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视角下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策略研究

近年来,我国公共安全事件不断发生,且公共安全事件发展的内在结构和外在表现与"风险社会理论"存在很高的契合度。为了促进城市管理者对于公共安全事件及其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进行管控,需要从风险视角去全面审视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的治理。城市公共安全的系统治理涉及到诸多利益主体,在"风险社会理论"的视角下,以城市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的理论模型为基础,结合上海踩踏事故这一案例,探讨我国城市公共安全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助于提出基于政府-社会协同参与的城市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的具体策略。     

“风险”视阈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探析

风险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如影随形,是人类实践的常态现象。风险的双重性决定了和谐社会是一个风险与和谐并存的社会,社会转型的特殊性背景决定了和谐社会是在治理和化解风险中追求和谐的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有能力治理风险的社会,是对诸多风险的积极回应,开辟了通向未来高度和谐的现实道路。     

“风险治理悖论”下的国家自主性审视

风险社会理论揭示了现代国家在风险治理中的矛盾性面貌:国家一方面是公共风险的治理主体,另一方面又大量地制造风险、权势性地分配风险、有组织地逃脱风险责任。这种风险治理领域的国家失灵状态,即为"风险治理悖论"。就中国而言,风险治理的"国家依赖"明显,国家自主性选择失当、能力不足和地方自主性的机会主义、反向侵蚀等问题,成为当前国家风险治理所面临的突出困境。通过理性国家的建构寻求风险治理的转型,可期和可行的做法是:更新风险治理理念,构建自我反思型的国家自主性;明确风险治理边界,构建约束平衡型的国家自主性;区分风险治理责任,构建激励相容的地方自主性。     

论风险社会中的公共治理变革

随着风险社会的生成与发展,建立在工业社会与福利国家基础上的公共治理模式已不能适应社会治理的新需求。风险社会一方面消解了工业社会及其公共治理结构,另一方面也拓展了公共治理的制度性空间。风险社会作为社会转型的特定阶段,其发展的目标模式应当是一种合作性社会。随着风险社会中合作性社会因素的生成,传统的公共权力治理结构也需要实现向良善治理的转型。     

底线思维与防范化解社会稳定风险北大核心CSSCI

社会稳定风险是当前我国需要着力防范化解的重大风险之一。目前,防范化解社会稳定风险的实践工作仍主要停留在风险评估的单一维度。底线思维强调对待风险一方面要立足于最坏可能,与风险同行;另一方面要主动管理风险,争取最有利的局面。底线思维是指导防范化解社会稳定风险的核心方法和思维方式,要求遵循"主动控制、关口前移、全程管理、坚守底线"的原则,提高对社会稳定风险的警惕,充分认识与风险同行的客观性和长期性;积极推动社会稳定风险全过程管理体系建设,系统提高防控能力;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防范化解社会稳定风险。     

风险社会背景下的刑法适度性原则研究

犯罪适度化的内涵由犯罪圈的广度、超前度、刑罚的厉度等组成。风险社会中刑事立法面临着巨大的犯罪化压力,如何避免"人们用来应对风险的现代治理机制和各种治理手段"成为滋生新型风险的罪魁祸首,从而使其恰当地有所为和有所不为。这一问题使得犯罪适度化成为风险刑法兴盛状态下必须重视的话题。     

风险社会视角下的农村自治

我国已进入高风险社会,农村自治也不可避免的遭受各种风险挑战。为了有效减少和化解风险,必须构建以政府为主导,村委会、村民和社会组织相结合的复合治理体系,从而促进农村风险治理体系的制度化建设,实现对风险的有效治理,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发展。     

利益—风险:面向风险社会的公共政策分析

在风险社会中,以利益为核心的公共政策分析面临协调性、前瞻性和易变性困境,究其原因在于无法包容利益分配与风险分担之间的匹配关系。为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有必要强化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平衡思维,在利益分析中引入风险意识的矫正作用,建构促进利益认定与风险识别之间双向反思的双轨式公共政策分析模式。"利益-风险"双轨分析强调政策社群之间围绕利益需求和风险负担的表达、权利主张与风险责任的识别,以协商形成共识性的政策知识,从而促进社会管理中公共责任的落实。     

中国社会现实语境下的风险刑法研究

"风险"是德国学者贝克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的重要基石,以风险社会理论为基础的风险刑法在我国刑法学界引起巨大争议,我国很多学者在进行风险刑法研究时不当地扩大与泛化"风险"的范围。就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虽然我国与西方高度发达、富裕的福利国家之间存在巨大差距,但不能以此否定我国社会也存在"风险社会"意义上的"风险",然而风险刑法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难以应对"风险社会"之"风险"。与此同时风险刑法也有其优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应对我国社会某些领域存在的事故型风险,但必须严格限制其适用范围。     

新时代城市治安风险防范研究

我国在快速城镇化的进程中,城市的容纳能力受到极大的挑战,城市的生态和管理水平略显滞后,加之风险社会的到来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社会治安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治安风险的范围日益扩大、治安风险的形势日益严峻、治安风险开始出现了新特点。面对这些变化和挑战,公安机关应该坚持源头治理,通过对治安风险防范风险源的精细治理、治安风险防范要素的规范化以及治安风险手段的智能化有效遏制风险演变,营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     

