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妥协: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推进社会前进的动力,除了斗争,还有理性妥协。理性妥协应成为社会共识和公共理性,成为化解社会冲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性选择。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体等各方治理主体的理性妥协和积极互动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理性妥协社会共识化和制度化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途径。     

政策网络:社区治理研究的新框架

政策网络作为对社区治理研究的新理解,主张充分重视政府之外的社区其他社会行动者的资源、能力和作用,利用多元的社会资源积聚新的社区治理能力,以满足社区多元化的社会主体的社会需求,从而避免社区治理过程中因政府能力的有限性而忽视其他社会主体能力的情形。社区的政策网络既能描述社区主体间的关系方式和实现形式,也能成为社区治理问题的分析框架、问题解决的路径及工具,为预测社区治理的良好结果或产出提供了科学理性的分析基础。政策网络途径是解决社区治理危机的新思路,它的基本要素、关系结构和主要功能等方面构成了社区治理研究的新框架。     

乡村治理中农民主体意识缺失的原因及其对策探讨

农民理所当然是乡村治理的主体,其主体身份确立的重要标志便是具有主体意识.农民主体意识的缺失严重影响着乡村治理的成效,文章在深入分析我国乡村治理中农民主体意识缺失的原因基础上,探讨了增强农民主体意识的现实之路.     

中国社会公共治理的变革逻辑与创新向度

公共部门治理改革和创新是公共管理学研究的永恒主题。社会公共治理过程中政策工具选择与运用所体现出的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制度理性三维向度,成为中国地方政府理解公共治理的改革思路、践行改革举措、创新治理模式的关键。当代公共治理的形成及其模式的嬗变是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和制度理性之间对立、竞争、互动和融合的结果。地方政府作为公共治理的主要实践者,其理性的治理改革举措将成为建构中国现代化治理模式的关键。因此,对社会公共治理的价值根源进行探究,分析中国社会公共治理变革的逻辑与理性认知,最后提出现代中国社会公共治理变革理性的调适与契合机制,以期达到公共治理理念和实践的有机糅合,从而寻求和设计更加精细化的治理改革路径。     

对公共治理理论的政治学解读

从政治学角度看,公共治理理论有三个层面的基础。公共治理的个人层面基础是个人自由,制度层面基础是有限政府,社会层面基础是公民社会。对于有着迥异于西方的传统、面临着不同于西方问题的中国来说,公共治理理论总体上不能移植,至少现在还不适合。     

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创新

<正>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社会治理和社会管理一字之差,差在哪儿?最大差别之一就是治理强调多元主体的参与。多元主体参与的基本模式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在这个模式下,社会组织如何参与社会治理呢?换句话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重点在哪里?第一,多元治理主体的培育,特别是社会组织的培育是社会治理的关键。北京清河社区的实验,最大问题是社会没有活力,老百姓不愿意参与     

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实现策略

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即公共危机治理主体由单一政府向政府、民间组织、企业、媒体、公民等多元化主体转变的动态化过程,它是对危机管理主体单一化的修正与超越。公共危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有赖于公共危机治理各主体通力协作,共同致力于预防、处理、消弭公共危机。实现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必须强化各主体参与和协作治理危机的意识,提升各主体参与和协作治理危机的能力,健全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外部机制。     

“差序—协同”:基层治理主体间关系的意涵与逻辑

基层治理主体间良性互动是构建基层治理新格局,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然而当前治理主体的关系互动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困境。从认知层面归因,关系互动困境源于主体认知偏误和关系认知偏误,由此导致对治理主体间关系的界定偏差。这种偏差包括界定内容不全面和界定所涵摄主体类型不完整两种情况。对此,可整合元治理、协同治理、网络化治理以及整体性治理理论的核心理念,以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为依据,萃取"差序"这一本土社会文化概念,将基层治理主体间关系界定为"差序—协同"关系,阐述其特征,诠释其生成互动逻辑,并提出相应实现机制。     

适配与嬗变:整体性治理中国化的行政伦理忖度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各种矛盾滋生并呈现出激化态势,我国正不断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步伐以解决当前困境。整体性治理作为西方社会新兴的一种政府治理模式,其所倡导的责任意识、注重公民需求导向的治理理念以及相应的治理策略对我国政府具有较大的借鉴价值。将整体性治理理论本土化必须考虑到本国国情,尤其是在行政伦理层面,包括与传统政治文化、制度体系现状、发展前景的适配性考量以及相应的嬗变路径研析。     

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模式及机制建构——以温州多中心治理模式为例

温州的第三部门力量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民间资源在社会治理中与政府形成了相对独立又相互合作的态势,形成了温州特色的多中心治理格局。对温州模式的剖析具有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机制构建的典型意义:在中国社会,国家与社会之间只能采取合作主义模式,以国家为主导,社会协同社会管理。其中,党委领导是根本,政府负责是前提,社会协同是依托,公众参与是基础。     

论社区警务与社区治理

面对日益复杂的公共事务和丰富多样的社会需要,政府作为惟一的治理主体显然难以适应,公共权力资源的配置应适当向社会和社区转移。社区警务战略推动了多元治理主体的出现,这使得社区内的各种团体、组织和个人成为社区警务更为广泛的力量。对社区警务而言,在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相结合的合作型治理结构下,政府仍在整个网络内居于主导地位,但在政府权威和社会自治团体分享社区治理过程中的公共权力时,必须重视相互之间的合作,各治理主体要通过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机制来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最终实现社区警务的各项目标。     

