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中关于国有企业和商业行为判断的问题

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是国际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随着绝对国家豁免理论逐渐受到挑战,绝对豁免原则逐渐走向相对豁免原则。国有企业能否成为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的主体,属于国家豁免原则例外的商业行为应如何界定,一直是国际法学界长期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结合最近通过的《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之内容以及美国最新案例法的发展趋势,对此问题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探讨,并在分析我国国情的基础上提出了应对策略。     

国际投资法中的国家豁免

国家豁免问题是国际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的一个共同话题,也是一个长期争论的古老话题。《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对国家豁免的有关问题作了规定,基本的一点是在国家豁免问题上采取了限制豁免的原则。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与国际民商新秩序的构建

国际民商新秩序的提出对于国际私法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国际民商新秩序要求国际民商事关系中的当事人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如果国家在国际民商事交往中享有豁免权,则不利于国际民商新秩序的构建。关于国家豁免的范围,存在着绝对豁免主义与相对豁免主义的分歧。绝对豁免与国际民商新秩序的构建背道而驰,相对豁免与国际民商新秩序的构建相契合。《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第一次在全球性国际公约中规定了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原则,标志着限制豁免说彻底战胜了绝对豁免说,是国际民商新秩序构建进程中的里程碑。     

浅论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

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有绝对豁免和限制豁免两种主要理论。我国司法实践赞同绝对豁免主义,然而,从当前国际法理论和国际实践上看,限制豁免理论呈上升趋势,且从我国的长远利益出发,我国应当有条件地采纳限制豁免主义,采取行为性质标准为主、目的标准为辅的标准,确定是否给予国家行为法律规定的豁免。但这方面的立法尚待完善。     

法治中国视野下的国家豁免问题——从日本、韩国比较法角度的探究

在推进"法治中国"与"对外开放"的进程中,需要重新审视国家豁免的立场和立法。作为习惯国际法的国家豁免原则,国家豁免的适用范围以及具体标准在实践中并未统一。我国在这一问题上只有零散规定,没有专门立法。这些法律规定有时与司法实践相矛盾,在实践中难免带来困惑。依法治国必然包含有法可依,这要求我国尽快制定一部国家主权豁免法。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宜借鉴各国优秀成果,既包括在此方面具有相对成熟经验的欧美,也包括同处东亚、与我国具有类似文化、在此领域同样初步探索的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制度。当前,日本、韩国都逐渐转向了限制豁免主义,日本更是在加入《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后制定了自己的外国主权豁免法,韩国也有呼吁本国尽快立法的声音。我国应慎重考虑国家豁免的适用范围,制定一部符合我国国情的、体例完整的外国主权豁免法。     

论国家及其财产豁免中商业交易的判断依据

对于国家豁免中的商业交易判断依据,理论上素有"性质"说和"目的"说之争,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一般偏向于性质依据。《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豁免公约》采取了以性质依据为主、兼顾目的依据的折衷方案,但公约对目的依据的限制意味着那些原来一直主张性质依据的国家仍然可以只适用性质依据。因此公约并没有从根本上统一各国在商业交易判断依据上的立场。在审查合同或交易的商业性质时,不应该局限于"性质依据"或"目的依据",而应该从行为的全过程着手,全面考虑与案件有关的各种因素。     

我国未来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法的立法取向

国家及其财产享有豁免权是国际法上的一项重要原则。关于这一原则的适用范围,各国实践始终存在着绝对豁免主义和限制豁免主义两种立场的对立和分歧。不过,限制豁免主义正在大多数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判例中占据支配地位。我国关于国家及其财产豁免问题的传统立场有待调整,在未来的国家豁免法中可有条件地采纳限制豁免主义。     

个人国际刑事责任管辖豁免规则的新发展

个人刑事责任的管辖豁免是由习惯国际法形成的一个古老的规则,也是争论比较激烈的一个现实问题,根据这一规则,个人代表国家实施的行为,包括代表国家发动的战争行为和危害人类的行为不受国际和外国法院的司法管辖。但是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越来越强调追究个人刑事责任,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传统国际法中的管辖豁免规则必然受到冲击而发生新的改变,任何人犯有严重国际罪行都有可能承担刑事责任。     

外交特权与豁免:美国的困惑与图谋

外交特权与豁免：美国的困惑与图谋常明玉外交特权与豁免——外交代表机构及其人员在接受国所享有的特殊权利和管辖豁免——是国际法中最古老的习惯法之一。几个世纪以来，其具体规则不断有所发展和变化。１９６１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以下简称《维也纳公约》）的签...     

