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定犯时代背景下犯罪附随后果的解构和重建

法定犯时代下,后工业社会中各种风险逐渐升格,古典自由主义刑法理论地位受到动摇,刑法制裁体系相应地吸收了积极刑法观理念,前置刑法干预起点,降低入罪门槛,而社会整体评价体系中却缺乏相应的轻罪或微罪评价模式、犯罪分层意识,从而导致刑法附随法律责任引发实质意义上罪责关系的不协调,违反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责任主义原则等问题。同“以刑制罪”对“从罪到刑”的罪刑关系的反思,在意图限缩刑罚的法益理论逐渐沦为为刑法扩张“背书”的情况下,对犯罪附随法律责任的重视能够促进法益判断标准的实质化,从而有利于促进立法批判机能的实现,也能对保安处分科学化和刑罚“双轨制”发展有所裨益。基于新社会防卫论的论证逻辑也应该对附随后果的逆向论证逻辑以及定位做出限制,同时提出犯罪人处遇重构、引入复权制度等具体举措,以期达到法律体系内部法律责任的协调。     

犯罪行为的附随法律责任初探

犯罪要承担刑事责任,但是除此之外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法规、部门规章、地方规章还对犯罪人规定有各种各样的资格、从业等方面的限制性条文。这类权利限制和义务增加的规定就是犯罪行为的附随法律责任,因为缺乏理论的宏观指导和整体的协调,目前立法呈现无章法状态。这一定程度构成侵犯宪法上的平等权和人权法上的歧视,威慑效果过大而阻碍再社会化,并且与现行法律相冲突。     

标签理论视角下未成年人再犯预防——自我形象重塑

标签理论解释了未成年犯罪人从初次犯罪到再次犯罪的形成过程。未成年人在初次实施犯罪行为后被贴犯罪标签,在多种因素影响下将标签内容内化,形成犯罪形象,进而再次实施犯罪行为。其中,犯罪标签的内化是再犯行为产生的关键。从犯罪标签在未成年人这一特殊群体的再犯过程中发挥的负向作用方面看,重塑犯罪未成年人自我形象具有必然性。基于影响标签内容内化的主客观因素,要让标签未成年人重塑自我形象,需改进对初犯未成年人"贴标签"的官方反应,改善现有的法律制度;弱化犯罪人标签的不良影响,完善"撕标签"的相关制度;保证犯罪未成年人正常社会化,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     

论合同附随义务违反的归责原则与法律后果

附随义务是债务人基于诚信原则,为维护债权人的固有利益,在给付义务之外所负担的必要注意及保护义务。在判断附随义务存在与否及其履行与否等问题上,债务人主观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而附随义务的违反以过错为归责原则,这符合附随义务的性质、目的及交易实践。违反附随义务,债务人应当承担债务不履行责任,其最主要者,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于例外情形还可成立强制履行和违约金责任,及构成合同解除之原因。     

论合同附随义务的独立性及其抽象规范的具体化

合同附随义务是合同义务群中具有独立性的一类义务,合同附随义务的独立性源于其自身属性,这决定了合同法对于附随义务应当在规范体系中予以明确,但仅能以相对抽象的法律条文予以表述,这种表述方式严重限制了合同附随义务制度功能的发挥。抽象表述方式天然的局限性提出了实现从抽象向具体转化的制度诉求。合同附随义务内容的确定规则解决了附随义务因过于抽象而无法直接用于确定合同附随义务内容的难题,在合同附随义务纠纷的法律适用中具有关键性作用。按照合同附随义务内容具体化规则提供的路径,借助最高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的形式,合理选取合同类型、合同性质、合同目的、合同主给付义务的内容、交易习惯以及相应的社会政策等因素,最终明确当事人承担的具体附随义务,为义务人积极履行义务提供法律指引的同时,也为权利人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以及避免自身利益受损,同时为法院统一裁判结论、彰显司法权威、塑造司法公信力提供了法律保障。     

