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完善对虐待儿童行为的司法干预机制——以英国1989年儿童法为例

儿童是社会的未来，同时也是柔弱而需要保护的。因此我国《宪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都规定不得虐待儿童，《刑法》也设定了虐待罪。但是，这对保护儿童免受虐待是远远不够的。认识国外干预虐待儿童行为的方式，有助于思考我国如何针对儿童虐待行为建立和完善儿童权利干预和救济机制。     

谈谈虐待罪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虐待罪的定罪界限按照我国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的规定,只有“情节恶劣”的虐待行为才能构成虐待罪。一般的虐待行为,如家庭成员间轻微的打骂、偶尔的冻饿、生活上不够关心爱护等等,是不能构成虐待罪的。虐待行为是否情节恶劣,是罪与非罪的原则界限。但是在如何认定某一虐待行为是否情节恶劣上,刑法并没有统一的规定。因此,对虐待罪的定罪界限进行探讨,使之形成一个大致统一的标     

关于刑法确立性虐待罪之研究

性虐待是指为获得性满足而实施的对他人或自已的肉体折磨和精神虐待的一种行为。性虐待犯罪是我国新出现的一类犯罪行为,我国刑法对此犯罪尚无专门罪名对其规制。性虐待犯罪与我国《刑法》所规定的虐待罪、强奸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猥亵儿童罪、故意伤害罪等罪名有着相关的联系,但在犯罪构成要件和犯罪特征上也有诸多不同。笔者从我国法律保护公民人身权利,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建议我国《刑法》设立性虐待罪。     

如何完善对虐待儿童行为的司法干预机制——以英国1989年儿童法为例

儿童是社会的未来,同时也是柔弱而需要保护的。因此我国《宪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都规定不得虐待儿童,《刑法》也设定了虐待罪。但是,这对保护儿童免受虐待是远远不够的。认识国外干预虐待儿童行为的方式,有助于思考我国如何针对儿童虐待行为建立和完善儿童权利干预和救济机制。     

关于酷刑罪的思考

酷刑罪是国际公约所禁止的一种犯罪。它有着特定的界定与构成要件。我国刑法虽然没有规定酷刑罪的罪名,但就属于酷刑罪的一些行为作出了罪刑规定。     

浙江温岭虐童案定性的思考

本文案例启示:浙江温岭虐童案中幼儿教师虐童的行为不构成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侮辱罪或虐待罪。由于现行刑法没有规定相关的虐童犯罪行为,使得虐童行为不能得到应有的惩罚。要解决这一问题,较为可行的办法不是在刑法中增设"虐待儿童罪",而是应对虐待罪的立法予以完善,并将此类行为纳入虐待罪进行规制。     

治安管理活动中的立法思考

当前，公安人员在治安管理活动中，对被讯问人进行刑讯的现象屡有发生，但《刑法》上对此却没有明确的规定，给司法实践对该种行为性质的认定和处理带来很大困难，亟待从立法上加以明确。一，对治安管理活动中的刑讯行为在适用刑法上存在立法盲区公安人员在治安管理活动中，对被讯问人进行刑讯的行为，在《刑法》修订前一直按刑讯逼供罪有关规定衡罪量刑。但由于修订后的《刑法》对刑讯逼供罪的构成作了修改，继续适用该罪名，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难免过于牵强。《刑法》第２４７条规定的刑讯逼供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浅论虐待被监管人罪的法益保护

虐待被监管人罪是修正前后的《刑法》均规定的犯罪，但前后《刑法》对该罪保护的价值取向不完全相同，修正后的刑法还适用了刑法上的法律拟制，法条中还存在注意规定，值得研究探讨。     

关于虐待罪立法完善问题的研讨——兼论虐童行为的犯罪化

我国现行刑法关于虐待罪的规定难以适应社会生活的发展,有必要对虐待罪的立法完善问题进行探讨。虐待罪的主体范围应有所扩大,将"对被虐待人负有照顾、保护或者负有指导、教育责任的人"都包括在内;虐待罪中的"情节恶劣"在区分罪与非罪时起着重要作用,应作为此罪的构成要件;可适当加重虐待罪的法定刑。虐童行为的犯罪化可以通过对虐待罪的修改得以实现,应将虐待儿童的行为单独列为一款,从重处罚。     

破坏珍贵、濒危动物资源犯罪立法亟需完善

年初以来，大学生刘某“伤熊事件”引起社会各界与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焦点之一就在于对刘某“伤熊”行为在适用刑法上发生困难，认定故意伤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没有刑法依据，认定故意毁坏财物罪缺乏司法解释，不予刑事追究又使这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这说明我国刑法对珍贵、濒危动物的保护还存在漏洞。我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了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以下简称“前一罪”）；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了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     

监管人员职务犯罪立法上的疏漏及完善

高法《关于执行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和高检《关于适用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的罪名的意见》均将刑法第248规定的名称确定为虐待被监管人罪。“六部委”《关于刑诉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第2条同时规定虐待被监管人罪由人民检察院管辖。笔者认为,立法者之所以把虐待被监管人罪同《刑法》第260     

