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抓捕的滥用看法定侦查到案措施的缺陷

相对于法定的传唤、拘传、拘留、逮捕等侦查到案措施而言,非法定的口头传唤、留置、抓捕等侦查措施在实际公安工作中使用得更为广泛。审批程序耗时和到案期限紧张造成法定到案措施适用率低下。与之相比,非法定侦查措施具有适用条件灵活、使用机制简便的优点,但也有权力滥用、不当限制权利的倾向。本着坚持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的原则,法定侦查到案措施的完善应当整合二者的优势,结合公安工作实际,建立一个协调一致、适用灵活的到案措施体系。     

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侦查到案制度实施问题研究

为了提高侦查效果与加强人权保障,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新增了口头传唤措施,并延长了传唤、拘传期限。对两个经济水平差异较大的地区的考察发现,新法实施以来,口头传唤和留置适用率很高,而拘传或传唤很少适用,这与其被扩张性适用和强制性适用直接相关,而到案后的羁留期间被侦查机关任意控制,虽能满足侦查需要,却极易侵犯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无论是根植于侦查实践的合理性需要,还是域外立法或司法的成熟经验,均映射出我国现行侦查到案制度中权力配置的内在矛盾——无证到案手段的不足与临时性羁留权力的过度。长远地看,解决这一矛盾需要在立法层面进行制度重构,最终目标是建立以无证到案措施为主的到案措施体系,以及到案后的期间控制与司法审查制度。     

侦查到案：查证功能与期限配置

对三个地区公安机关的考察发现,到案阶段具有强大的查证功能.这表现在:一方面,到案阶段的查证活动是形成案件证据体系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到案阶段的查证活动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侦查和诉讼的方向.然而,法定的到案期限却不能充分适应这一功能,从而导致传唤、拘传等法定措施的适用率很低,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的留置、口头传唤、抓捕等措施反而被大量使用.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适当扩展到案期限,并通过审批程序予以合理限制.     

论我国侦查强制到案措施体系的完善

当前公安司法实践中,我国刑事强制到案措施包括传唤、拘传、拘留、逮捕和留置盘问五种。无论立法还是实践上这些措施都存在很多问题。主要问题是没有解决好侦查需要与到案措施体系的合理供给之间的矛盾,而实践中的突出问题则是法外到案措施的滥用现象。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本着坚持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的原则,结合公安工作实际,通过立法建立一个逻辑严密、协调一致,能充分应对各类案件特点和证据条件的强制到案措施体系,使之能够适应各种具体的案件情况,满足合理的侦查需要。同时,明确规定滥用强制到案措施的法律后果,使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在选择适用各种强制到案措施时更加理性、谨慎。     

规避与替代——搜查运行机制的实证考察

在中国的侦查实践中,法定的有证与无证搜查运用有限。公安机关更多通过到案检查、场所检查等实质性搜查行为与证据提取方式来规避和替代搜查。从犯罪控制与保障人权平衡的角度看,对搜查制度的改革应调整无证搜查的适用条件,建立针对无证搜查的事后审查机制,并完善有证搜查制度。     

侦查到案制度之理论建构——从阶段论角度的展开

对于侦查到案制度,无论是个别化研究还是整体性研究,均将研究对象限定为到案措施本身,从而在一种辅助意义上理解到案措施的功能。阶段论研究更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我国的侦查到案是侦查程序的"中间阶段",现代法治国家则多为"终结阶段"。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到案阶段以确认或排除侦查对象的犯罪嫌疑为基本功能,而到案功能的实现以短暂限制嫌疑人的人身自由为基本手段。从阶段论角度,侦查到案制度包括到案措施制度、到案羁留制度和案件处理制度。     

传唤到案行为的实质界定

传唤作为一种侦查措施，目前，在刑事侦查中广泛运用。但笔者在办案实践中发现，一些地方的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中存在着传唤适用不规范．传唤措施不当适用等问题。传唤的不规范、不当适用，不仅关乎刑事程序，影响执法的规范和严肃，而且涉及行为性质的认定。影响对犯罪嫌疑人的刑罚。     

走私犯罪侦查启动程序研究

当前在走私犯罪侦查启动过程中,存在着到案措施难以落实、搜查功能难以发挥、案件经营难以开展、技侦手段难以运用等难点。究其原因就在于我国包括缉私侦查在内的侦查工作采用的是程序启动型模式,同时由于走私犯罪和缉私工作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使得缉私侦查启动工作更易陷入困境。为适应打击走私犯罪的需要,应当将程序启动型转为随机启动型侦查模式,同时对相关的配套措施予以完善。     

论大学生犯罪起诉犹豫制度之构建

对大学生犯罪适用起诉犹豫制度不仅有利于大学生犯罪的预防及保护大学生犯罪嫌疑人早日回归社会;也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是针对大学生特有的生理、心理等特点而采取的合理措施。本文认为我国应明确大学生犯罪适用起诉犹豫制度的罪刑条件、适用程序、考察措施与考察期限等,构建一套适用大学生犯罪的起诉犹豫制度。     

试论诱惑侦查在贿赂犯罪中的适用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措施,已经逐步开始运用于实践中,但在现行法律上缺乏依据。而诱惑侦查能否适用于贿赂犯罪,理论界存在争议。由于贿赂犯罪具有隐蔽性强、无明显被害人等特点,诱惑侦查的适用具有较大效益,具有适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需从实体和程序上建立起完备的制度。     

完善侦查程序立法的三个重点问题

目次一、人身强制措施(一)强制到案(二)强制候审二、侦查取证措施(一)我国侦查取证活动的法律意义(二)现行侦查取证立法的主要缺陷(三)完善侦查取证立法的建议三、律师帮助制度四、结束语从法治的角度来看,如何在侦查权力与个人权利之间保障适度的平衡,一直是侦查程序的核心问题。围绕这一核心,不断完     