试析合同履行中的附随义务

附随义务是因诚实信用原则而产生的一般性义务。其目的在于两方面 :一是使债权人的给付利益获得最大可能的满足 ,二是维护对方人身或财产利益。附随义务规定属于强制条款 ,违反附随义务产生了损害赔偿请求权。附随义务包括通知义务 ,协助义务 ,保密义务和其他义务。     

附随义务与安全保障义务之辨析

尽管安全保障义务与附随义务存在着显著差异,但实践中仍然会对二者的辨别产生混淆。虽然附随义务与安全保障义务具有功能上的相似性,在特定情况下也会发生竞合,但二者具有不同的适用领域,不能简单地将安全保障义务定性为附随义务。只有发生于公共场所的合同一方当事人的不当行为致使对方人身或财产损害的,才会引发违反附随义务的合同责任与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的竞合。实践中应注意对二者进行必要的区分,不宜将二者混为一谈。     

再犯预测基本概念辨析与选样方法评价

再犯人身危险性评估不完全等同于再犯预测。影响再犯可能性的因素主要有环境和个体因素。目前各种再犯预测研究所确定的实验组和控制组的方法主要有追踪选样、回溯选样、初犯同期选样、初犯不同期选样等。犯罪人回归社会后的个体状况和社会状况是影响其再犯的重要因素。     

论被害人有意过错在暴力犯罪中的作用

犯罪人与被害人是导致犯罪发生的两个方面,然而大多数人们和学者往往更多的关注犯罪人的过错对犯罪发生的作用,而忽视了被害人在犯罪发生中的作用。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很多被害人过错诱发犯罪发生、促进犯罪实施、促成犯罪后果等作用。研究被害人过错中的有意过错,对减少和预防犯罪的发生,降低犯罪的危害程度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对暴力犯罪中被害人有意过错在犯罪中的作用进行分析,旨在通过运用这一结论提出建议,在一定程度上预防打击暴力犯罪。     

浅析一般累犯、特殊累犯与毒品(犯罪)再犯之关系

在刑法理论上,累犯具有多种性质,既是一种犯罪人类型,也是一种量刑情节,还是一项刑罚制度。我国刑法除分别规定了一般累犯、特殊累犯两种累犯制度外,还特别规定了毒品再犯,即刑法第65条的普通累犯、第66条的特殊累犯和第356条的毒品再犯。虽然《刑法修正案(八)》对一般累犯的否定条件和特殊累犯的犯罪类型作了扩     

论计算盗窃数额时不应扣除犯罪成本

犯罪成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犯罪成本指国家和社会因惩罚和预防犯罪而付出的成本以及犯罪人因实施犯罪而付出的成本;狭义的犯罪成本仅指犯罪人因实施犯罪而付出的成本。而盗窃罪的成立应以被害人已经或可能遭受财产损害为必要,但对犯罪人盗窃财物的同时支付了相当价值财物的情形,对被害人遭受的财产损害该如何理解呢?认定犯罪人的盗窃数额时是否应当扣除犯罪人投入的犯罪成本呢?这是中外刑法理论上颇有争议的问题。本文将从一个典型案例入手来探讨认定盗窃数额时不应扣除犯罪成本的问题。     

论犯罪工具

犯罪工具是一个根据刑法有关规定抽象出来的理论概念。犯罪工具是犯罪人为实行犯罪而利用的物或人。犯罪工具能否便利犯罪,依赖于犯罪人主观认识来判定。在实践中,犯罪工具对犯罪行为可以产生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对一些犯罪的定罪量刑也有相当的影响力。对于犯罪工具,应分别情况加以不同处理。     

论合同中的附随义务——以完整利益保护为中心的新阐释

合同中的附随义务,乃是指给付义务之外,以“人的完整性”等完整利益的保护为目的之义务;人身等完整利益的保护既是附随义务的中心思想,也是附随义务与给付义务区别的最为重要的标准。现代合同中,附随义务的出现和增加,一方面使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受到了限制,另一方面则体现了现代法制对于商业社会中人的完整性的日益重视。因而应当适当把握其内涵和外延。     

