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时代工作价值观的多元化 ——认知失调视角下骑手工作价值观变化研究

数字经济的加速发展以及就业形态的创新，使得劳动者价值观多元化问题逐渐凸显，引发了学 者对灵活就业劳动者工作价值观问题的思考。本研究基于对 53 位骑手的深度访谈，根据认知失调理论探讨了骑 手工作价值取向的变化，为推动新就业群体实现体面劳动提供借鉴。研究发现：骑手的工作价值观与传统正规 就业群体存在显著差异，即骑手的工作价值观在构成维度上表现为谋生与发展两个取向；在优先次序上，骑手 的工作价值观更注重工作自主性、收入公平性和职业发展性；在具体内涵上，骑手的工作价值观出现了时间自 由、人身自由等新内容，体现了工作价值观向“后现代主义价值观”转变的趋势。研究建议：政策制定、平台 管理和工会工作要注意结合骑手工作价值观的阶段性特点，根据灵活就业的特点创新养老保险缴费时段和地点， 探索实施碎片化的社会保障缴费方式，提供便利化的理赔服务，为劳动者营造灵活且安全的工作环境。     

从排斥到促进：中国高龄劳动者就业规制的反思与转型

由于传统"孝老"文化的老龄观、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险体制的二元化、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强制退休制度的影响,我国立法和司法层面排斥高龄劳动者就业,否定他们的劳动者主体资格,存在就业年龄歧视,并违反劳动法的实质正义价值。美国、韩国和日本等国家制定了高龄劳动者就业保障的法律法规,以促进高龄劳动者就业。但由于不同国家人口结构和雇佣体制的差异,导致规制路径和制度设计存在较大差异。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以及积极老龄化国家战略的确立,中国对高龄劳动者就业规制应该由排斥向促进转型。研究认为,可以采取将高龄劳动者纳入劳动法保护的范围之内、通过立法允许雇主在劳动条件方面对高龄劳动者进行合理的差别对待、建立高龄劳动者基准就业比例、修改《失业保险条例》以覆盖高龄劳动者等措施来促进中国高龄劳动者就业。     

疫情会让大学生更愿意选择“慢就业”吗？ ——基于广州 5 所应用型高校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

"慢就业"是近年来大学生就业多元化的新形式。新冠肺炎疫情是否提升了大学生选择"慢就业"的概率,让大学生更愿意选择"慢就业"成为亟需关注的重要问题。研究基于广州5所应用型高校大学生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大学生"慢就业"特征以及疫情对大学生"慢就业"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近20%的被访者有较强的"慢就业"选择意愿,选择动因及未就业期间的主要活动呈现多元化的特征,家庭支持程度是重要影响因素;疫情并未让大学生更倾向于选择"慢就业",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大学生"慢就业"选择意愿,其中,疫情关注度是重要影响因素,就业市场形势判断对"慢就业"的影响更加明显。研究认为,建立权威的、实时的信息发布平台,强化政策引导,优化职业规划教育与就业指导,夯实家庭与个人理性选择基础,是疫情下合理引导"慢就业"的应有之策。     

共享经济平台劳动者就业及劳动关系现状 —— 基于北京市多平台的调查研究

本研究运用北京市"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对职工队伍和劳动关系的影响及应对举措"专题调研数据(1),通过整合定性和定量要素的混合方法,分析了共享经济平台劳动者就业的特征以及劳动关系的现状与问题。结果表明,共享经济平台就业呈现出低门槛、高灵活性、去劳动关系化的特点。共享经济平台为劳动者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和新的工作模式,在帮助劳动者提升收入水平的同时,劳动者可以较为自由地安排工作时间。但同时,共享经济的发展对传统劳动关系秩序产生了巨大挑战。传统劳动法律体系不适应共享经济的发展,劳动者与共享经济平台的法律关系不明确,平台从业者的劳动权益保护问题应引起重视。     

