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利益表达:改革进程中政策民主化的路径选择

从理论上说,每个社会成员都有自己特定的利益要求,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方面的,不管是特殊的或公共的,都要向利益表达客体提出.一个全面、准确、完整的利益表达信息输入过程有助于决策时考虑到各方面的利益,制定出符合相关利益主体的决策.利益表达对改革中执政党政策、社会政策、公共政策以及行业政策产生重要影响,推动着不同层次政策的完善与科学.     

集体谈判与三方协商机制框架下的企业劳动关系运作——基于博弈论的视角

集体谈判是劳动者利益代表——企业工会或产业工会与资方组织之间就关切双方利益的实质性条款与程序性条款进行反复谈判与信息决策的过程.三方协商机制是政府、企业方和工会方就各方关心的问题在国家层面、地区层面或行业层面进行利益博弈和信息决策的过程.本文从博弈论的角度出发,分析了集体谈判双方的自主博弈过程及产业工会干预下的双方反复博弈过程,对劳资双方组织博弈和企业劳动关系运作进行初步探索,并探讨劳、资、政三方协商过程中的三方博弈行为,分析了理性人假设条件下各方如何实现各自长期效用的最大化,期望对了解劳动关系的运作机理有所帮助,对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提供一个新的思考角度.     

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利益主体的演化博弈分析

自然保护区是地球上生态保育的基石,如何建立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减缓保护区设立与周边社区居民之间的矛盾,促进自然保护区健康和谐发展是限制自然保护区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本文通过构建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利益相关主体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生态补偿过程相关利益主体的动态演变过程,讨论演化参数的稳定性,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结果表明,各博弈方策略的演化方向受到系统初始状态的影响,并与博弈双方支付矩阵的参数相关,合理确定自然保护区的生态补偿金额、降低自然保护区的生态保护成本、提高自然保护区因保护而获得的综合效益、加大社区居民不保护及管理部门不补偿的监管力度,有助于实现自然保护区的可持续发展.建立健全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法律、政策,提高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各利益主体参与和合作,有利于实现自然保护区资源保护和利用的共赢.     

警察临战谈判

谈判是解决争议、协调关系、争取合作,消除对抗的一种活动方式。警察临战谈判一般包括,反劫制暴战术谈判;重大群体性治安事件处置现场谈判;重大突发性危难事故或灾害现场与相关利益公众的对话谈判;重大集会性活动现场与利害关系人的谈判等。谈判是互动的活动,警察临战公关人员在临战谈判中不断要化解矛盾,防止升级,还要熟悉和掌握谈判艺术,防止落入对方的圈套,谈判的过程必然是一个艰苦的运用智慧,展示公关能力的过程。熟悉和掌握谈判的技巧,显然有利于谈判的进行,从而达到一个良好的结果。一、警察临战谈判原则警察临战公关谈判需要遵循一…     

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公众参与探讨

公众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的研究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兴起的.随着政治民主化、社会多元化的推进,公众参与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对增强政策的合法与认可、强化权利的监督与制约、促进社会稳定等具有重大作用.但由于受公民自身、政策执行主体、政策参与渠道等方面因素的制约,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的程度较低.我们应通过塑造参与型政治文化:建立政府与公民双向互动、建立协调利益机制等渠道和途径扩大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公民参与.     

利益相关者需求模型下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监督规范问题研究

近几年来,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发布数量呈快速增长趋势,科学分析企业利益相关者参与社会责任活动的行为,建立相应需求层次模型,提出相应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机制,有利于缓解各利益主体在面临企业的利益分配时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增强各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力,促使企业集体决策时将各利益相关方的需求纳入考虑,最终推动企业经济剩余与社会福利共同增长。     

政策试验的机制障碍及对策

政策试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创新模式。政策试验的成败直接影响我国政治社会发展的前景。本文认为政策试验运行失效的直接原因在于政策试验机制与政府间纵向权力运行机制、政府间利益激励机制、领导干部晋升机制等相关机制的关系失调。因此,机制调适和创新是走出困境的出路,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法治化分权机制建设、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制度化协商机制建设、基于利益相容的激励机制建设等。     

公共改策制定中参与者的互动性分析

公共政策制定是各参与主体对社会价值进行利益分配的博弈过程.在我国现行的政策环境下活跃着多元的政策制定主体,包括以国家机构、政党为主的官方政策制定者和以利益集团和公众为主的非官方政策参与者.但是,不同的主体对政策制定过程的作用方式和影响程度不同.为了增强政策制定过程的科学性、民主性、提高政策执行效率,就必须让各参与主体在有限理性的引导下,沟通和传递政策信息,以政策互动制度为保障,通过妥协折衷和策略互动达成政策共识.     