理性失衡与现代家庭风险

在现代风险社会中，理性并非是维持家庭稳定的全部因素，感性因素也在发挥着积极的功能。作为现代化基本特征的理性过度渗透于家庭日常生活，初级群体的亲密情感逐渐出现了内卷化、悬置以及最终脱域现象。而这种去感情化社会事实生成所引起的家庭关系的排斥与家庭关系的解构，是现代家庭进入一种不确定性风险状态的重要因素。     

风险社会下的政府危机管理创新

当前,随着"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化,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风险和全球风险混合叠加的高风险时期,重塑风险意识,形成风险预控机制,构建政府、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网格化、全覆盖的危机治理体系,是政府化解社会风险、保障公共安全迫切需要解决的任务。     

虚拟社会的舆情风险防治

虚拟社会舆情风险较高,且具有与传统社会舆情风险不同的特点。对于党政机关来说,虚拟社会存在大量触发舆情的风险性因素。有效防范和治理虚拟社会的舆情风险应做好舆情风险的实时监测,并做好舆情风险的预警和预判,同时应强化舆情风险源头管理,注重媒体沟通,强化社会协同,构建舆情风险防控长效机制,提升政府舆情风险应对能力和舆情风险意识。     

风险社会、虚拟社会管理与政府公信力建设

加强政府公信力建设是风险社会与虚拟社会相交织背景下巩固政府合法性的必然要求。利益冲突是社会转型期引发社会风险的根本因素,虚拟社会为利益冲突的产生提供了新的动力和运作空间;制度化风险与风险的制度化、"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和信任危机导致的风险经过虚拟社会的传播而扩散;虚拟社会中风险弥漫致使政府公信力进一步流失;加强政府公信力建设要着力破解现实社会中的各种深层问题,为此应构建面向风险社会治理的政府公信力实现机制,提高虚拟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和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     

风险社会及安全建构

风险的发生可以导致社会损失,中国社会已经进入"风险社会".在我国风险社会的安全建构中,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各自在化解风险中具有不同功能及互补关系,全球合作也是抵御风险的重要保障.     

风险韧性构建与可持续减灾战略 ——打通农村防灾预警的"最后一公里"

农村防灾预警是风险灾害管理体系的薄弱环节,是社会治理亟待破解的传统难题。目前农村防灾预警仍面临乡村治理体系基础薄弱,防灾预警手段和工具缺乏,多元社会治理主体参与机制尚未形成等问题。面向未来,要以构建风险韧性,形成可持续减灾战略为依托,着力培育和激发居民参与灾害治理能力,建立应急管理"高可靠性组织",因地制宜发展应急产业,推动应急工作智能化建设,打通农村防灾预警的"最后一公里"。     

风险理念转变与我国农村返贫风险长效治理

随着我国贫困治理进入后扶贫时代,如何有效防范应对农村返贫风险,已成为我国扶贫持续深入推进的关键问题。基于多维贫困概念思维,借鉴风险研究的新理念,将这种风险理解为从收入返贫到多维返贫的风险结构,有利于把握风险的整体性,并对其进行长效治理。分析探索社会风险理论研究在风险人群、致因及应对化解理念的三重转变,能够为我国未来贫困治理中的返贫风险应对研究提供新的视野和思路。以此为理论基点,可以将农村返贫风险概括为叠加性、延续性、人群多样性及变动性等四重特质,基于其三层次结构的复杂原因形成相应的应对策略,是我国农村返贫风险长效治理的有效保证。     

“能力—风险”视阈下民族群体性事件治理

作为社会治理创新主体的政府既是国家实现善治的有力推手,也是包括民族群体性事件在内的各类群体事件的重要根源。从政府根源来看,民族群体性事件可分为诱发型民族群体性事件和原发型民族群体性事件两大类。相应地,其预防和治理路径也有两种选择:一是官员能力治理,即通过提升政府官员的"认知—优先处置—动员"能力,以减少诱发型民族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频率;二是社会风险治理,即通过对社会转型过程中"政策—结构—制度—价值"风险追问,推动相应环节的调整、优化、变革与重塑,来降低原发型民族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频率。未来,只有从以往相对偏重于政府官员能力治理向两种治理并重的转变,才有望从根本上实现民族群体性事件的有效防范和治理。     

政府数据开放隐私风险识别机制研究

为全面、系统、精准地识别政府数据开放过程中潜藏的隐私风险,并助益隐私风险治理推动数据开放进程,基于"机制"原理,结合风险治理理论,构建了政府数据开放隐私风险识别机制框架,该框架以识别执行机制为核心,由识别定向机制、驱动机制、调控机制及各机制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共同构成。根据隐私保护原则,运用以数据生命周期为基础的隐私风险检查表法发现,政府数据开放过程中的隐私风险包括目的无关风险、告知意外风险、许可无效风险、质量低劣风险、安全侵害风险、重新识别风险、违规操作风险、未经授权风险。构建的政府数据开放隐私风险识别机制兼具理论创新与实践应用的重要价值。     

将环境风险防控机制嵌入行政决策

识别风险是为了更好地规避风险,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可以并行,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可以共存。各级政府需创新社会治理,积极作为,从决策初期就嵌入环境风险防控机制,并有针对性地采取风险规避系列措施,政府生态治理的理想蓝图才能循序开展。环境风险可分为突发环境风险与累积环境风险,前者指突发事故排放或物质泄漏造成污染物瞬时大量排放影响环境质量的行为,后者指人类开发活动中潜在的对人类健康生态环境具有长远影响的危害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