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区时期中共执政合法性资源的开发及启示

陕甘宁边区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意识形态合法性资源、绩效合法性资源、法理型合法性资源的开发,得到边区群众广泛的认同和支持,巩固了陕甘宁边区政权。党在陕甘宁边区时期开发执政合法性资源的实践,对于今天保持党的先进性,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民生与民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条件下党的合法性基础转型

在现代社会,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主要是经济绩效、民主法治和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改革开放前的以意识形态为主、历史功绩和领袖个人魅力相结合的合法性基础,到改革开放后以经济绩效为主、民主法治和意识形态相结合的合法性基础,再到新世纪以来以人为本、民生与民主相结合的合法性基础。进入21世纪以来,以经济绩效为核心的政绩难以持久、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解释力面临考验,唯民生与民主的结合才能提供持久的合法性支持。因此,适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坚持以人为本,积极推进党的合法性基础向民生和民主相结合的方向转型是合理的必然趋势。     

意识形态与执政合法性的关联性研究

主流意识形态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资源,在执政合法性的资源中处于主导地位,所以主流意识形态地位是否稳固,关系到党执政的合法性根基。但是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受到了冲击,我们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不断创新动态发展的意识形态系统以夯实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执政合法性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法理合法性虽然是现代政治中执政党最强势的资源,但它在执政实践中已显露出局限。克服这些局限,需要从以法理合法性的一元为主走向绩效、法理和意识形态的多元整合,这一趋势在当代合法性理论的发展中已然显现。我国的政治理论传统和当代政治发展的现实,决定了构建党的执政台法性基础必须以多种执政资源整合为取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合法性意义就在于,它立足当代中国国情,把三种执政资源结合起来,反映了当代合法性理论发展的新趋向,实现了当代中国执政合法性理论的创新。     

论中共十六大以来开发执政资源的新探索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立足新的历史起点，在与时俱进地开发党的执政资源方面作出了卓有成效地探索，集中体现为：解放思想，创新执政的理论资源；科学发展，丰富执政的绩效资源；务实为民，增强执政的合法性资源；保持先进性，拓展党的组织资源。     

社会转型期党执政的合法性问题及重塑

政治合法性即民众对领导权和执政权的认可。总结各式各样的合法性理论得出政治合法性的三个来源 :绩效、意识形态和宪政民主。随着意识形态和绩效在党执政的合法性来源中地位的不断弱化 ,新时期党应在宪政民主的构建方面寻找新的合法性来源支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新时期党执政的合法性重塑作了新的合乎时代潮流的理论诠释和指导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党执政合法性基础性资源的转换

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性资源正由意识形态主导型、领袖魅力主导型、经济绩效主导型向社会状态和谐主导型转换。构建和谐社会作为新的合法性基础性资源既符合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更符合巩固党执政合法性的内在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民主法治的制度保障，需要公平正义的道德基础，更需要落实科学发展观来实现。     

历史虚无主义对主导意识形态的危害论析

历史虚无主义是意识形态领域特定的政治概念,与社会主义主导意识形态建设和发展有着密切关联。从我国主导意识形态演进和发展的历史轨迹来看,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同构成当前我国主导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从唯物史观考察,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错误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它带有明确的价值倾向和政治诉求,实质是要通过否定社会主义主导意识形态,动摇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消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阻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扭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而动摇党的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当前社会主义主导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对执政党的合法性具有重要作用,从唯物史观的视角,科学认清历史虚无主义对社会主义主导意识形态的危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试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中心的转换

从执政党的视角分析,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的执政合法性资源中心的再次转换。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中心经历了从意识形态到经济绩效再到社会状态的转换。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执政党应该着重解决好执政理念与执政方式、执政效率与执政公平、发展好与发展快的问题。     

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拓展执政合法性资源

合法性问题,是关系执政党能否继续执政的根本性问题.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源于军事合法性,领袖魅力合法性,意识形态合法性以及发展业绩合法性等若干方面.新世纪新阶段,面对新形势新问题,必须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积极拓展执政合法性资源,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合法性基础:从一元为主到多元整合

