侗台语词汇研究综述:侗台语研究系列综述之二

侗台语由古代百越民族的共同语——越语演变而来。对侗台语词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侗台语语源研究、侗台语稻作词与稻作文化的关系研究和侗台语核心词研究三个方面。     

百越民族“饭稻羹鱼”在贵州都柳江流域的传承与发展

史载的"饭稻羹鱼",是古代百越民族主要的生计方式,这种生计方式在今天贵州都柳江流域的百越民族后裔中不但得到了良好的传承,而且文化上还有所发展,人们将种稻与养鱼巧妙安排在同一季节同一生产场域内进行,不仅传承了百越民族"饭稻羹鱼"的生计方式,也赋予了山区梯田稻作农业在生态维护与农耕生产方面的新生态文化内涵。     

试论蜡染艺术的稻作文化内涵

世代生活于南方的“越人”是稻作文化的创造者，现今依然穿着蜡染服饰的“百越”民族后裔，世代耕种水稻。从稻作文化投射于蜡染艺术中的深层内含，可窥视古代农业社会发展轨迹、农耕文化心态及其思维方式。     

壮、傣、布依三族封建领主制的比较研究

壮、傣、布依三个民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或较多的民族。分布在西南边疆云南、贵州、广西等省区境内。三个民族都源于我国岭南地区的古越人,在近现代也都不同程度地保存着封建领主制的社会形态。对于这三个民族领主制社会形态的研究,既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基本理论的探讨,也是对我国古代史的研究,而且还有可能逐个揭开我国古代越人社会发展阶段的一些迷底,从而加深我们对百越民族与现代有关各个民族之间联系的认识,有助于加强壮侗语族诸民族及其他兄弟民族之间的团结与友好关系。 基于以上想法,本文拟就壮、傣、布依三个民族封建领主制的异同作一比较研究,不当之处,请学者们批评指正。 (一)三族领主制的基本情况     

古百越民族后裔与日本大和民族的文化对比研究

一、古“百越”民族后裔与大和民族关于万物形成的原始文化 具有多元一体格局而形成的中华民族,古代的神话传说包含有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及其邻国诸民族的原始文化渊源。为此,在我们进行比较研究过程中。须得从中华民族“母体”文化与古“百越”民族及其后裔壮侗族和日本大和民族展开比较。     

试探闽方言中的壮侗语底层——兼论百越民族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引言 在先秦及秦汉时期,活动在今天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及南方的,是文化上不同于中原地区夏文化的古越人。由于古越人的分布范围之广、“种姓”不同而号称“百越”。其中活动在今天苏南、皖南和浙江北部一部分地区的越人称为句吴;以浙江绍兴为中心,在今浙江宁绍平原、杭嘉湖平原和金衢丘陵地带活动的是于越;活动在今浙南瓯江流域的越人称为东瓯;分布在今福建省和赣东地区的越人称为闽越;以今广东省为中心活动的古越人称为南越;活动在今广西桂江流域一带的古越人称为西瓯;活动于今广西南部和越南北部的古越人则称为骆越。这是目前史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此外尚有争论的滇越、南海等。     

傣族稻米饮食与文化象征意义

傣族是以稻米饮食为主的民族,这一选择是傣族作为百越民族的历史定位,长久迁徙之后的生存需要。以稻米为主食也是傣族人适应自然生态环境的智慧行为,这样的行为透露出他们敬畏自然、顺从自然规律的生态理念。而围绕稻米饮食与稻谷生产形成的各种文化事项则突出反映了傣族人的民族特征,使其深深烙上了稻作民族的文化标记。     

论布依族稻作文化

布依族多居处于河谷平坝地区,依山傍水是其显著特点,因此过去有所谓“水仲家”之称。由于优越的自然条件,作为农耕民族的布依族以稻谷的种植为其主要内容,从而稻作文化在布依族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过去,学术界曾从整个百越史的角度揭示了布依族悠远的稻作文化源流。然而,对布依族的稻作文化木身似乎没有人进行过比较系统和全面的论述。这对完整地认识布依族文化面貌无疑是一个缺陷。笔者不揣浅陋,就布依族稻作文化试作探讨,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从云南考古材料看氐羌文化

云南民族史学界一般认为,先秦及两汉时期,在今天的云南省居住着百越、氐羌和百濮三大民族集团。云南民族史诸专家对于这些族群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相比之下,云南考古学界对这些族群的考古文化特征还研究得很不深入。近年来,笔者与云南考古界同仁在这方面作了一些尝试,如对百越族群的考古文化特征,曾有《云南考古材     

议佶伶分化为侗族说

1990年《贵州民族研究》第4期刊登《浅谈佶伶与侗水语支诸民族的关系》(简称《浅谈》)一文,开宗明义地说:“宋代史籍已有‘佶伶’(仡伶)作为族称的记载,并分布今湘黔桂毗邻地区,到明代逐渐发展为壮侗语族侗水语支诸民族”。结束语云:“总之,宋代的佶伶(仡伶)与壮侗语族侗水语文诸民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乌浒、佶僚的后继族称,并与瓯骆有渊源关系”,“是古越人后裔侗水语支诸民族在其起源过程中特定历史阶段初步     

