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罪没收与未定罪没收之比较

定罪没收和未定罪没收是我国目前刑事没收的两种形式,两种没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两种没收均发生在刑事诉讼中,由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没收权。定罪没收属于对人诉讼,而未定罪没收属于对物诉讼。两种没收在没收权的配置、司法程序、适用条件、法律性质和证据规则等方面均有明显差异。     

特别刑事没收证明规则比较研究

正特别刑事没收对财产的没收不以定罪为前提条件,因而,这种没收不构成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处罚,而只是剥夺从犯罪活动中的获利,或者消除有关财物被用于犯罪活动的危险性。考虑到特别刑事没收程序所具有的非处罚性、追索性以及防范性特点,一些国家制定的犯罪收益追缴法或者相关的刑事立法为其确立了一套不同于定罪量刑程序的特殊证明规则,值得我们参考。     

社会结构因素对量刑影响的实证分析以盗窃罪为例的案件社会学研究

刑事审判包括定罪和量刑两个阶段.而量刑正义是刑事正义的最终体现,只有体现于量刑公正、合理的刑事正义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刑事正义.[1]近年来,刑法学界有关量刑的著述大多以刑法原则为指导,[2]刑法条文为圭臬,鲜有紧密联系司法审判实践之作.为解决这一张力,笔者引入布莱克的案件社会学理论,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考察被告人的年龄、...     

论我国外流腐败资产追回诉讼机制之构建

在腐败犯罪案件中,如何追回外流腐败资产成为近年来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因应《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要求,创设全新而完善的公益诉讼制度和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必由之路。构建公益诉讼制度,关键在于赋予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等实体以诉权;构建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旨在创建一种仅解决有关财物的没收问题,而不涉及行为人定罪量刑问题的刑事没收程序。     

检察机关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的地位和职责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具有刑事审判程序、对物程序、缺席审判程序及无刑事定罪程序的法律特征。检察机关在该程序中作为公诉机关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其权力性质仍属于公诉权,同时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我国没收财产刑的完善

没收制度针对财产性质的不同,在我国刑法典中的规定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刑法第59条中的作为附加刑之一的没收财产刑,其具有刑罚性质;另一种是规定在刑法第64条中的具有保安处分、预防犯罪作用的刑事没收制度.刑事没收制度旨在根据相关主管机关的指示,对与犯罪关系密切之物进行没收,包括违禁品、犯罪中使用之物以及犯罪所得.而没收财产刑被称为一般没收,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直接对当事人所有或应有的财产进行强制收取.本文主要以完善没收财产刑为立足点进行阐释论述.     

刑事附带民事环境公益诉讼责任认定问题研究

刑事附带民事环境公益诉讼在责任认定问题上存在诸多分歧意见,包括共同犯罪人是否承担连带责任、没收违法所得是否可以抵扣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请求、赔礼道歉是否可以作为附带民事诉讼请求等。刑事部分对主从犯应分别定罪量刑,民事部分宜判决共同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但可以划分连带责任人内部责任比例;下游犯罪行为人一般不应对生态环境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资源价值与生态环境的利益主体和利益属性不同,不应互相抵扣;没收的违法所得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具有同质性时,可以予以抵扣。赔礼道歉可以作为附带民事诉讼请求,以彰显生态环境的精神价值和公众参与的原则。     

刑事没收制度与反洗钱研究——基于控制贪污贿赂的视角

本文首先从介绍我国刑事没收程序的立法背景出发,然后以贪污贿赂与洗钱的关系为切入点,对刑事没收程序打击洗钱犯罪的意义进行分析,最后结合我国实际,进一步提出完善我国刑事没收制度的建议.     

论刑事定罪适用行政推定之合理性——以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为分析视角

交通事故逃逸,根据道路交通法律法规规定,直接推定肇事者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并进而在刑事定罪上采用行政推定的事实,其合法性与合理性何在?本文试图从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法理学角度论证刑事定罪适用行政推定之合理性,以指导和规范司法机关正确适用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     

新刑诉法中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规定的评析

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潜逃或者死亡,由于我国刑事审判中不存在缺席审判的制度,根据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对于在逃的或者死亡的犯罪嫌疑人不可能提起公诉,更不可能进行缺席审判;法律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使得法院也不可能针对在逃者或者失踪者的财产作出没收、返还或者赔偿损失的裁决。我们将无法对涉案财产进行处置,这给赃款赃物的追缴带来了很大困难。鉴于此,此次的新刑诉法中确立了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潜逃或者死亡时可以不经定罪而独立提起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     

完善中国刑事没收制度的立法思考

刑事没收是刑事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有效遏制和惩治犯罪,中国应当抓紧建立、健全刑事没收的法律法规,切实履行国际义务,加强国际合作。在分析我国刑事没收立法现存问题的基础上,参考国际公约有关没收制度的内容,借鉴其他国家先进经验和做法,从没收的对象和范围、善意第三人权利、刑事没收例外情况、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及刑事司法协助等方面对完善我国没收制度立法提出具体建议。     