在现代政治理论中,意识形态、绩效和法理都曾分别成为执政合法性的主要基础。这种以一元为主的合法性基础不但在理论上显露出局限,而且在现代执政实践中也产生出许多弊端。当代合法性理论和执政实践的发展,要求合法性基础从一元为主走向多元整合。     

执政资源开发：提升执政能力的实现路径

我国现阶段党的执政资源流失、执政能力弱化主要表现在:合法性资源受到侵蚀,民众利益资源的获得出现障碍,主流意识形态资源的权威性明显弱化,开发和运用执政资源的经验不足。现阶段执政资源流失的原因主要在于,社会自主性缺失,执政理念缺失,执政资源的再生和扩充机制没有形成,执政资源的流向缺乏全程监控。以执政资源的开发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必须明确执政的历史方位,强化合法性基础,构建利益表达机制,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政治信任的构建与执政党公信力提升的路径选择

公共信任理论是公信力这一重要命题的直接理论来源。政治公信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核心价值,政治信任与执政党公信力密切相关。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主要包括意识形态、社会价值规范、执政绩效、制度规范与法则以及民主法治等方面。政党要赢得民众广泛而持久的认同与信任,必须善于开发其意识形态、权力配置、利益整合能力、施政有效性和制度建设等方面的合法性资源。政治信任的动态构建与执政党公信力提升的路径选择主要有：加强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和执政能力建设,社会资本与政府绩效的持续积累,民主政治与有限政府的运作,建设和完善公共权力的运行制度以及制度化不信任的规范体系。     

基层执政资源的整合与优化

当前党的基层执政资源面临缺失和流失的现实困境。整合与优化党的基层执政资源需要创造基层良绩,促进执政的有效性;需要扩展基层民主资源,生成执政的合法性;需要开拓基层社会资源,实现执政的和谐性;需要降低执政成本,提高执政效益,增进基层执政资源的积累,实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最优化。     

邓小平执政党权威建设的主要内容探析

政党权威是一个政权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邓小平执政党权威建设思想是邓小平党的建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必须巩固和加强党的权威建设,不断增强党的执政绩效,不断增强意识形态的理论感召力,树立良好的执政形象,加强法制建设。     

陈云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的修复与拓展

"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因此,任何一个政党取得执政地位,都必须拥有合法性基础,也需要不断地加强对合法性资源的维护与拓展."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党的执政合法性资源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破坏和危机.如何修复与拓展党的执政合法性资源,成为关系到党与国家生死存亡的根本性问题.陈云以强烈的事业心、高度的责任感,为修复和拓展党的执政合法性资源做出了重大贡献.     

努力推进新形势下县级机关绩效管理体系建设

建设机关绩效管理体系是我们党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民主建设的现实要求。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行政府绩效管理和行政问责制度,建立科学合理的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机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中共中央在"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也提出要加大促进科学发展重大部署的考评和问责力度,提出在各级党政机关建立机关绩效考评工作制度。2010年,国家设立专门机构——     

建国60年来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开发的阶段和特点

建国60年来,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外环境的不断变化,适时地进行党执政资源的转换与开发.分别经历了重点突出意识形态资源的开发、经济绩效资源的开发、更加注重群众资源的开发和社会资源的开发.从而使党执政资源得到不断的拓展,党的执政地位得到不断巩固.     

努力推进新形势下县级机关绩效管理体系建设

建设机关绩效管理体系是我们党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民主建设的现实要求。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行政府绩效管理和行政问责制度,建立科学合理的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机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中共中央在＂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也提出要加大促进科学发展重大部署的考评和问责力度,提出在各级党政机关建立机关绩效考评工作制度。2010年,国家设立专门机构——     

执政合法性与科学性视角下的政治竞争机制建设

提高执政合法性与科学性是我们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根本目标。加强政治竞争机制建设,必须 以提高党的执政合法性和科学性为出发点,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竞争机制;根据执政合法性与科学 性侧重点的不同,正确划分选举型的政治竞争机制和选拔型的政治竞争机制各自的适用范围;正确处理 竞争原则与党管干部原则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