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环境、非正式制度因素与易地扶贫搬迁成效

现实表明,多数易地扶贫搬迁安置项目成效是显著的,但也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造成这样的结果,一定程度上是由复合了制度环境的非正式制度因素决定的。借助由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交互形成的制度环境类型学知识,对来自湖南、贵州和重庆三地的多个案例比较分析表明,在由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和非正式制度因素所形成的冲突制度环境中,非正式制度会通过作用参与者实施非预期行为,增加正式制度执行成本,进而导致易地扶贫搬迁成效降低。而在一致的制度环境下,非正式制度因素会通过耦合效应,推动政策实施并促进绩效增长。     

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内驱力激励：理论阐释、机制构建与实现工具

在中国政治生态中,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通过公共选择理论经济人的假设、理性行动理论成本—收益的分析以及委托-代理理论权衡博弈的阐释,可以发现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上存在行为偏好有限、行为意愿不高以及行为自觉性缺乏等内驱力不足的问题,想要改变这种情况,实现地方政府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合意,需要构建利益契合、政治预期与价值认同的复合激励机制。同时,还需要凭借税收制度、财政制度、考核评价机制以及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这些政策工具的组合来推动激励机制的实现,最终达到激发地方政府生态创新实践内驱力的预期效果。     

从土地行政看国家治理制度化的演进——评《弹簧上的行政:中国土地行政运作的制度分析》

<正>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土地问题无疑越来越引发公众关注,且成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但是,公共行政学界对于中国土地行政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却较为缺乏。深圳市社会科学院谢志岿的专著《弹簧上的行政:中国土地行政运作的制度分析》(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对中国土地行政的正式制度安排、实际的运作过程及其深层动因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分析,可以说是一本研究中国土地行政问题的佳作。作者通过土地行政的案例,剖析当前中国的国家治理面对的重大问题和挑战,以"组织的非正式制度"作为切入点,与地方政府行为研究和非正式制度研究展开理     

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公共政策创新——温州地方政府政策的演变与分析

地方政府作为正式制度供给的主体之一,在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特殊而又重要的作用。以温州民营经济发展为背景,实证描述和分析了地方政府政策在突破旧制度约束过程中所呈现出的显著跃迁性的特征。温州地方政府适时的政策创新,促使民营企业的非正式制度创新逐步转变为正式制度安排,为民营企业从非法走向合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温州地方政府在公共政策设计过程中,既符合了温州民营企业的利益和制度知识,又符合了政策者的既得利益和意识目标,政策供给兼备了社会可行性和组织可行性,从而使得政策效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非正式制度与中国渐进式改革模式的选择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决策实践,是一个制度变迁和创新的过程,实现了平稳的经济和社会转轨。之所以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模式,在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理念中的非正式制度与渐进式改革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非正式制度在促进绩效提高的同时,也干扰和降低了改革的效果。改革在总体上选择渐进式战略的同时,在某些问题上可以采取"激进式"的策略,实现正式制度的变迁和创新。     

采纳与内化：多重制度压力如何影响河长制创新扩散——基于省级政府的定向配对事件史分析

随着我国各领域改革深入推进,地方政府创新及扩散现象愈发受到关注。既有研究指出制度压力是影响地方政府创新扩散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创新扩散理论和新制度主义双重视角,建立包含层级规制压力、同级模仿压力和整体规范压力的分析框架,同时根据合法性建构过程差异将创新扩散分为“采纳”与“内化”阶段,运用定向配对事件史分析法,对2010—2017年河长制在省级政府扩散的数据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创新内化通常滞后于其采纳。层级规制压力对创新扩散两阶段均起到正向推动作用;同级模仿压力中,“政绩比拼”下的区域竞争压力仅在采纳阶段显著为正,学习模仿压力在采纳中的负效应体现出地方政府的“恐后”而非“争先”逻辑,邻近竞争压力在内化阶段的负向作用则表明相邻政府不愿“为他人做嫁衣”的倾向;整体规范压力上,中央媒体形成的互动交流网络对创新采纳和内化均有正反馈机制,地方媒体的参考借鉴指南功能则推动了内化过程。本文通过丰富制度压力类型与来源,拓展创新扩散阶段与边界,进一步探讨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压力、真实与虚假扩散等议题,也为其他相似场域的研究提供了一些相对系统的阐释。     

制度竞合：中央与地方关系演进的必然趋势

地方政府通过制度创新激活了当地经济，但中央对这种创新行为回应的滞后甚至默许又造成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制度罅隙，进而形成地方保护。因此，必须通过分化政府职能、调整权力结构、健全决策过程以及重构绩效评估机制来实现中央与地方的制度竞合。     