当代中国利益群体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析论

随着我国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和深化，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利益多元化成为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中国利益群体作为一种组织化的形式对中国政治过程尤其是政策制定过程产生的影响正日渐引发人们的关注。本文首先对当代中国利益群体的概念及其发展的原因进行分析，并从利益群体活动的主要目的角度对利益群体进行不同于其他学者的分类，在此基础上，重点探讨当代中国利益群体如何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公共政策的本质是政策主体对社会利益的权威性分配，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实际上就是政策决策者对社会各阶层、群体问利益的调整过程，利益群体参与或影响政策制定过程可能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警务信息资源共享的影响因素:理论模型与作用机制

信息虽然具有天然的共享特性,但现实中往往是信息整合共享不够.影响信息资源共享的因素的研究成果分散,对信息共享障碍的解释力有限.影响信息资源共享的因素可以归纳概括为“政治、观念、利益、需求、组织、管理、技术与保障因素”8大类32子项,由此可以构建起影响警务信息共享的理论模型.影响信息共享因素的作用机制有:利益因素作用机制、管理因素作用机制、保障因素作用机制、技术因素作用机制、观念因素作用机制、政治因素、组织因素与需求因素作用机制.     

简论侦查讯问教学内容的构建

侦查讯问教学应构建以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为根本的,以理论知识与实验操作为一体的教学体系,突出技能培养,强化教学训练环节,使培养对象在掌握侦查讯问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能够根据不同的讯问对象,开展针对性侦查讯问工作,顺利地完成讯问任务。     

始终把党性教育贯穿于党校教学的全过程

党校作为领导干部党性锻炼的"熔炉",在党性教育中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优势。当前,在党校教学中党性教育存在着对党性教育重要性认识不足、对党性教育规律研究不多以及教育方式陈旧等突出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坚持把丰富知识、提高能力与增强党性更好地结合起来,把党性教育作为党校教育的根本原则和主要内容贯穿于教学的全过程。     

西部开发中民族文化保护论

西部开发作为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协调发展的系统工程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建设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基础工程。西部开发也为传统文化的更新、转型提供了机遇。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的关系则是西部开发中民族文化保护、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文化语境。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存现状及近年来实施的保护措施 ,印证着这个文化变迁进程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关于基层党组织发展力的思考

增强基层党组织发展力,是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现实需要,也是党更好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础。基层党组织发展力包括发展民主的能力,统筹协调的能力,开拓创新的能力,知人善任的能力,维护稳定的能力和驾驭网络媒体的能力。"六种能力"构成了基层党组织发展力的基本要件。     

借奥运东风提高全民文明素质

随着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日益临近,备战奥运的各项准备正在紧张有序的展开。尤其令人欣喜的是,奥运比赛场馆建设、交通路桥改造、街乡环境整治等均已取得相当大的进展。与此同时,奥运安保、奥运宣传、素质教育等     

论战场环境对警察战斗力的影响

战场环境是警察执法战斗的依托和舞台,也是战术运用的客观依据。在警察执法战斗中,警察战斗力的使用是不能脱离战场环境的,因此战场环境对警察战斗力及其使用有着重要的影响。一是对警察战斗力构成的影响：即对参战人员的影响,对武器装备的影响,对人与武器结合的影响;二是对警察战斗力使用的影响：即对战法选择的影响,对战场情报信息的影响。     

从个体价值定位看集体主义的时代演变

集体主义的核心内容是个体价值定位的问题。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个体价值定位经历了一个从个体依赖到逐渐获得个体独立的演变过程。集体主义也随着个体价值地位的演变,呈现出新的时代内涵,开始由传统集体主义向新集体主义过渡。     

犯罪现场重建起止问题研究

现场重建作为全面再现案件经过的科学方法,在揭露和查明犯罪,排除犯罪嫌疑,保证侦查准确性和保障人权方面具有优势。因此愈来愈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相比西方国家发达的犯罪现场重建理论和技术,我国犯罪现场重建仍属于起步阶段,有关概念问题仍存在争议。文中就犯罪现场概念问题以及犯罪现场重建的启动和结束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观

综观中国共产党执政50多年来的理论与实践,其执政观大致上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理论创新——永葆执政活力的理论之源;执政为民——永葆执政活力的阶级之源;发展兴国——永葆执政活力的动力之源;依法治国——永葆执政活力的制度保证;从严治党——永葆执政活力的本质要求。     

论侦查终结的条件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侦查终结的条件的规定过于简单,并且将侦查终结的条件和对案件的处理方式一并表述,没有完全体现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侦查终结条件的规定要求,不利于侦查人员及其负责人掌握。我国刑事诉讼法再次修改时,应单独规定侦查终结的条件。即“侦查机关或部门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案件全部事实、情节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案件性质认定准确,法律手续完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