女性非正规就业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实证分析

系统考察女性劳动者选择非正规就业的因素,不仅对揭示其非正规就业选择的机理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其权益保护也具有深远影响。本研究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分析女性非正规就业的影响因素,并考察影响非正规就业女性选择不同就业身份和职业类型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非正规就业已经成为女性非农就业的主要途径;户籍等个体特征、家庭中子女数量等家庭因素以及所在地区等对女性劳动者非正规就业选择有显著影响,而人力资本不但对女性非正规就业的选择有显著影响,对其就业身份和职业类型的选择也有显著影响。研究建议:应完善非正规就业政策,结合影响女性非正规就业的因素制定措施保障其合法权益,提升女性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进而提高女性非正规就业劳动者的就业质量。     

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政策也应“灵活”——从应城市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情况引发的思考

现行政策规定缴费年限满15年者，达到退休年龄时可领取养老金；原不是企业职工的，首次参保时不能补缴。这个政策将一大批男年满46岁及以上，女年满36岁及以上的大龄劳动者挡在了参保大门之外。终会有一天，他们的老无所养，会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因此，建议出台政策，给大龄人员一次(也仅仅只是一次)"补缴"养老保险的机会。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劳动者自主创业,以灵活方式就业逐渐成为潮流。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也随之成为劳动保障部门的主要工作内容。受多种因素影响,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养老保险遇到很大困难。日前,笔者就此对…     

在线劳动力市场就业效应研究

在线劳动力市场由于其交互性、便捷性等特点成为信息化时代劳动者工作搜寻的方式之一。学者分析在线劳动力市场提供的大数据时,发现其就业效应的发挥会受到文化、不完全信息、网络设施便利性、语言、教育水平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些阻碍因素直接影响着劳动者在就业市场的竞价能力和有效就业信息的获得,而且在线劳动力市场也存在外部不经济现象。例如:资源配置不公、欺诈行为等。在线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更需要政府、信息技术提供者、数据使用者等多方面共同建设,才能更好地发挥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     

从创业到就业:新业态对劳动关系的重塑与挑战——以网络预约出租车为例

"第四次创业浪潮"强调以互联网为依托,从大众创业到就业效应,互联网平台创造了新业态模式,也重塑了劳动关系。在以互联网为依托的创业就业时代,劳动关系的边界和范围不断扩展和延伸,劳资双方的利益诉求时时更新和变化,对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形成挑战。构建互联网时代的和谐劳动关系,政府需要借助互联网理念来治理新型的劳动关系,以法律的多样性保障劳动力市场的灵活稳定性,不断强化行业工会的治理能力,同时推动职业教育培训提高劳动者职业稳定性。     

论全球化视野下劳动者转职就业力的提升

劳动者转职作为劳动力资本流动的一个形式,今天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一个特征。劳动者转职后能否顺利就业,关键在于其自身就业力的高低。研究表明,转职者应具备的就业能力与初次求职者应具备的能力存在很大差异。提升劳动者转职就业力,国家的就业政策应从提高"就业率"转向提升"就业力",用人单位要增强社会责任意识,转职者要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念和主动提升就业能力的意识。     

技能培训对低收入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 ——基于内生处理效应模型的分析

人力资本水平较低是农民工就业质量低的重要原因,而职业培训是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的重要途径。本研究在构建农民工就业质量指数的基础上,采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通过建立培训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内生处理效应模型,估计技能培训对低收入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处理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存在影响农民工技能培训选择的不可观测因素,同时影响其就业质量,不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将导致对技能培训处理效应的低估。消除培训选择内生性后研究发现,技能培训显著提高了低收入农民工的就业质量,获得技能证书在技能培训对就业质量影响中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研究建议,政府部门不仅应扩大技能培训的覆盖范围,使更多的农民工获得技能培训机会,而且应为农民工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通过对企业或个体给予补贴等促进技能培训的开展,进而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     