科学发展观与地方政府的政绩观

地方政府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取决制度安排和干部政绩观。本文以制度的视角，从科学发展观要付诸实践的思路出发，研究中国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以及政策决策和实施过程，分析转型期的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机会主义冲动和强烈的届别机会主义倾向。揭示了地方政府的深层次动机和地方政府决策体制中的设计缺陷。这有助于界定和约束政府行为的范围及方式，进一步丰富科学发展观的内容。     

地方政府政绩观扭曲的制度分析

和谐社会建设离不开各级地方政府,而部分地方政府的错误政绩观叉严重阻碍和谐社会的建设.地方政府政绩观的扭曲和地方政府的一些非理性行为是当前制度非均衡状态的必然结果.在规范地方政府行为的制度变迁中,一方面社会大众缺乏有效的政治参与机制,另一方面作为强制性制度变迁主体的中央政府推动规范地方政府行为的制度变迁的动力不足,导致这种制度安排的不均衡状态持续存在.地方政府树立适应和谐社会建设的正确政绩观,相应的制度建设与制度创新是关键.     

公共舆论危机中的地方政府微博回应与网络沟通——基于深圳“5.26飙车事件”的个案分析

在进入新媒体时代的今天,政府微博在公共危机中承担了越来越重要的信息发布、政治沟通、政治参与和舆论引导的功能.本文试图通过“过程-事件”的研究方法,以深圳“5.26飙车事件”中的政府微博为分析对象,剖析在中国特殊的制度体系下地方政府微博在面临公共危机时的运行机制和表现形式,并对中国地方政府微博管理中的深层次问题进行反思.通过案例分析得出:在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微博在公共危机中的表现以及最终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官员的态度；地方政府微博公共危机应对的核心在于满足公众的期待,及时有效地发布相关信息；地方政府微博沟通的关键在于向公众呈现谦卑诚恳的姿态.为了有效地应对新媒体时代的各种危机,地方政府应该强化和规范微博管理,建立有效的舆情收集机制、政府内部联动机制和线上线下协调机制.     

政治企业家的制度创新模式——对浙江吉利、中国电信与海南凯立的案例研究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这个创新不仅是技术上的,就中国目前的社会状况而言,它更应该是制度上的.鉴于政府对企业的巨大影响,政治领域的制度创新(包括法律法规、政策规章和政府行为方式等的改变)在我国尤为普遍和突出.采用案例研究方法,通过对三个案例企业--浙江吉利集团、中国电信和海南凯立公司的制度创新的分析,在研究了我国政治企业家制度创新的一般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四种基本的制度创新模式:私下游说下的制度创新模式、私下实践迫使政府追认的制度创新模式、借用社会力量的制度创新模式和借用强制力量的制度创新模式.并进一步分析了这四种制度创新模式的优点、缺点、所针对的制度类型、在中国的使用频率和关键的成功因素,指出,在中国目前的社会背景下,企业应该优先采用私下游说下的制度创新模式,谨慎对待借用强制力量的制度创新模式.该研究对于理解我国政府政策和政府行为的发展演变,以及对于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见解.     

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成本收益分析

我国地方政府通过制度创新促进了我国的市场化改革 ,降低了权力中心的制度创新的风险和成本 ,进而提高了其制度安排的质量和效益。这种在宪法秩序、意识形态以及知识存量约束下的创新行为 ,存在着决策成本、规范成本以及风险成本 ,同时还会产生地区经济的发展、自身利益的强化和权力中心的认可三种收益。因此 ,有必要对我国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进行成本收益分析 ,实现制度创新的收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     

政府创新的博弈分析

政府创新本质上是打破原有利益格局,通过利益主体博弈,经过成本——收益核算后形成的新的契约格局。在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下,运用博弈工具动态地分析在制度创新中三种参与力量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微观主体相互作用的博弈过程与博弈策略,可以发现可能的博弈结果——地方政府的伪创新。规范地方政府创新的行为,要从改善博弈的策略环境和规范及改进地方政府自身入手。     

关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制度创新思考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一个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就是要加强制度创新。制度创新需要将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制度实施机制均纳入制度体系当中,使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均实现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有机构成,同时,切实强化制度实施机制。制度创新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注重提高制度创新的科学性、协调性。当前,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是突破重要领域的诸多制度性障碍,把科学发展的思想、理念、思路,以各项刚性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为载体强化贯彻于各项工作中,引领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公共政策创新的因素分析——以《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为例