论虐待行为的刑法控制——以教师虐童案为视角

目前,虐待行为不断出现,特别是教师对未成年学生的虐待问题日益严峻,危害巨大。但是我国刑法中关于虐待罪的界定过于狭窄,其他法律也没有明确的立法来规制教师的虐待行为。因此,在我国刑法中设立虐童罪,并不断完善其他法律配套机制的构建是十分必要的。     

投机倒把罪:一个口袋罪的死与生

投机倒把罪属于经济犯罪,而经济犯罪与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存在密切的关联性。从1949年到1979年,我国没有制定《刑法》,但在有关政策和规范性文件中,却对投机倒把罪做了规定,成为当时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惩治破坏计划经济体制的投机倒把行为的主要根据。我国1979年《刑法》规定了投机倒把罪,但对投机倒把行为没有具体规定,主要是通过司法解释进行规定,因而投机倒把罪具有口袋罪的特征。随着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投机倒把罪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1997年《刑法》废除了投机倒把罪,代之以非法经营罪。非法经营罪仍然保留了口袋罪的特征,利用《刑法》第225条第4款关于其他非法经营行为的兜底规定,我国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不断扩张非法经营罪的范围。从投机倒把罪到非法经营罪的罪名演变,可以视为是我国《刑法》70年历史变迁的一个缩影。     

挪用公款行为中的紧急避险之实证分析

行为人的一行为如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规定的关于挪用公款罪的全部构成要件，即可按规定对该行为人定挪用公款罪并处以一定的刑罚。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对犯罪既遂和紧急避险等概念的不同认识，有时候行为人虽然做出了挪用公款的行为，但可能是出于紧急避险而为之。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行为人做出了该行为，也不构成挪用公款罪，可视为紧急避险。本文正是基于这一情况下对挪用公款行为中的紧急避险，以及行为人在特殊情况下的心理意志以一个案例作一些浅显的探讨。     

论网络淫秽电子信息涉罪的刑法完善

我国刑法对网络淫秽电子信息涉罪行为没有明确规定,但《刑法》第363条和364条对淫秽物品犯罪作出了规定,《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三个关于网络信息的犯罪,其中涉及发布网络淫秽电子信息的涉罪行为,在立法解释及相关法律中也有关于淫秽物品犯罪的规定。"两高"在2004年和2010年分别发布了两个司法解释,对网络淫秽电子信息涉罪行为进行规定。文章认为,在刑法上,我国存在对淫秽电子信息规制范围过窄、传播淫秽电子信息行为定罪标准不明以及对未成年人保护欠完善等问题,因此,应扩大刑法保护范围,进一步明确传播淫秽电子信息行为的定罪标准及加强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刑事立法。     

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中内幕信息非公开性标准探析

内幕信息界定是认定某交易行为是否构成刑法第180条关于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关键,虽然《刑法修正案七》于2009年对《刑法》第180条进行了修订,但修订后的刑法中关于此罪的规定很少适用,这与日益严重的证券犯罪现实形成鲜明对比。造成这一原因在于刑法依托的法律、行政法规对内幕信息的认定标准上存在缺陷,本文试借鉴英美法的理论,立足我国现行立法的规定,对内幕信息中的非公开性标准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关建议。     

中国内地刑法与澳门刑法中罪数形态比较研究

罪数，指犯罪的个数或单复即一罪与数罪。罪数形态，指表现为一罪或数罪的各种类型化的犯罪形态。确定一罪与数罪的区分和某些罪数形态的特征，进而确定各种不同罪数形态的处理原则，对刑事审判的定罪和量刑具有重要意义。因而许多国家和地区在刑法典中明文规定了某些罪数形态和处罚原则，《澳门刑法典》也有这方面的规定。我国内地刑法理论对此虽然作了深入的研究，但在内地刑法中的规定却较简单。将我国内地刑法与澳门刑法关于罪数形态的规定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促进我国罪数理论的发展。考虑到《澳门刑法典》总则有关于罪数形态的专门规…     

徇私舞弊罪应当单独设立

徇私舞弊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不履职或不正确履职,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我国《刑法》虽然没有规定徇私舞弊罪,但规定了很多徇私舞弊型犯罪,这些犯罪既不同于滥用职权,又不是玩忽职守,而是一种新的犯罪行为。立法单独设立徇私舞弊罪,既符合法理,也有利于指导司法实践。     

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罪行为方式之解读

虽然《刑法》对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罪的行为方式作了罗列式的规定,但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部门对这些行为方式具体内容的认识存在很大的分歧。依据刑法原理并结合证券、期货犯罪的特点,正确解读《刑法》所规定的有关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罪的四种行为方式的具体内容,对于目前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操纵证券、期货价格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探析

个人信息对个人生活和发展有重要意义，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个人信息流动为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福祉，但也使个人信息容易被侵犯，我国刑法将侵犯个人信息的行为入罪化。本文对首先探讨侵犯个人信息行为入罪化的理由，指出我国现行刑法规定还存在不足，并提出了完善我国刑法规定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