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机关对个人信息的收集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冲突与协调

行政机关收集个人信息的行为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冲突是行政权力与相对人权利的冲突.其实质是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而行政机关收集个人信息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冲突可以协调.协调的原则应当是公共利益优先,兼顾个人利益,即行政机关收集个人信息优先,兼顾个人信息保护.     

行政强制下对相对人权益的保护

我国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实施行政管理过程中对行政相对人经常采用的一种强制手段是行政强制。在实施行政强制时,行政主体往往由于自身的主导地位等原因而容易发生滥用权力,违法侵害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情形。通过分析行政强制行为对行政相对人权益损害的原因,从行政主体自身角度、立法层面、监督层面及行政相对人自身角度来探讨如何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同时简要介绍一些国外关于行政强制制度的规定,并分析其可取之处。     

数字化行政应急措施的法律规制

数字化行政应急措施为行政机关更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了新的方案,但数字化行政应急措施的算法属性和应急属性的特征使其在一定情况下可能给相对人造成不合理的负担,此前的实践也暴露出在相对人个人信息保护、行政机关自动化决策的效率和准确性、相对人权利保护等方面的问题。因此,研究数字化行政应急措施的规制,对完善我国行政应急法治体系和建设数字法治政府具有重要意义。根据依法行政原则,一方面,数字化行政应急措施的设定应获得相关法律规范授权;另一方面,应当加强对数字化行政应急措施的程序性控制,对相对人的陈述、申辩和听证权予以保障,并对所涉个人数据的收集、使用和存储进行规范。     

对我国行政侵权后的公民权利救济机制的思考

现代法治国家为使行政机关能够更好地做到依法行政,防止行政主体滥用职权,违法行政,都设立了种种监督机制。然而行政主体在进行管理活动时出现违法或不当的行为,都不同程度地侵害法律所保护的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并且在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处于不对等的地位,行政相对人并不能凭借自身的能力去解决,因此需要运用有效手段予以救济。本文通过对我国现行权利救济制度的研究和分析,指出其不足之处和缺陷,在比照分析西方发达国家行政救济机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及特点,提出完善我国行政救济机制的建议及措施。     

非公务机关个人征信的法律规制

探讨了对非公务机关个人征信的法律规制:非公务机关对个人信息的征集与处理必须通过国家信息主管部门的授权与许可;非公务机关在征集与处理个人信息时必须要遵守合法性与合理性原则的规定;非公务机关在征集与处理个人信息时,要采取一定措施保障信息所有者的权利,并承担造成信息所有人权利侵害时的法律责任。     

行政终局裁决探析

行政终局裁决直接影响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关系到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保护,是行政法理论中较为敏感的问题。应该坚持司法最终裁决原则,取消行政机关终局裁决的权力,有效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推进行政法治。     

我国行政公开立法难题及立法构想

行政公开是现代法治的必然要求。行政公开是一项基本的行政程序制度,不仅包括行政机关行政决策和行政执法及其程序公开,而且应包括行政机关在履行职权过程中产生、收集、整理、使用、保存的涉及经济、科学和社会各方面信息的公开。目前有关行政公开的具体规定散见于一大批法律、法规之中,我国应加紧由立法机关制定《行政公开法》,同时制定公民隐私权保护法以防范行政机关滥用个人信息。     

防止“个人信息”泄露,需打好“法治牌”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技术的进步,我国出现越来越多的个人信息遭侵害现象。信息权属和信息交易属于民事关系,属于传统私法领域的范畴,但面对日益增多的个人信息侵害案例,我国却没有从统一的私法保护上来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为此,面对新的发展形势,要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我国需要对个人信息进行私法保护建设。     

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新进展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为有效地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进行着经常的、大量的、范围广泛的行政管理工作。由于行政权最终要由具体的行政机关和公务员来行使,某些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难以避免,这些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会对相对人的权利造成损害,因此,需要给予行政管理相对人一定的权利救济途径。现代法制国家是通过建立行政复议制度和行政诉讼制度为相对人提供救济的。在我国,行政诉讼是由人民法院对引起争议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以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这一种司法救济,是行政系统外部对行政权的监督形式。行政复议则是与行政诉讼相结合的行政救济制度。它是动用行政机关系统内部的层级监督关系,由上级     