随着施政的生态环境加速变迁,政府必须以创新公共政策的方式予以应对。但政府创新公共政策的内在因素是什么呢?已有的文献不仅局限于美国的政策生态,而且以计量方式考察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忽视了其中大量难以计量以及需要整合考察的因素。在一个融合条件(资源和要素、政治架构、现有制度和政策及社会文化)和机制(学习机制、决策机制、执行机制、激励机制和评价机制)的综合模型指导下,以分析性叙事的方法,具体考察上海市创新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内在因素。分析案例表明,尽管上海在条件和机制上都非常充分的情况下,也还必须融合各种条件和机制才能解释创新的出现及其有效运行。     

中央政府主导下的地方政府竞争机制——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制度视角

近年来,政府治理机制对于转型经济的影响日益受到重视.本文致力于通过中央-地方政府的治理机制来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给予制度因素的解释.通过梳理相关文献,从一个更广的视角提出了经济增长解释框架——中央政府主导下的地方政府竞争机制,认为在强中央的政府主导市场经济中,中央政府通过政治集中和向地方分权,构造有效的政治激励和经济激励来培育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机制,以“增长竞争型政府”来推动经济发展.同时沿袭这个框架,从市场分割、公共事业缺失和FDI过度竞争三个角度阐述了这种政府治理机制的成本及其在宏观层面的表现.文章认为短期内通过机制补充和内部修正可以维持这种模式指导下的经济发展,长期看来,这种制度框架不足以支撑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由经济转型和政治体制改革带来的新的制度供给来提供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内在动力.     

政府施政不良现象的制度分析

"政府过程"是现代政府学的重要概念.施政是政府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在整个政策系统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政府施政不良现象会经常出现,其具体表现形式主要有:施政主体的"经济人"行为,施政主体的"非专业化"倾向和施政机制缺陷.制度经济学理论模式,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个向度分析产生政府施政不良现象的原因,并着重从制度建设层面寻找克服政府施政不良的有效的路径选择.     

城市基层行政组织的制度调适：一个“主体需求—制度结构”的分析框架——基于深圳市Y街道的实践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行政组织的制度调适是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举措。文章构建了分析城市基层行政组织制度调适逻辑的“主体需求—制度结构”框架,并结合深圳市Y街道的实践进行阐释。制度调适的动力来源于主体需求的存在,因此基层制度调适的起点就在于准确识别治理主体各自的需求。在街道范围内,上级党委和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社区居民是参与基层治理的三类主体,分别产生了政治需求、社会需求及自治需求。政治需求涉及基层党建创新和治理任务达标,社会需求涵盖参与公共服务供给和承担社会责任,自治需求则表现为居民的自治呼声。每类需求经由不同的渠道传递到街道层面,推动街道以不同的制度类型加以回应,而制度类型是通过制度结构进行区分的。制度结构的不同体现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差异化组合。政治需求、社会需求和自治需求分别通过正式制度占主导的命令指导型制度、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协同的支持引导型制度以及非正式制度占主导的协商互动型制度来实现。     

地方政府在社会抗争事件中的“摆平”策略

"抗争政治"是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解释概念。现有研究大多基于公民及公民社会立场,较少关注抗争事件中另一个重要行动者——地方政府的行为及其内在策略。少数探讨抗争事件中地方政府行为的研究,则主要关注地方政府某些特定的行为模式,注重对微观过程的分析与解释,而较少涉及具体有效的行为策略。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在应对社会抗争事件时主要运用了"摆平"的行为策略,即地方政府较为被动、消极地履行社会管理职能;根据对特定社会抗争事件是否超出管辖范围的可能性估计,选择性进行应对;在应对社会抗争事件时,运用拖延、收买、欺瞒、要挟、限制自由等方式,尽量实现属地社会表面上的暂时性稳定。这是因为,受到"上下分治"以及"经济发展主义"和"有限任期"、"一票否决"等体制机制的共同影响,地方政府运用制度框架内的方式应对社会抗争的动力较小,甚至无法使用。同时,刚性压制的方式受到了中央的严格控制,并且可能造成更严重的社会抗争。"     

地方政府制度创新何以持续?——基于制度演化理论的解析

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可持续性是地方政府制度创新面临的现实难题。制度演化理论以系统、动态的视角为我们分析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可持续性问题提供了新视角。基于制度演化理论的解析,多样性选择主体的内生需求、地方政府的适应性学习、创新者的"企业家精神"、路径依赖、地方政府间的竞合关系、制度创新与非正式制度的契合程度、制度创新的制度化能力诸多因素都会影响到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可持续性。通过建立制度创新与公共利益的连接点、构建科学的制度创新绩效评估体系、培育创新者的"企业家精神"、摆脱制度创新的路径依赖、促进地方政府之间的良性竞合、提高制度创新与非正式制度的契合程度、强化制度创新的制度化能力等,可以提高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