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加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若干思考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新时期,在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应高度警惕执政合法性的损耗,通过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社会化功能、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努力实践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保持执政党的先进性等路径来加强执政合法性。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党执政合法性基础性资源的转换

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性资源正由意识形态主导型、领袖魅力主导型、经济绩效主导型向社会状态和谐主导型转换。构建和谐社会作为新的合法性基础性资源既符合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更符合巩固党执政合法性的内在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民主法治的制度保障，需要公平正义的道德基础，更需要落实科学发展观来实现。     

依法执政是新时期维护党的执政合法性的形式要件

政治合法性是执政党具备执政资格和平稳执政的前提,而执政党要获得政治合法性必须同时具备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使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有了保证,同时,也使其具备了执政合法性的实质要作,而依法执政的执政方式使党在新时期获得执政合法性有了可靠的形式保障。因此,新时期维护党的执政合法性必须严格依法执政,实现党的执政行为的法治化,尤其是要正确处理好党法关系和党政关系。     

执政合法性的三维解析

孙肖远在《江海学刊》2010年第5期撰文认为,执政合法性与执政党所秉承的执政逻辑、倡导的执政伦理以及对执政规律的遵循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决定执政党长期执政的重要因素。中国共产党在由革命逻辑向执政逻辑转换的过程中,通过增强执政合理性来提高执政有效性,使执政的价值追求与执政实践相耦合、执政理念的正当性与执政行为的正义性相统一、执政绩效的提高与执政的合规律性相一致,不断获取执政合法性资源,巩固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从而实现长期执政的目标。     

执政合法性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和构建和谐社会面临着各种新的挑战。为此,中国共产党必须转变执政理念,大力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增强执政合法性基础,增进社会和谐因素,巩固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     

中国共产党有效执政的基础、挑战及路径依赖

执政党的有效执政,最根本的是要有效地规范、利用和分配好自身的执政资源,这是提升其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要实现有效执政,虽有其一定的基础和源泉,但也面临着严重的挑战。整合好执政资源,是中国共产党实现有效执政的价值选择。     

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拓展执政合法性资源

合法性问题,是关系执政党能否继续执政的根本性问题.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源于军事合法性,领袖魅力合法性,意识形态合法性以及发展业绩合法性等若干方面.新世纪新阶段,面对新形势新问题,必须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积极拓展执政合法性资源,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的历史考察

执政合法性资源的获取就是执政合法性的建立过程,任何政党要想长久地保持执政地位,都必须不断积累执政合法性资源。从建国到今天,中国共产党经历了执政合法性资源以意识形态为主导、以经济绩效为中心、以科学发展为主导的三个历史时期。新时期面对来自意识形态领域、社会矛盾和党风建设的挑战,应当贯彻科学发展和民生绩效的执政理念,巩固党执政合法性的群众基础;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积累党执政合法性的思想资源;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党执政合法性的制度资源。     

论执政党的合法性之源

现代政治系统的合法性论证是任何一个执政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必定面临的紧迫问题。世界上许多长期执政的大党之所以纷纷下台与它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忽视合法性论证或采取错误的合法性论证相关。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在执政党的合法性论证方面的理论创新大大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论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直接目的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执政地位的实质是执政合法性问题.执政党丧失政权的根本原因在于发生了执政的合法性危机,使党失去了执政的社会基础.本文从理论上探讨了执政合法性的表现形式及其相互关系,提出政党的执政地位应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和支持.一个政党执政的社会基础越广泛,其执政的合法性就越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的概念诠释

历史决定论的理解模式、历史主体本身的不成熟以及历史主体与实践主体的混同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被遮蔽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的主体性和马克思主义主体的历史性之间是一种逻辑互动的关系,前者是实现后者的力量源泉,而后者则是彰显前者的基础和保障;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主体有三种存在样态.即知性存在样态、意义存在样态和实残存在样态.     

