断深化区域一体化进程。     

是共赢不是依赖——试析韩国对华投资与贸易的新特征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中韩建交加快了韩国对华投资和贸易的速度,之后的1997年亚洲货币危机时期,中国为稳定亚洲货币而展现出的高度责任感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进一步加大了其规模。在投资引导下,贸易中严重偏于以原材料和零部件为主的结构特征,虽使韩连续保持巨额的对华贸易顺差,但也同时提高了和中国经济的联系程度。针对如何看待以对外投资刺激贸易从而带动经济的增长模式,笔者认为,投资国不应只顾虑到外来投资会提升受资国竞争实力、加深依赖甚至产生“飞镖效应”,而应从本国贸易顺差、产业结构升级乃至合作利益的角度出发,认识到这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共赢原则的必然选择。     

中美经贸关系分析

中美建交２０ 年来,两国的经贸关系有了迅速的发展,但也不时出现分歧和摩擦。目前影响两国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是,最惠国待遇问题、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以及贸易不平衡问题。中美经贸关系,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世界上增长强势国家与竞争强势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是世界上日趋开放的潜力最大的市场与最大的开放市场之间的经贸关系,加强经贸合作符合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     

中国对自由贸易区的政策设想及其 对亚洲其他国家的影响

自由贸易区(FTA)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发展自由贸易的新趋势。作为一个贸易大国, 中国非常重视同合适的国家建立FTA。多边贸易体制困境、经济的互补与合作、资源战略以及非经 济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将影响中国对FTA的政策取向。目前来看, 中国正大力推进并参与了双边 FTA的进程。中国对FTA的政策对亚洲其它国家的经济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 并且将极大地推动 亚洲区域经济合作。     

“中国—哥伦比亚自由贸易协定”研究

哥伦比亚是地理位置重要、经济增长具有潜力、看重与亚洲国家发展经贸关系的拉美大国。近年来,中国与哥伦比亚的经贸与政治关系发展良好,双边贸易和投资量增长迅速,从而对经贸制度环境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从中哥双方战略诉求、贸易与投资关系的潜力以及自由贸易区的福利效应等角度,深入而前瞻性地研究了中哥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基础条件。主要结论是,对于中国和哥伦比亚双方而言,中哥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不仅具有现实需求,更可获得经济上可预测的实际利益。中哥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战略布局具有较为重要的影响。     

美元本位制对中美经济关系的影响

美元本位制作为中美贸易—资金双循环机制的基础,印证了中美经济关系是"贸易国家"和"金融国家"之间的非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美元本位制对中美贸易失衡和金融失衡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表明,中美经济关系中存在非对称的"金融恐怖平衡"。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元和美元本位制的地位不仅没有被削弱,而且更加巩固;美元本位制仍将继续。中国必须在现行的政策框架下降低对美元本位制的依赖。为此,应加快完成从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向内外平衡的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和加快金融转型的进程。     

中美日三边经济关系：新世纪，新变化

进入新世纪头10年，中美日三边经济关系随着中美日三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实力对比关系的改变而出现了显著变化，即：中国的地位快速提升，而日本的地位明显下降，美国的地位虽有下降但依旧十分重要。分别从中美日三个国家的视角审视三边关系，则主要表现为：中国从倚重日本转变为倚重美国，美国从美日经济摩擦转变为美中摩擦，而日本则从对美依赖转为对华依赖。这种变化将构成新世纪全球经济格局和大国经济关系调整的重要动向。     

亚洲的安全困境与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建设

亚洲区域缺少涵盖整个亚洲地区的集体安全体系是导致这个区域时常出现不安全状态的根本原因，特别是中国逐渐崛起，美国日渐衰弱，成为（或被认为）亚洲区域的不安全因素。要实现亚洲的长久和平，亚洲需要一个包括中国、美国和众多亚洲中小国家在内的多边集体安全体系，而不是如目前东盟或东盟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安全对话这种次区域合作机制，也不是某些人的所谓中美G2机制．更不是冷战产物美日、美韩式的安全同盟。这个体系必须是包括安全、经贸、政治和外交等多方面有利于所有成员国的体系．其中虽难免存在大国主导权之争，但这种竞争不仅要受到大国之间互相制约，同时要受到众多中小国家的集体制约。     

TPP机制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兼容性分析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外交战略与经济利益并重的复合型大国关系。在外交战略层面,TPP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但二者并不必然相互抵触,这主要取决于四重因素:统一的亚太区域合作制度平台;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多重FTA体系;RCEP与TPP的关系;中美经贸关系的现实条件。在贸易与投资层面,对比中国和日、加、墨等TPP谈判方的对美贸易与投资情况,TPP对中美贸易与投资关系的负面影响十分有限。在亚太区域统一多边合作机制,中国与亚太各经济体之间的多重FTA体系,中美双边合作机制的三重保障下,TPP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将呈现较大的兼容性。     

经济重心回归亚洲 携力实现共同复兴

世界经济重心回归亚洲，亚洲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区域贸易和投资市场。虽然世界权力中心仍在西方，但是，亚洲存在广阔的商机和巨大的盈利空间，因此，亚洲正在成为大国博弈的主要舞台，亚洲国家要高度警惕外来大国的挑拨和利用，妥善解决国家间的分歧或争端，发扬亚洲精神，实现共同复兴。     

中美经济贸易关系：反思与展望

导致当前中美经济贸易摩擦加剧的根本原因，从宏观层面看，是中国经济的崛起；从中观和微观层面看，是中国的某些产业部门在劳动力和资源价格上发挥了充分的比较优势。由于美国的贸易逆差是不可持续的，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扩张也是不可持续的；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将成为未来中美经济贸易摩擦的焦点，从而制约双边经济贸易关系的顺利发展。为此，应重新思考对美贸易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不能过度依赖对美贸易顺差，而应该及时调整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坚持以扩大内需与外贸增长同时并举。     