职务犯罪案件技术侦查适用的制度构建

现行《刑事诉讼法》并未将技术侦查列为法定侦查措施,造成了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案件侦查中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于法无据,而职务犯罪案件的特点和贯彻检察工作的整体要求决定了技术侦查在职务犯罪侦查中是必要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形式的立法,为技术侦查的适用提供了可能,技术侦查措施制度的构建包括适用的范围、条件、对象、程序及技术侦查材料的证据力等内容。     

刑事传唤制度刍议

刑事传唤在侦查实践中应用广泛,但缺乏应有的法律规制,从而导致刑事传唤法律属性不清、程序不明、任意滥用等诸多缺陷。完善我国的刑事传唤制度必须从借鉴国外任意侦查入手,通过立法确认自愿同行,才能在刑事传唤过程中既最大限度的保障人权、限制强制侦查的启动,又有效行使侦查职能。     

比较法视野中的刑事强制措施

从比较法的角度看,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具有立法授权的分散性和实际权力的集中性、适用对象的特定性和适用目的的单一性等特点,但在体系上过度依赖羁押性手段,在制度设计上未能充分体现人权保障的精神,司法实践中"惩罚性"地适用强制措施以及追诉机关自我授权和执法违法的现象比较突出。为了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非法侵犯,应当对适用强制措施的权力进行重新分配,形成以强制到案的措施和强制候审的措施为基本类型的强制措施新体系,将取保候审设计为最常用的一种强制措施,并且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健全适用强制措施过程中的权利救济机制。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视角下的特殊侦查措施

特殊侦查措施是打击、控制犯罪的一柄利器,特别是对腐败犯罪这种具有隐秘性、智能化、无被害人的犯罪更是如此,对于此类犯罪,适用常规侦查措施往往力有不逮.但同时特殊侦查措施又是侵犯公民权利、滥用国家权力的凶器.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这种冲突体现得非常明显,并且其中也体现出了本国主权和他国主权,程序与实体之间的新的冲突.基于此,应当利用我国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契机,确立一系列原则,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做指导.     

追诉时效中“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释义学分析

追诉时效具有直接限定刑事责任承担的法定效力，时效期限如何认定作为影响刑事责任的关键环节在刑事司法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追诉时效中“逃避侦查或者审判”作为时效终止的立法表述，需要结合刑事追诉的实质与规则构建的合逻辑性进行释义学解读。“逃避侦查或者审判”叠加于刑事立案侦查或者法院受理案件之后，不应作为积极要件予以理解与适用，否则与时效制度督促刑权力行使的本义不相融合，而且囿于行为人视域的逃避行为方能终止时效，这一结论致使刑事追诉的程序推进受制于外在因素欠缺合理性，同时由于逃避时点和行为类型的非定型化必然带来适用混乱。“逃避侦查或者审判”作为消极要件是回归刑事追诉本质的体现，这一性质归属不仅可以弥补逻辑周延性的诸多不足，而且较好契合了关联规则的体系考量。     

通过中立的司法权力制约侦查权力——建立侦查行为司法审查制度之管见

建立对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可以解决我国侦查权力行使过程所存在的实际问题,更可以调整侦查权与审判权之间的相互关系、建立健全宪法权利的程序保障机制。司法审查的权力应当由法院的法官行使。司法审查的范围应当针对强制候审措施和羁押期限的延长以及通常情况下的强制性侦查措施,应当包括所有的侦查行为,不分强制侦查与任意侦查。     

进步与不足：新刑事诉讼法技术侦查措施规定之反思

在新刑事诉讼法中规定技术侦查措施有重要意义。其进步之处是体现了重罪原则、人权保护原则、程序法定原则和必要性原则。其不足的地方是概念不清,条件范围不明确,适用程序模糊,缺乏明确的监督救济程序,对隐藏身份及控制下交付的秘密侦查规定过于原则和抽象,有关技术侦查措施所获得证据庭外核实的规定不足。要坚持合目的性、手段节制原则、程序法定原则。同时,要通过司法解释明确适用程序、救济程序和监督程序。     

数字时代背景下刑事取证制度的困境与回应

在数字时代背景下,犯罪人、犯罪行为与犯罪空间等都显现出与工业化时代明显不同的特点。以传统物理空间发生的国内犯罪为基本原型的传统刑事取证制度,难以有效回应网络空间取证、跨境犯罪侦查取证等新问题,在侦查人员专业能力、取证时间和取证空间等方面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刑事取证制度在整体框架进行优化调整的同时,也逐渐推进从法定侦查人员取证到专业人员参与取证、从传统侦查取证到向网络服务者取证、从一般取证措施到快速取证措施、从国内取证程序到境外取证程序等多重变革。数字时代刑事取证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还需要关注和回应取证行为启动明确化、取证措施体系化、取证程序精细化和取证制度协同化等新课题。     

论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完善——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既给检察机关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时也是检察机关完成转型的一次重大机遇。新刑诉法扩大了职务犯罪侦查的证据来源;完善并拓展了侦查措施;延长传唤和拘传的期限;加强取保候审的监管;完善监视居住的执行和监控;延长自侦案件的拘留期限。同时,新刑诉法继续对职务犯罪侦查权力进行制约与规范,包括通过权力制约权力及通过权利制约权力。故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应该转变观念、树立信心、积极应对;加强"情报导侦"信息化;初查工作合理强化;侦查行为规范化和创新管理科学化;加快推进侦查信息化建设和装备现代化建设;提高侦查人员素质,实现侦查人才精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