行政三分制的行政法治契合

《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方案》的出台，标志着“行政三分制”这一新型行政管理模式的付诸实践。行政三分制在彰显其制度创新优势的同时，也面临着行政法治契舍的难题，而这则关系到行政体制改革的成败。     

浅析共同贪污犯罪数额的计算

贪污犯罪数额的大小,是惩治贪污犯罪的主要依据。在共同犯罪中,犯罪行为人贪污数额的认定相当复杂,既有共同贪污的数额,又有各人分赃所得的数额,还有因贪污的停止形态而未实际获取财产等情形。关于共同贪污犯罪行为人数额的认定,理论界存在着“分赃数额说”、“参与数额说”和“犯罪总额说”等不同的学说。笔者更倾向于“犯罪总额说”。     

论业主委员会的制度建设

业主委员会是城市住房私有化的必然产物,也是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制度支撑.由于政府管理部门、居民委员会、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业主之间利益关系复杂,现行法律法规对有关规定的不完善,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行为失当,业主普遍缺乏公民意识和责任意识,业主委员会在筹备设立和实际运行方面都存在诸多的问题.我国应尽快出台<业主委员会法>,明确规定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规范业主委员会各项基本制度;并且进一步调整完善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与业主自治的关系,在物权法中明确居民的房屋物权;健全行政程序的有关制度.     

我国物权法中所有人抵押制度构建

所有人抵押是指所有人于自己所有物上存在的抵押权 ,是一种特殊的抵押权。确立所有人抵押制度可以防止后次序抵押权人获取不当得利 ,保护抵押物所有人的利益 ,有利于所有人进行融资 ,节省交易手续和费用 ,促进商品流通。我国《担保法》没有规定所有人抵押 ,可借鉴其他国家、地区的做法 ,从所有人抵押的思路选择、成立、变动等方面入手对此制度作出具体设计。     

茂名市电白区中学生毒品认知情况调查研究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茂名市电白区中学生对传统类毒品的认知程度较高,对常见的合成类毒品有一定的了解,对伪装类毒品认知较低;当地学校开展毒品预防宣传教育频率不高,方法缺乏创新,体系不健全等。对此,应加强对伪装类、液态类毒品的宣传;在宣传方式上要注意创新,应结合青少年规律特点,构建信息传播新平台;学校应从长远的角度出发建立健全毒品预防宣传教育工作体系。     

谈谈劳动价值概念的再扩展

我国现阶段各种合法职业劳动者的劳动都创造价值。这里的价值是指凝结在社会产品、服务 (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 )中的一般人类劳动 ,它体现劳动者对社会财富 (物质的、精神的 )增长乃至社会进步做出的贡献。在新时代 ,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概念作进一步的扩展是必要的。一种劳动只要它是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或环节 ,那么 ,无论它的直接成果是否成为商品 ,都是创造价值的。在我国现阶段 ,政府作为国家机器的职能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化 ,更多地从阶级统治转向发展经济 ,它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和调控作用不可或缺且十分巨大 ,因而也是创造价值的。     

浅析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

不作为犯罪是我国刑事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作为犯罪一样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研究不作为犯罪,首先要明确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是不作为犯罪的核心问题,它包括四个方面: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职务或业务上要求的义务以及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除此之外,道德义务不应成为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     

监狱罪犯离监探亲问题探析

监狱罪犯离监探亲是法律规定的一项有利于监狱罪犯再社会化的刑事政策,专门系统地探讨这个问题具有重要价值。现行离监狱探亲制度在《监狱法》、司法部规定和监狱实践三个层面均面临诸多问题,因此,在对策方面,基于对监狱离监探亲决定权的行政执法权属性分析,从法律上赋予罪犯法定离监探亲权,要从《监狱法》及司法部的规定上加以完善,还要解决监狱办理上面临的实际困难,以促使这项制度得到常态化落实,促进罪犯改造和再社会化。     

论虚假诉讼罪中的“捏造事实”

鉴于法条和司法解释内容规定的不明确性和不完整性,需要对虚假诉讼罪中"捏造事实"的含义进行进一步解释。虚假诉讼罪是单一行为犯,利用他人捏造的事实提起诉讼的,也构成虚假诉讼罪。篡改部分民事法律事实提起民事诉讼也属于虚假诉讼罪中的"捏造",成立虚假诉讼罪。虚假诉讼罪的行为方式不包括不作为,隐瞒他人已经偿还债务的事实依然进行民事诉讼的,是积极地虚构事实,理应认定为"捏造事实"。若捏造的事实不会影响法院的公正裁决,不能定性为虚假诉讼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