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境与困境:侦查程序完善的未竟课题

由于没有遵循利害相关者不得参与和主导修法活动的原则,同时受现行政治体制、司法体制和社会治安形势的制约,新刑事诉讼法对侦查程序的修改具有明显的妥协性和阶段性特征。侦查与立案、审判之间的关系仍未理顺;侦查程序的行政化/准诉讼化构造基本没有改观;侦辩失衡,侦辩之间的实质关系依然是求情而非对抗;选择性不执法、刑讯逼供、超期羁押、律师辩护难等当下侦查实践中突出存在的问题亦未得到立法的有效解决。从人权、法治的视角分析,侦查程序的完善还有许多未竟的课题。     

审判中心主义视野下职务犯罪侦查模式之转型

受政治体制、法律制度和司法环境等综合因素影响,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超职权性、口供至上性和相对独立性.审判中心主义视野下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模式转型需要认真审视和有效建立新型的“侦审关系”“侦诉关系”“侦辩关系”,更加严格侦查阶段的证据证明标准,更加注重全面收集各种证据以及更加重视应对刑事辩护问题.审判中心主义视野下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模式须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型,转型的实现路径主要包括:职务犯罪侦查制度的调整和创新以及刑事诉讼立法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侦辩交易——现阶段职务犯罪侦查的现实选择

新刑诉法的实施将保障人权上升至与惩治犯罪并重的刑事司法价值层次。伴随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扩充后的侦查阶段律师帮助权,对职务犯罪侦查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如此现状,加强对职务犯罪侦辩交易的实务探索和理论探讨将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对职务犯罪侦辩交易概念的解析,认为在当前职务犯罪侦查所面临的困境中进行侦辩交易有着现实意义且具备可行性,并着重强调了引入职务犯罪侦辩交易需坚持的几个原则。     

侦审关系论纲

侦审关系是一个具有自身特殊规律和内在机制的研究领域,侦审之间的权能结构关系决定了其对诉讼形态建构的特殊意义。侦审关系具有动态、转换性,在侦查阶段侦审关系的重心是司法对侦查的制约,在起诉阶段侦审关系的重心是审判与侦查的阻隔,在法庭审判阶段侦审关系的重心则是审判独立。根据侦审关系在侦查、起诉和审判三阶段的不同样式,侦审关系的应然样态可以表达为“独立而不失控、阻隔而不阻断、受制而不依附”。侦审关系研究的两个基本内容,一是司法制约侦查;二是法官预断排除。其中,前者的实质是侦查行为正当化的问题,后者则是裁判结论正当化的问题。从运行机制的维度审视,侦审关系的制度逻辑是过程控制与结果控制、直接控制与间接控制并举,审前阻隔与审中排除互补。主要制度组成包括侦查阶段的侦查令状制度、起诉阶段的侦审阻隔机制和审判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警察出庭作证制度。侦审关系是决定审判中心主义刑事诉讼模式的关键环节,也是控、辩、裁三方法律地位和关系的决定性因素。     

反贪侦查中“协作型”侦辩关系的构建

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首次赋予律师侦查阶段辩护人地位,侦辩关系这一新型的诉讼关系得以正式确立。新形势下,反贪部门有必要也有能力主导构建"协作型"侦辩关系,主动应对困难和挑战,保持侦辩博弈中的优势,保证反贪侦查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     

侦诉关系研究

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强化了公诉职能,增强了控、辩双方的对抗性。然而,与此密切相联系的侦查、起诉之间的关系比之以前并未作较大调整。那么,中国现行的侦诉关系是否有缺陷?能否适应调整后的审判模式?司法中出现的侦查权力失控、侦查监督疲软、提前介入的采用是否必然等问题能否从侦诉关系中找到其产生的根据?可以说探究这些问题既有理论上的意义,又是实践的迫切需要。本文通过对中国和世界主要国家的侦诉关系的历史沿革和发展趋势进行考察,试图找到侦诉关系的发展和运行规律,使中国的侦诉关系能正确定位,兴利除弊。本文所指的侦查包括所有有侦…     

论“公诉引导侦查”的实现途径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国的检警关系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但由于长期大公安为主导的惯性，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是公诉与侦查张力有余，配合不足，难以形成有力的“大控方“格局，导致了一定程度上的侦控效率低下、司法资源浪费和侦查权力失控。本文从我国侦诉关系的现状出发，分析目前存在的问题，探讨了侦诉关系的发展趋势，由此为基础论证了公诉引导侦查的积极意义，并对引导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加以构想，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助益。     

侦查阶段辩护权扩张的影响

新刑事诉讼法从引入程序性辩护、赋予调查取证权等方面加强了辩护权,随着侦查阶段辩护权的扩张,侦辩力量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亦对侦查模式和辩护模式的变革产生深远的影响。     

对“检警一体化”的思考——从侦查程序监督机制优化角度考察

目前中国的侦查程序中不存在典型的“控、辩、裁三方相互制衡”的诉讼形态,带有极强的行政职权主义色彩。侦查程序与当事人主义、审判为中心的刑事司法改革目标难趋一致,成为刑事诉讼改革的焦点。实行检警一体化,实现两者职能的紧密结合,切实加强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确立犯罪嫌疑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已刻不容缓。     

辩护制度的修订对反贪侦查的影响及其应对

修改后的刑诉法进一步完善了辩护制度,扩大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权、会见权和调查取证权,给反贪部门传统的侦查模式、调查取证以及查处窝串案工作带来新的挑战。反贪部门应积极开展调研,主动适应新刑诉法的要求,转变侦查模式,完善侦辩关系,加强初查力度,在创新中推动反贪侦查工作不断科学发展。     