非人格化：犯罪实施与犯罪控制

犯罪人在犯罪实施过程中运用了对被害人非人格化的技巧 ,以规避良心和道德的谴责。国家和社会在犯罪控制中也有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过程 ,但这种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 ,在今天已经变得不应该、不必要也不明智。对非人格化过程的阻却 ,提供了一个潜在被害人避免犯罪侵害、国家与社会控制犯罪、矫治犯罪人的新视角。     

轻罪前科消灭制度完善探究

近年来几次刑法修正,危险驾驶罪、代替考试罪、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盗用身份证件罪、妨害安全驾驶罪、危险作业罪、高空抛物罪等纷纷入刑,明显扩张了我国轻罪犯罪圈.在此立法背景下,前科的标签效应及附属后果,对轻罪犯罪人和轻罪犯罪治理而言具有一定难度的挑战.因而,有必要立足轻罪制度体系,树立系统思维,完善我国轻罪前科消灭制度,以期有利于促进轻罪犯罪人回归社会,也有利于优化我国轻罪犯罪治理模式.     

恢复性司法述评

恢复性司法是指与特定犯罪有利害关系的各方共同参与犯罪处理的司法模式 ,具有恢复性、个人参与性、社会性、前瞻性和灵活性等特征。恢复性司法模式与传统报应性司法模式有很多不同特点 ,它把犯罪人的悔恨、忏悔和被害人的宽恕作为重要因素。恢复性司法的运作模式有社区恢复委员会、量刑小组、赔偿、社区服务、被害后果陈述、被害人犯罪人调解 ,家庭小组会议等七种类型。恢复性司法活动在司法实践中取得很好效果。     

论理性犯罪的犯罪收益与犯罪成本

犯罪学对犯罪人的假设是“理性犯罪人”,理性犯罪是指犯罪人实施犯罪是一种理性的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理性犯罪人在动机冲突过程中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犯罪收益,二是犯罪成本,犯罪成本包括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惩罚成本。犯罪动机的产生并转化为犯罪行为的可能性同犯罪收益成正比,同犯罪成本成反比。     

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竞合探析——以危险驾驶罪为视角

我国三十多年刑事立法轨迹表明,作为刑事犯罪类型之一的行政犯在我国刑法中的比例不断增加,行政犯罪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传统犯罪。随着风险刑法理论的兴起,行政犯罪立法将呈进一步增多之势,而与此相应的刑罚并未适应行政犯罪的特点作出相应的调整,行政违法和刑事犯罪之间责任结合的现象日益突出,行政犯罪承担的刑事责任及其附随性后果叠加,与其本身社会危害性程度不相匹配。因此,我国有必要对行政犯罪的刑罚作出相应调整,针对行政犯罪的特点,完善相应的惩罚制度,更好地贯彻刑法的核心理念。     

论刑事被害人的过错——以聚众斗殴罪为视角

在侵犯人身权利的案件中,犯罪的发生一般是源于犯罪人和被害人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我国刑法以犯罪人为中心,被害人过错在定罪量刑的过程中常常被忽视。对于以犯罪人和国家的二元结构模式,不利于犯罪人权利的保障。因此,司法机关在处理聚众斗殴的案件中很少考虑被害人是否有诱发和促进犯罪的发生。在聚众斗殴过案件中,一旦出出现有刑事被害人死亡的情形,司法机关通常按照刑法292条中的规定,以刑法232条故意杀人罪对犯罪行为人进行定罪量刑。鉴此,有必要将被害人的过错纳入聚众斗殴罪之定罪量刑中,按照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对犯罪行为人进行归罪惩处。     

论犯罪中的选择行为

犯罪过程是犯罪人连续不断地选择行为的过程。犯罪中行为人无论是对犯罪时间、地点、目标的选择,还是对犯罪工具类型、犯罪行为方式等的选择,都是犯罪人个体的有意识活动。犯罪人在犯罪中选择行为的理性度高低决定了其行为的具体性。从犯罪选择行为生成的结果,逆推或回溯选择行为的水平,去感知犯罪人的水平以揭示其犯意,进行犯罪人特征描述。因此,分析研判犯罪中选择行为的理性度可以服务于案侦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