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个案为视角解析“贿款归公”非犯罪化问题

受贿罪的法益是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谋取利益并非影响受贿罪既遂标准的内容,既遂点应为贿赂收取之时,对于收受后将贿赂上交单位财务或用于单位公务的"归公"行为的司法评价,应从行为人是否具有受贿故意,即权钱交易的故意进行分析。根据司法实践,在"贿款归公"中,上交和用于公务这两种情况有不同的判断标准。     

香港刑法中的受贿犯罪

香港刑法中的受贿犯罪包括订明人员索取或接受利益罪和接受利益罪和公职人员索取或接受利益罪两种形式。通过对其犯罪构成内容的具体研究,在关于受贿犯罪成立与量刑同请托事项之间的关系、受贿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主要体现在受贿的数额还是受贿行为以及公务受贿犯罪与经济生活中的受贿犯罪的关系等问题上,对内地的受贿罪研究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受贿罪贿赂范围界定——若干特殊贿赂分析

在受贿现象、受贿犯罪手段日益多样化的今天,对受贿罪的对象——贿赂——加以研究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财产性利益说"是可取的,贿赂包括财物和财产性利益。不动产、无形财产、权利文书、证件、人体器官、伪劣商品、违禁品、商业机会这些特殊"贿赂"在一定条件下都可以成为受贿罪的对象。贿赂的外延需要扩大,并应相应地拓宽受贿罪的处罚界限,构建新的受贿犯罪体系。     

香港刑法中的受贿犯罪

香港刑法中的受贿犯罪包括订明人员索取或接受利益罪和接受利益罪和公职人员索取或接受利益罪两种形式.通过对其犯罪构成内容的具体研究,在关于受贿犯罪成立与量刑同请托事项之间的关系、受贿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主要体现在受贿的数额还是受贿行为以及公务受贿犯罪与经济生活中的受贿犯罪的关系等问题上,对内地的受贿罪研究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介绍贿赂罪作为独立罪名的法律价值

介绍贿赂行为是行为人在行贿人和受贿人之间进行的居间活动,对行贿、受贿犯罪的成立起到帮助、促进作用。它与行贿犯罪行为、受贿犯罪行为具有相似性,但是二者不可等同视之。因此,有必要在分析贿赂行为属性的基础上,结合法律规定,探讨介绍贿赂罪的独立性,以及其存在对于完善刑事立法所起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介绍贿赂罪司法实证研究

作为独立成罪的介绍贿赂罪,介绍贿赂人与行、受贿人可能具有不同的利益追求,介绍贿赂罪的成立不以介绍人获得经济利益为条件;不以行、受贿罪的成立为条件;其既遂形态不以贿赂实现为标准。对于未参与实际给付贿赂过程的介绍人,能否构罪应以是否对贿赂行为的＂明知＂为前提;特别条款中的＂主动交代＂应以司法机关未掌握的犯罪事实为限,以体现立法意图,实现其严厉打击行、受贿犯罪的功利价值。     

受贿罪立法缺陷分析

刑法关于受贿罪的规定存在缺陷,影响了反腐成效。将非财产性利益纳入贿赂范围,取消相关客观构成要件限制,将国家工作人员在特定条件下实施的索取、受贿行为纳入斡旋受贿情形,有利于增强依法反腐的灵活性。     

对受贿罪有关问题的思考——以陈同海受贿案为例

在继续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当代中国,腐败问题一直是国人关注的焦点、我国刑法打击的重点。而作为腐败典型表现形式之一的受贿犯罪,在当前社会转型期并未得到有效遏制,且有多发之势。陈同海特大受贿案的发生,更引起人们对受贿犯罪的广泛关注和深刻反思。本文拟以陈同海受贿案的争议焦点问题为视角,展开对受贿罪的死刑适用、＂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否是受贿罪的必备构成要件以及如何看待实践中经常出现的行贿人污点证人等问题的具体分析,提出取消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逐步构建行贿人污点证人制度等观点。     

介绍贿赂罪司法认定中的疑难问题探究

正确认定介绍贿赂罪对于公正、合理地惩处“贿赂托儿”具有重要意义。本罪的既遂应当以行贿与受贿的实现为标准;介绍贿赂行为不构成行贿、受贿罪的帮助犯,而是独立的介绍贿赂行为;教唆贿赂并介绍贿赂的行为应当以牵连犯论处;间接受贿过程中又介绍贿赂的应当实行数罪并罚;介绍贿赂过程中侵吞贿赂物的行为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实行数罪并罚。     