过度教育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实证研究

过度教育造成了新时期劳动力市场中出现的劳动者"怀才不遇"的现象,但过度教育对劳动者主观幸福感是否有影响尚无定论。在既有的从过度教育,教育、工作匹配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研究回顾基础上,利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建立定序回归模型发现,无论以虚拟变量还是以连续变量表示,过度教育都会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负效应,这也解决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问题。此外,过度教育对主观幸福感除了有直接效应之外,还会通过影响相对社会等级、绝对收入等中介变量对主观幸福感产生间接影响,但是直接效应仍占主导。因此,应保障和完善劳动力市场的良性发育,促使高学历人才有效流动和岗位匹配,提升他们的幸福感。     

习近平劳动观的辨证维度探析

习近平劳动观是习近平总书记运用辩证思维分析劳动而形成的关于劳动与劳动者的完整的系统 的看法与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继承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肯定劳动对于国家发展的伟大意义，提 倡劳动者积极参加劳动实践，保持艰苦奋斗、淡泊名利的劳动本色的同时，更加重视劳动者的主体地位，更加 关注劳动者个人的发展。强调劳动在个人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鼓励劳动者通过理论学习提高劳动水平，要 求国家与政府为劳动者提供完善的劳动保障，教育全社会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者。这体现了国家发展与个人发展， 劳动实践与理论学习，艰苦奋斗与劳动保障，淡泊名利与尊重劳动之间的辩证关系。     

网约车司机在集体劳动法的身体定位

网络约车平台作为共享经济的代表性运作模式，吸收了大量的灵活就业人员。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网 约车司机与平台公司并非劳动关系，网约车司机既非个别劳动法上的劳动者，亦非集体劳动法上的劳动者。结合网约车 司机的实际生存状态以及国外的理论探索，未来我国可以在不突破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基础上，将网约车司机纳入集体 劳动法的保障范畴。即网约车司机虽非个别劳动法之劳动者，但可以为集体劳动法之劳动者。     

劳动者举报行为和忠诚义务的冲突与协调 —— 比较法的启示与中国法的完善

劳动者通过举报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可以减少监管成本，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然而，这种行 为却违反其所应该负的忠诚义务。因此，只有明晰两者之间的边界，鼓励与规范劳动者举报行为，才可以既保 护社会公共利益，又不至用人单位遭受经济损失。在比较发达国家对劳动者举报行为与忠诚义务相关规定的基 础上，研究认为，应该通过规定劳动者举报行为的合法性要件，明确劳动者忠诚义务来化解其举报行为和忠诚 义务的冲突。此外，应该通过改善对劳动者举报的奖励制度和制定举报救济措施来激励和保障其举报行为。     

经济转型升级中的和谐劳动关系构建 一基于准安市劳动关系状况调查的分析

通过准安市劳动关系状况的调查，发现其劳动关系领域存在的就业质量不高、劳动者素质有待提高、集 体劳动关系尚不成熟等问题，成为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此，有必要从提高劳动者素质、推动高质量就 业、规范企业用工行为、加强工会组织建设以及完善劳动关系矛盾调处机制等方面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从而推动产业 结构调整，促进经济转型升级。     

论行政前置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犯罪构成的影响

《刑法修正案(八)》将情节严重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规定为犯罪,立法旨在于通过这种严厉的刑罚措施,对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进行更好的保护。肯定的是,欠薪入罪能够从某种程度上缓解用人单位不支付劳动报酬的问题,但是由于社会关系尤其是劳动关系的复杂性以及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司法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如行政机关工作的不确定性,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工作衔接的不稳定性,该立法并未能更好地对劳动者权益进行保护。行政前置具有何种地位、有关部门如何界定、责令的方式和性质如何确定,都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中值得研究的问题。"行政前置"的增设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存在不合理处。(1)     

人工智能与就业变革

研究分析了人工智能技术对职业种类、就业规模和劳动者收入的影响，认为在短期，“机器换人” 岗位集中在低端服务业、制造业和金融等行业，而未来则会渗透到医疗、教育、养老等行业，因而失业和再就 业以及收入差距扩大是政府应关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府应加强宏观调控、合理进行二次收入分配 以及深入开展教育和未来培训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