中印双边贸易增长因素研究——基于CMS模型的实证分析

中国和印度贸易在双方经济交往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本文选取2000-2011年贸易数据,运用恒定市场份额模型(CMS)对中印双边总体贸易及细分产品贸易分解双边贸易增长因素。结果显示:第一,规模效应始终是促进双边贸易增长的主导因素;第二,中国对印度出口增长的规模效应表现在工业制成品或半成品,初级产品的竞争效应愈加显著;第三,反观印度,对中国出口增长的规模效应则更多是在初级产品,竞争制约效应凸显;工业制成品的竞争促进作用提升。调整贸易结构、适应双方进口需求变化是提升出口产品竞争质量、扩大双边贸易发展规模的重要手段。此外,中印FTA战略应提上日程,积极构建经济一体化合作机制。     

印俄高度军备依赖关系生成机制探究

依赖关系可以出现从轻微依赖、中度依赖到高度依赖等不同程度的情景，是否存在供求关系、是否涉及关键资源、能否承担转换成本是判断国家间依赖程度高低的三个标准。印度和俄罗斯之间的军备合作达到了一种高度依赖的关系，这种关系并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伴随着俄罗斯作为资源供应国采取的主动锁定策略生成并得到强化。通过“展示—供应—刺激—捆绑”这一系列主动锁定策略，俄罗斯逐步强化了印度对其军备供应的高度依赖，也使其国防发展模式和作战理念深深烙上了俄罗斯的印记。在军备依赖的强化过程中，印俄关系得到积极巩固和深入发展，但印度的战略灵活性也同时受到了损害，使印度处于机会主义风险中。当前印俄军备贸易过程中的摩擦、国际军备出口市场竞争的加剧、美印军事关系的发展等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印俄锁定依赖的稳定性。     

中非关系有利提升非洲国际地位

中非关系的发展在政治、经济上提升了非洲的能力和地位,同时也在不同程度和意义上刺激和带动了西方国家和其他地区国家重视和发展对非关系。从基本层面看,中非关系对非洲国际地位的提升有三个直接原因：一是作为发展速度最快的新兴经济体、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国对非洲国家诉求和利益的一贯重视及双方间的互动;二是中国因素刺激大国在非洲竞争,在客观上提升了非洲地位;三是西方对中非关系的无端苛责客观上形成某种“炒作效应”,反而提升了中国与非洲的国际影响力。中非互为推动,从而实现了互利共赢。     

中国大豆与玉米进出口贸易的“大国效应”分析

近年来,国际粮食价格的大幅波动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研究中国粮食进出口贸易对世界粮食市场价格的影响,并针对中国粮食贸易的大国效应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本文以大豆和玉米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探究了中国大豆进口和玉米出口贸易与国际市场价格之间的关系,认为2000～2008年期间中国大豆进口贸易以及1991～1997和2004～2008年期间玉米出口贸易存在着大国效应.     

新时期中美关系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由于崛起中的中国身份和利益出现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以及中美两国受第三国的影响和牵制,两国国内都有声音认为,中美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对抗。本文认为,中美两国合作的利益基础依然牢固,合作意愿依然存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仍然是中美两国最正确的可能选择。     

《美墨加协定》对全球经贸格局的影响:北美区域价值链的视角

本文从北美区域价值链的角度分析了《美墨加协定》条款对全球贸易格局可能产生的影响,并使用GTAP模型模拟了该协定对各国经济增长的冲击。文章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北美区域价值链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生产网络,与区域外国家的贸易和产业关联程度低于区域内国家,原产地要求提高可能对部分区域外国家的汽车产业及巴西钢铁行业造成一定的负向冲击;第二,从区域价值链参与程度和地位指数来看,墨西哥更适合发展制造业,提高原产地要求违背了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理论,可能带来北美区域价值链的重构效应、贸易转移效应和投资转移效应;第三,非市场经济条款将对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自贸区谈判产生障碍,并且可能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自贸区谈判的范本;第四,从GTAP模拟结果看,协定签订对美国GDP存在正向促进作用,中国积极融入区域贸易组织能够避免其负向冲击,但该协定也会对中国加入亚太自贸区产生阻碍。中国应积极加入世贸组织改革的进程,积极推动自贸区谈判,反对歧视性贸易做法。     

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矛盾：演变与逻辑

近年来,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矛盾持续发酵,逐渐形成安全利益、理念和地区安全秩序构想的全面对立态势,成为影响中美和平共处的重要因素。秩序疑虑与热点问题的对立是中美在亚太地区安全矛盾的主要表现。中美亚太安全矛盾的全方位突显,根本上源于两国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权力转移态势,是中美总体力量差距背景下局部力量平衡的表现。这种力量平衡表现为:中国作为地区经济中心与美国作为地区安全中心的“二元结构平衡”;中国作为陆权大国与美国作为海权大国的“陆海权力平衡”;在中国近海区域,中美权力均衡态势初步形成。在此过程中,中美对既有安全矛盾管理的失效以及彼此安全威胁认知的反复塑造,客观上增强了矛盾对立的烈度,安全困境逐步形成。随着权力消长和政策互动,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困境,逐步呈现出从经典安全困境转向“国家引导型的安全困境”加剧的趋势。未来,中美亚太安全矛盾仍然会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影响,而经济相互依存趋势、技术发展引发的军事威慑变化、意识形态竞争以及非传统安全合作等因素,则将决定既有安全矛盾是否会走向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