刑事和解与罪刑法定的关系

当下刑事和解与罪刑法定同时存在,假定一起故意伤害刑事案件发生后,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对被告人应当定罪量刑,但案件的处理结果是当事人双方刑事和解,司法机关并没有对其进行定罪量刑,甚至没有进入国家刑事诉讼程序。那么,罪刑法定与刑事和解之间是否存在着冲突与统一？两者究竟是什么关系？     

腐败资产间接追回机制及其立法完善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腐败资产间接追回机制是以没收为核心的国际合作机制。没收措施的实施有两种方式:一是由资产所在国根据其国内法程序取得没收判决对有关资产加以没收;二是由资产所在国承认和执行资产来源国法院发出的没收令。为了有效利用该机制,我国应建立独立的没收法律机制;细化冻结、扣押的适用条件和程序;建立承认和执行外国刑事罚没裁决的司法审查机制。     

美国财产没收法律制度之解析

美国法律中关于财产没收的条款极其复杂,散见于多个不同的条款,并没有统一的规定。归结来看,美国法律制度规定了三种不同类型的财产没收制度,分别是彳政没收、民事没收及刑事没收。根据美国法律制度规定,如果权利申请人对没收标的物不提出抗辩,则由美国联邦执法机关通过行政手段没收财产法院并不介入。     

论量刑程序的独立性——一种以量刑控制为中心的程序理论

中国现行刑事审判制度确立了定罪与量刑一体化的程序模式,主流的诉讼理论也是以定罪控制为中心确立起来的.     

加大处罚力度可否突破“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简评新《盗窃刑事案件解释》第2条第1项的规定

本文案例启示:根据新盗窃司法解释的规定,在盗窃案件中,对于曾因盗窃罪受过刑事处罚而被定罪的,如果后罪与前罪发生的间隔没有超过五年,就会使实务中适用法律处于两难境地。然而,禁止重复评价原则是当前通行的原则,从保障人权的角度出发,对曾因盗窃罪受过刑事处罚因而在盗窃数值达到定罪数额百分之五十予以定罪的情况下不能再认定为累犯。     

论经济犯罪数额对定罪量刑的作用

经济犯罪案件中的数额能直接反映经济犯罪行为的规模及其社会危害性的程度,其中社会危害性的有无和大小又是司法机关定罪量刑的主要根据。因此经济犯罪中一定量的数额,就成为司法机关据以定罪的前提和量刑的基础。综观我国现行的刑事立法和有关的司法解释,经济犯罪数额对定罪量刑的作用可以归纳为如下两个方面:     

犯罪工具没收研究

@@ 引言作为打击犯罪的重要措施,对犯罪工具、违法所得等予以没收既受到立法机关的重视,也受到执法机关的青睐:首先,在犯罪的"现代化"、"高科技化"、"产业化"以及有组织犯罪日益猖獗等形势下,剥夺犯罪分子的犯罪经济能力并使犯罪无利可图、得不偿失从而有力预防犯罪是一种适宜的刑事政策,因此,美国联邦一方面扩大了民事没收(civil forfeiture)的适用范围以打击犯罪;另一方面于1970年通过的"有组织犯罪控制法案"中的"反勒索与受贿组织法"(RICO)[1]对刑事没收(criminal forfeiture)予以恢复.     

特别刑事没收证明规则比较研究

在特别刑事没收程序中,被指控的犯罪事实以及没收程序所针对的财产是两个客观存在,检控机关的责任在于证明这两个客观存在之间有着因果关系,或者证明有关财产属于应予追缴的犯罪所得或犯罪工具。特别刑事没收程序不应当以调查被告人是否有罪或者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为中心。针对有关财产提出权利主张的第三人应当重点证明自己不知晓或者根据具体情形不可能认为其知晓有关财产来源于违法犯罪活动,并且在接受有关财产的转让时支付了合理对价。法官在审理没收申请时应当像在民事审判中一样享有较宽的裁量权,有权根据"或然性权衡"证据标准,仅仅为了资产追缴的目的,就犯罪事实是否成立、被告人是否从犯罪中获利等实体问题作出裁断。     

论刑事审判中财产刑的细化与均衡 兼谈姜堰市人民法院试行《规范量刑指导意见》中财产刑的适用

财产刑是判处剥夺犯罪分子一定数量财产或者金钱的刑罚方法。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财产刑包括罚金和没收财产。在我国现实的刑事审判实践中,财产刑的随意适用和不适当适用已成为影响司法公正的问题之一。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错综复杂,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法律自身规定得不规范、不完备,不具可操作性;其二是认识上的问题,不少审判员在思想深处还不能完全摆脱重定罪轻量刑,重主刑轻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