从管制到多元治理:社会管理模式的转换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社会管理模式的转换:由管制走向多元治理。原因有四:一是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催生了多元利益主体,奠定了多元主体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二是社会组织的崛起,使政府有了新的可信赖的合作伙伴;三是政府管理社会能力遭遇瓶颈;四是公民意识高涨,为公民参与社会管理提供了条件。具体路径为:明确政府权力边界,防止权力扩张侵蚀社会;积极培育社会组织,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鼓励公民参与社会治理,建立有利于发挥公民主体地位的机制与制度。     

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协同性

作为判断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重要标准的协同性，既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属性，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要求和达成善治目标的重要途径。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协同性的前提和基础在于既要通过民主建设增强治理体系的合法性，又要以法治手段保障治理体系的有效性；加强治理体系协同性的关键和突破口则在于构建多中心主体的国家治理结构，妥善处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在尊重彼此治理主体地位的同时，实现三者的新型协同互动。     

电子治理:让城市更有"韧性"

城市韧性主要是指城市在面对冲击时具有抗压、恢复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合格的韧性城市应该能够通过系统组成部分的优化、协调、再组织等吸收和适应灾害,从而使损失最小化,快速恢复至正常运行状态。韧性城市通常具备良好的城市治理能力,而电子治理使得治理在现代社会具备了更好的发展动力、实施基础和法治秩序,展示出重塑社会的强大功能与巨大潜力。电子治理的核心特征主要体现在:一是重视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将其作为电子治理最重要的技术基础;二是强调政府等公共部门与企业、社会的互动,更加注重政府活动和政策决策的民主性;三是电子治理的主要对象为社会公共事务,也就是关系到多个社会主体的事务。提升城市电子治理水平,可从多渠道及时公开信息、健全电子治理法律法规、建立互动性强的电子治理平台等方面着力。     

当前农村社会治理的四大挑战

<正>孙艳华刘湘辉在2014年8月20日《光明日报》上撰文指出,农村社会治理不仅是农村的问题,更关乎党在农村执政基础的巩固,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实践。只有对农村社会治理面临的挑战给予足够的重视、关注与应对,才能够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治理之路。实现农村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挑战。具体到农村社会治理而言,其治理主体必然包括基层政府、村民自治组织、农村社会组织和农民等。目前,农村社会治理从治理主体的角度来看,正处于单一化的困境与多元化的尴尬之中。因此,必须坚持系统治理,促进市场力量在农村社会     

现代社会治理与政府治理法治化融合互动机制研究

社会治理体系向现代化转型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主体包括各种社会组织和公民。其中政府组织的治理是整个社会治理体系的关键与核心,实施法治化的目的是与其他主体进行有效对接与合作。社会治理现代转型与政府治理法治化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融合与互动关系,前者可为政府治理法治化创建有利的社会环境和条件,而后者则可强力助力社会治理的现代转型,所以应促进二者之间融合互动。     

从社会自治走向社会善治：社会治理的伦理趋向与伦理路径

社会秩序既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前提，也是人们相互作用的结果。在以民主化、平等化为内在要件的现代社会，社会秩序建设必须也必然由政府管理走向社会治理，由社会自治走向社会善治。跟进由社会自治走向社会善治的社会治理伦理趋向，社会治理需要从主体和制度两个层面完善其伦理路径：主体层面，加强对政治公众人物和社会公众人物的诚信考核，增进社会成员诚信建设的自觉性，提升社会整体的信任度；制度层面，深化制度的伦理性和伦理的制度化建设，提升制度本身的合理性，优化社会治理的伦理环境。     

多元治理模式与NGO角色复位

NGO通常是指那些独立于政府之外的、不以营利为目的、志愿性的社会组织。这一说法最早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并在80年代伴随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发展。但遗憾的是,在我国NGO的发展却仍然处于启蒙阶段,而且面临诸多至少是暂时难于摆脱的困境,当然也因此而蕴藏着实现跨越性发展的机遇。进入新千年后我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频频爆发的危机,尤其是公共卫生危机越来越让人们充分认识到,要实现现代社会良性的多元治理,就必须形成主体多元化的公共治理模式,而构建这一模式的关键即在于NGO能否成为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主体。     

全球治理中的公共权威重构

当代国际社会的发展存在着全球化和区域化两大趋势,对传统国际社会权威体系赖以存在的基础.正进行着解构和重组.在此背景下,全球治理理论应运而生,其对当代国际政治本体的认识以及研究范式都有重大转变,并通过主体、意识及规制等多种路径重构国际社会的法治型权威.     

治理的“在场化”:变化社会中的政府治理能力建设研究

以科层制为依托的行政一元化治理模式存在组织形态与思维方式上的局限性,而其伴生的信息劣势和权能短板也导致了治理空白、反应迟缓和治理偏差,这使其在面对转型社会的治理难题时陷入困境。在"一线"构建政府治理场域为变化社会提供了"在场化"的治理方案:科层内部的干部动员机制和科层动员机制实现了信息资源与权能资源在治理"一线"与决策层之间的有效对接与传输,进而使得一线行政主体和上级行政主体分别实现了实质性与虚体性的"在场";而政府推进的社会动员则实现了社会、市场领域的多元行动者由"自在"向"自为"的角色转化,并获得了"在场"的治理主体地位。由此,在治理"一线"形成的以广义政府为权威核心,多元治理主体有机协同的治理场域格局,不仅在工具理性层面矫治了一元治理和科层治理的弊端,弥补了治理目标与治理手段之间的裂隙,也产生了国家与社会相互支持的嵌入式治理的溢出效应,从而以"增能"与"减阻"两个向度强化了变化社会中的政府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