设立受贿心理认定期限的法律构想

受贿心理的认定期限是指行为人接受他人财物后,在无法确定其是否具备受贿主观故意的情况下,由法律明确规定一个期限,在该期限内,行为人如不能为一定的法律行为,经过该期限后即认定其具有受贿故意,构成受贿罪。这里的法律行为指:1、将所受财物退还行贿人;2、将所受财物上交单位并说明其来源性质(指明确说明所受财物为行贿人给予的非法财物);3、双方明确约定,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司法实际中应注意区分名借实贿的情况)。     

性贿赂犯罪化问题的刑法学思考

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当今社会,权色交易日趋严重,性贿赂已经成为催生腐败,危及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温床,严重阻碍我国民主法治和政治文明的发展。但是,我国现行刑法重点规制物质性利益的贿赂犯罪,对于涉及非物质性利益的性贿赂犯罪问题没有明文规定,法律上的漏洞引起了实践中的茫然。因而,有必要对比古今中外的立法例,详细分析性贿赂犯罪化问题的若干争议,认真考察性贿赂犯罪化的可行性,并从现实角度对现行法律进行重新建构。     

对“关系密切的人”的理解与认定——以刑法修正案（七）第13条为例

本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第13条中“与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在司法实践中的理解与认定的探讨,认为只要是行为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具有一定的关系,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了不正当利益,收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即构成斡旋受贿罪。     

当前我国受贿犯罪的特点、原因及对策

近年来,我国在打击受贿犯罪方面做着积极的努力。2005年10月27日,我国立法机关以全票批准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2007年9月13日,我国正式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但是,这些仍未能遏制住我国受贿犯罪的发展势头。据NGO"透明国际"2012年12月5日发布的2012年度全球清廉指数排名,在176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列第80位。这样的位次反映出我国的腐败问题仍较严重。因而,我们有必要从受贿犯罪的特点入手,对受贿犯罪频发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应对之策。     

论社会转型期贿赂犯罪的态势与对策

国家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 ,由于权力过分集中和非规范化运作 ,贿赂犯罪现象丛生。目前 ,我国正处于这一过渡期 ,贿赂犯罪呈蔓延之势。某些单位为获得利益 ,“公贿”现象已露端倪。针对贿赂犯罪现象 ,分析犯罪发展态势 ,研究犯罪原因 ,探求贿赂犯罪的预防与遏制对策已成当务之急。     

社会管理创新视域下高校教职工利益维护长效机制研究

为顺应时代变迁和"场域"置换等所带来的挑战,有效回应高校教职工利益诉求,社会管理机制是应对的一种新理论。就高校的工会工作而言,可以通过"有为"来实现"有位"。为此,需要建立健全高校教职工利益维护的长效机制,即利益表达、补偿、保障、激励、促生机制,从而使高校工会的"精"、"气"、"神"得到高度统一,有效维护高校教职工的切身利益。     

论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的预防

近年来,各地建设、水利、交通等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频发,这些犯罪多集中在规划审批、竞标发包、征地拆迁、设计变更、监督监理、决算结算节,主要原因包括从部分国家工作人员理想信念动摇、贿赂手段恶性蔓延、权力过于集中而又缺乏有效民主监督、相关制度不健全、预防措施没有到位等方面。因此,要想从源头上预防和遏制工程建设领域腐败,必须立足治本,构筑自律机制、约束机制、制衡机制,强化监督,努力构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现代化建设相协调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论约定受贿的犯罪形态

约定受贿在我国刑法中并无规定,不是一种单独的受贿类型。理论和实务界对约定受贿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属于受贿罪的哪种犯罪形态,分歧颇多。通过对中外受贿犯罪的立法比较,以符合构成要件的法益的解释论为立场,"约定"应当被认为是"收受"的"着手",约定受贿是受贿罪的未遂形态。从体系解释和量刑纠偏的角度出发,约定受贿应当认定为犯罪未遂,而"达成合意既遂说""代为保管既遂说""将来交付既遂说"等观点并不具备合理性。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探析

为了加强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打击力度,现行刑法增设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但该罪在司法实践中日益暴露出其立法及前置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因而必须从刑法理论上加以完善,以满足反腐倡廉的实际需要.     

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犯罪矫正

我国复杂的民族状况决定了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犯罪进行矫正的特殊性及难度,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犯罪矫正既要考虑到国家法律的一元性,也要考虑到民族民间文化为犯罪矫正提供的多元化进路。不论是精神性矫正模式、社区性矫正模式还是正式性矫正模式,都需要针对少数民族同胞设计具有民族特点的犯罪矫正机制,使犯罪矫正工作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地区获得更高的质量。     

论涉农职务犯罪的特点与预防对策——以南芬区人民检察院为例

近年来,村干部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频发,影响了新农村建设的健康发展,广大农民对此深恶痛绝。为此,本溪市南芬区人民检察院结合近三年来查办的村干部职务犯罪情况,对辖区涉农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案件基本情况、发案原因及特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和分析,并就如何有针对性地做好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提出了几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