深海底资源开发与国际海洋环境保护

深海底资源开发与国际海洋环境保护江伟钰《关于执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认为，《公约》对于维护和平、正义和全世界人民的进步有重要贡献，“重申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床和洋底及其底土以及‘区域’的资源为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考虑到《公约》对保...     

房地分开、租税分流———农村房屋流转的途径与办法初探

农村房屋不是商品,但可以转化为商品并上市交易。农民拥有自己的房屋所有权,但并不拥有土地的所椒;农民买卖自己的房屋,并不能买卖属于集体的土地。因此,农村房屋买卖应该实行“房地分开”;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也可以购买农村旁屋,但除了支付房屋价格以外,还应向集体经济组织支付地租,地和是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实现形式。城乡资产融合,城乡房屋同地同房同质同价,政窬在整个城乡房屋的开发环节、持有环节、交易环节都能收取税放,这种税放收入量大、稳定,应该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     

对当前预防和打击拐卖儿童犯罪的思考——昆明市公安机关预防和打击拐卖儿童犯罪专项整治分析

近年来,昆明市公安局不间断地组织专项打击整治行动,有效遏制了拐卖儿童犯罪案件的多发势头。但此类案件还是边打边发,难以有效根治。原因:1、买方市场巨大的需求,刺激着拐卖儿童犯罪的滋生与蔓延;2、城市外来务工人员违反计划生育,子女“放养”现象普遍。建议:1、从立法上加大对拐入地买方市场和买主的打击、惩处力度;2、对不履行监护职责的家长制定具体的处罚条款;3、出台打击拐卖儿童犯罪协作工作机制;4、建立全国性的失踪被拐儿童父母DNA数据库。     

改革开放与民族认同

中华民族凝聚力是中华民族的生命力。改革开放不仅大大地增强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也大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凝聚力。从深层看,就是增进了中华民族的认同。民族认同是民族产生和民族凝聚力发展的基本条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民族成员所认同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也不断发展,从而推进民族认同的变化,并制约着民族凝聚力的强弱。民族认同的程度、民族凝聚力的状况。从根本上说,决定于对民族领导核心的认同程度。改革开放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提供了较坚实的物质基础：拉开了建设民主、自由、富强的现代中国的序幕;促进中华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改变了中华民族政治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当前,我国社会有两个“认同点”（或“凝聚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民生问题,二是腐败问题。只有坚持全面的改革开放,才能推进中华民族的认同,才能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思想政治教育与维护国家思想文化安全

思想政治教育应围绕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这一主题,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历史现象进行客观全面地评述,并且敏锐地捕捉和紧跟思想文化界的前进脉络,与时俱进,大力推动思想文化界的理论创新。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构建和谐与创新型单位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仍然是构建和谐、创新型社会的一项非常必要的、刻不容缓的任务。思想政治工作是通过各种方法和渠道对人们的思想进行政治导向的过程。这一工作既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又是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力保证,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     

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科学技术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内在的理论品质,同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共命运,与科学技术革命的出现、发展相一致。现代科技革命的日新月异、迅猛发展不会改变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只会发展和丰富其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不会过时的,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它都是指导科学技术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     

权利与权力 价值与目的——关于刑事强制措施之法理阐释

本文通过对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历史发展沿革之阐述、刑事诉讼强制措施本质上的权力与权利之分析、刑事诉讼强制措施法律控制的法理内涵棗法律与权力关系之阐发、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诉讼价值和目的的评价,从系统性和整体性的层面上,批判与分析我国刑事诉讼强制措施基本理论现状,提出相关认识,以促进刑事强制措施理论的完善,推进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刑事强制措施实施民主化、人权化、进步化之发展趋向。     

网络与青年思想政治教育

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应用 ,人们的生活、工作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人们的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 ,研究网络对青年的影响 ,积极制定对策 ,做好青年思想政治工作尤为重要。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消亡

全球化使国家的界限变得模糊 ,对国家的职能和作用产生冲击 ,对国家的主权地位提出严峻挑战。但这并不能得出民族国家过时甚至消亡的结论。因为 ,无论从一国之内还是就世界范围来看 ,政治的冲突、经济利益的差异和文化意识形态的对立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全球化并没有创造出使国家最终消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 ,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民族和国家意识。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认定和适用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侵犯了司法机关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又破坏了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本罪客观方面是实施了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作伪证的行为,＂威胁＂和＂引诱＂的认定一定要慎之又慎;本罪犯罪主体是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实践中多数是律师构成;犯罪主观方面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是行为犯,因而必然存在未遂形态。要关注本罪的刑罚适用,免于处罚的情形亦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