苗族稻作与祭仪初探

据苗族史诗记载，苗族先民最初在长江中下游完成了从旱作到稻作的转换。由于战争及迁徙，打乱了苗族稻作文化发展的正常进程，继而在西南山区创造、再生出了适应地理环境的农耕梯田文化。苗放鼓社及原始祭祀，紧扣节日和农时节令，围绕稻作生产的各个环节，与稻作农耕活动融为一体，并整合、传承了鬼神崇拜、祖先崇拜及生殖崇拜等文化因子，使稻作文化与祭仪构成了一种互动共生的紧密关系。     

中日稻作起源研究回顾

1973年河姆渡遗址发现后,中日两国学者对稻作起源的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对稻作起源年代的认定更为明确,尤其是两国学者对稻作起源区域的高度认同以及研究方法、内容上的互补,大大丰富了稻作文化的内涵。     

日本及中国的稻作文化与祭祀

中日两国历史久远的稻作文化及相关的祭祀,虽有地域、民族的差异,但也有不少类似之处.这与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不无关系.通过实证性、复合性的比较研究,可以阐发东亚稻作文化的一些共同特征.     

"饭稻羹鱼"--水族传统农耕文化的主题

今天生活在贵州南部黔桂边境地带的水族同胞,之所以孜孜不倦地追求"饭稻羹鱼"的稻作农耕文化思想,得益于历史上他们在广东、广西邕江流域长期的渔猎与采集的经济生活,在"垦食骆田"时代形成的稻鱼共生共获的生产格局,在他们辗转迁徙定居黔桂边境之后,演变成了"稻田养鱼",从而使"饭稻羹鱼"的传统农耕文化得以延续.     

论明代四大奇书传说里的“马”话语

以明代四大奇书传说中提到的"马”为切入点,采用民俗学的方法,重点分析民间传说中的"马”话语,研究这个话语所传达的华北民间文化的认同意识.在亚太地区,如在东亚、东北亚和南亚,"马”词汇里还包裹着一层层的其他文化含义,如农耕民俗、马背民俗、阶层等级、佛教信仰、动物民俗等,这些民间风俗和民间信仰,在亚太各国的文化交流史上,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近年正在引起亚洲民俗学者的重视.而在我国明代四大奇书的传说中,早已表现出了这样诸多的文化因素.     

心灵的开启与去蔽--例说侗民族的处境意识与以邻为善观

侗民族属百越民族后裔,在对待邻居(包括作为人的"邻居"、作为自然的"邻居",以及观念世界里作为"神鬼"、"精灵"的"邻居")的态度上,其特点是以一种自我显露和胸襟敞开的"无蔽"与"去蔽"方式去展开与"他者"的对话.本文主要以侗民族"如何和为何相信鬼魂"为例,对观念形态中的"宇宙五界"说及其"处境意识"和"以邻为善"观之形成,作价值维度与理论意义的描述与探究.     

浅析百越文化特征中的环境因素

本文通过对百越饮食习俗、交通方式、建筑风格、断法文身、崖葬习俗、蛇图腾等独具特色的文化特征与其环境之间关系的分析,揭示了环境因素在民族文化特征形成过程中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西南少数民族人祖神话透析

灾后遗留人种繁衍人类的神话,世界范围内均有发现,而尤以中国西南地区最为集中。学者们研究此类神话时使用了洪水神话、人类起源神话、兄妹婚神话、人祖神话、创世神话等众多不同的概念。对比来看,人祖神话在概括此类神话的主题,以及统领神话对应的信仰方面,更为妥当。需要指出的是,学界使用人祖神话进行研究成果不多,且较少对这一概念进行严格的内涵限定,导致其与"人类起源神话"这一涵盖更广的概念等同使用。事实上,人祖神话是人类起源神话的一种独特类型,是讲述大灾难后遗留的人种重新繁衍人类并被奉为人祖的神话。以人为祖这一突出特征使人祖神话区别于其它类型的人类起源神话。     

History,Chinese Nationalism and the Emerging Sino–Japanese Conflict

Anti-Japanese popular nationalism is rising high in China today. Little evidence to date proves that it is officially orchestrated. Nonetheless, Chinese popular nationalism still has deep roots in the state's history propaganda which has implanted pernicious myths in the national collective memory. Fueling mistrust and exacerbating a mutual threat perception, popular nationalism could be a catalyst for future Sino–Japanese conflict over the Taiwan problem, island disputes, and maritime resource competition. The increasingly liberalized but often biased Chinese media, the role of nationalist sub-elites, and the government's accommodation have all contributed to the strength of anti-Japanese nationalism, which cannot be mitigated by bilateral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To rid bilateral relations of the negative historical legacy, the two countries need the vision and determination to remove nationalistic myths and promote a shared history through mutual critique and self-reflection in transnational historians' dialogu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