为职权主义辩护

"职权主义"最早起源于欧陆,最初的含义系查清案件事实的方法,后演变为大陆法系国家普遍的诉讼形态。"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的对立并非历史的产物,而系诉讼法学者的理论创设。"职权主义"的核心内涵也非一成不变,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丰富。当代的"职权主义"可界定为"诉讼以社会利益优先为导向、国家权力为主导、实质真实为目标,审前程序凸显侦检机关的优势侦查权,审判程序凸显法官主导控制权的正当程序模型"。时下学界对"职权主义"存在较大的批评,这主要源于对传统职权主义诉讼的误解以及对当事人主义的理想化。中国因国家权力主导的制度背景、追求客观真实的司法传统以及原有职权主义诉讼的基本构架,既应避免进入"当事人主义"或"对抗制"的陷阱,也不应设立理念混乱、制度杂糅的"混合式诉讼",而应坚持走职权主义的道路。     

“前卫”的法官已让案例走在立法的前面

我讨论的背景是中国的行政诉讼。按照《行政诉讼法》第54条，如果一个具体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的话，法院可以判决撤销或部分撤销此行政行为。什麽是法定程序呢？立法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     

行政法的利益代表模式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

行政法的利益代表模式是由美国著名行政法学家斯图尔特针对行政法的传统模式而在《美国行政法的重构》一书中提出来的，该模式强调公民参与在行政自由裁量权控制中的作用。但是，利益代表模式作为一种控制行政自由裁量问题的普遍方案存在诸多缺陷。     

行政法视角下的行政决策

在我国,行政决策通常属于行政学的研究范畴,其特点表现在主体、目标、对象以及责任承担上。行政决策与法律、政策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外延。由于行政决策的作出实质上是公权力的行使,对公众之间的权利义务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行政决策应当受到行政法之约束,并且应当纳入行政法学的研究范畴。基于自身的多样性,对属于行政行为范畴的行政决策应当以行政法原理进行约束;对目前不能纳入行政行为的可用政策和程序加以规范。     

人民检察院内部侦查监督模式的反思与完善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人民检察院享有部分刑事案件的侦查权,当侦察和监督权集于一身时,不得不考虑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问题。检察机关的监督分为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针对具有浓厚行政色彩和监督滞后性等原因导致内部监督不力的现状,提出了检务公开、侦查联动机制等加强内部监督措施的完善。     

论重大行政决策不作为责任追究中的权利救济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对重大行政决策采用范畴列举而非内涵界定的立法模式未能解决何为重大行政决策的难题,概念界定的模糊性与责任追究的明确要求凸显重大行政决策不作为法律责任追究中权利救济的必要性。受制于权利救济立法规范的不足,重大行政决策不作为法律责任追究中受损的权利难以依据既有的立法规范获得所需的法律救济,需要完善权利救济立法规范,提供契合法治要求的权利救济立法依据,实现对重大行政决策不作为责任追究中受损权利的法律救济。     

论辩护律师的法庭地位——以律师与法官的关系为视角

有关辩护律师法庭地位的理论学说,大体可归纳为辩护人系司法机关、辩护人系当事人的利益代理人和辩护人系限制的司法机关三种类型。我国对辩护律师法庭地位认识的变化,总体上经历了从司法机关理论到当事人利益代理人理论的转变过程。综合考虑我国对律师的管理及定位、我国刑事司法对实体真实主义的追求、刑事审判模式的职权主义传统及未来的改革走向等因素,我国刑事审判程序中辩护人的地位宜建立在限制的司法机关之理论基础上。     

侦查阶段律师辩护问题研究——兼论修订后的《律师法》实施问题

律师辩护从审判阶段延伸到侦查阶段是历史的发展趋势。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身份应定位为辩护人,辩护内容包括实体性辩护和程序性辩护两个方面。其诉讼权利的配置应当考量收集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冲突和平衡。我国当前不仅应明确修订后《律师法》的效力,而且还要对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权、通信权、调查取证权、申请调查取证权、讯问时在场权等规定作出相应的调整或改革。     

论侦查阶段辩护方获取证据的权利

保障侦查阶段辩护方获取证据的权利对于查明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强化辩护效果、实现程序正义、完善律师帮助极为关键。对该权利的保障,英美法系国家主要以确认自行调查取证权等直接方式实现,大陆法系国家则倾向于采取证据保全等间接方式,大陆法系国家慎重授权并适当限制的做法更值得借鉴。我国不宜直接确认调查取证权,确立证据保全申请权、特定侦查行为律师在场权、侦查阶段律师阅卷权的做法更为适宜。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与中国的行政立法——以《行政诉讼法》、《国家公务员法》为例

起源于19世纪德国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在我国的行政法学界还非常陌生。从行政法学史的视野,研究这一理论无疑仍有意义,但如果将这种理论视作与我国当今的行政立法,特别是《行政诉讼法》和《公务员法》有联系,甚至是这些行政立法的基础,那绝对是部分学者的误会。当今中国的行政立法与这一理论没有关系,这才是它与中国行政立法之间真正的“关系”。奉行“依法治国”的中国已与形成这一理论时的德国背景大不相同,中国已无必要引进这一“过时”的理论。《行政诉讼法》和《公务员法》的修改方向也与“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没有联系,有关修改中的棘手问题完全可以在我国现行的行政法制中绕开“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而得到解决。文章最后对《行政诉讼法》和《公务员法》的修改方向提出了自己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