论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合同中的适用

《行政许可法》首次在我国行政法领域引入了信赖保护原则。本文作者认为信赖保护原则乃是适用于包括行政合同在内的所有行政行为法律制度的一项普遍原则;行政合同相对人对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的确定性形成合理信赖,且这种信赖值得保护时,行政主体不得变更、撤销或废止该行政合同,如因公共利益需要或者行政机关的承诺(或合同)违法而确需变更、撤销或废止,必须对行政合同相对人造成的损害予以补偿或者赔偿。因此,行政合同领域同样适用信赖保护原则。     

浅谈行政调查的规制与救济

行政调查是行政主体为实现一定的行政目的，依其职权向特定的行政相对人了解有关信息、收集有关证据，或认定处理有关行政事件的活动。在现代行政过程中，作为获取信息、取得证据材料以及查明事实真相的重要手段和措施，行政调查对于行政主体行使职权、履行职责来说，必不可少。它有助于行政机关查明事实真相，作出正确、合法的行政决定。     

论我国行政补偿的立法模式

行政补偿是行政机关合法行为对相对人产权侵害的一种责任，在宪政国家，行政补偿制度由宪法予以规定。尽管我国宪法确立了行政补偿原则，但作为一项制度，仍有许多缺陷。在行政补偿立法时应该确定以权利保障为目的，采用集中立法的模式，对整个行政补偿制度作出基本规定。     

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可行性

抽象行政行为的对象是不特定的,它不但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又有强大的行政权力作为后盾,行政机关抽象行为的不当,将更广泛地使公共利益和公民利益受到侵犯。我国现行对抽象行政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监督方式:行政机关针对抽象行政行为的自我监督、国家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人民法院通过审理行政案件对抽象行政行为穷行间接监督。由于行政诉讼法将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而以上的几种对抽象行政并为的监督方式都存在缺陷和不足。因此,当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抽象行政行为的侵害时,缺乏及时有效的法定程序使相对人获得救济。而从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得到严密的角度来看,都具有可行性。     

析抽象行政行为可诉性

抽象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行使职权,发挥社会管理作用的重要途径和重要手段,同时也是保证广大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免受侵害的有力屏障。但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却将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法院受案范围之外,很大程度上不利于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不利于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应借鉴国外对抽象行政行为诉讼制度的有关规定,尽快完善我国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可诉范围内。这既具有必要性,又具可行性。     

个人信息保护机制的构建

个人信息的开示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利于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也会造成对公民隐私权的侵害。构建一个合理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需要从完善立法、规范公权等方面加以努力。     

个人信息侵权行为现状及保护措施研析

近年来,人们在享受科技发展与网络信息技术普及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正经历着个人信息侵权的困扰。个人信息侵权行为具有侵害手段的技术性、侵害方式的隐蔽性、侵害领域的无地域性、侵害后果的严重性的特点,而相对于个人信息侵权行为,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却相对滞后,个人信息的界定狭窄,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无系统、比较零散,法律保护范围比较狭窄,而且保护手段比较单一,因此,必须完善个人信息侵权行为的保护,加快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进程和行业自律建设。     

论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保护

文章论述了我国行政相对人权利如何保护的问题。在我国,行政立法较之其它立法晚且少,在行政系统,人们惯于长官意志,公民也鲜于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该文详细阐述了《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中行政相对人具有哪些权利,在这些权利受侵害时,有几种途径和方式可以获得保护和救济,提醒人们在法定期限内行使自己的权利。     

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研究

当前,我国严重侵害个人信息的情况仍有发生,因此对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为加强对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建议对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措施加以完善,主要包括注重现行法律和个人信息单行法律之间的衔接,对侵害个人信息行为情节严重的内容加以明确界定等。     

加强个人网络信息的安全防御

"互联网+"时代的网络安全法律体系建设,在强调互联网秩序和安全基础上,应当尤其重视网络用户对个人信息的自主性和可控性,重视个人信息权利的保障。无论公权力机关对公民身份信息的获取,抑或一般用途的网络用户信息获取,都应当符合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从而避免过度采集对公民个人信息权利的侵害。     

论行政机关的行政诉权

行政诉权是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一项宪法性权利。我国现行行政诉讼立法以及当下法学理论界仅仅关注行政相对人一方．一定程度上相对压制甚至剥夺以行政机关为代表的行政主体一方行政诉权，这并不利于行政机关服务于社会之积极性、主动性的发挥，无助于官民平等关系的打造。应在“平衡论”原则指导下，在监督制约行政机关行政权力的同时，适当放宽对行政机关诉权的限制，以达致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间权利义务的结构性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