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信息共建共享问题研究

对比司法信息化建设整体迅猛发展，刑事诉讼信息的共建共享明显滞后，公检法机关的信息化建设呈现信息孤岛现象。这造成司法资源的大量浪费，成为阻碍司法信息化发展的基础性难题。刑事诉讼信息互联互通协议是指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办案机关就办案信息共享和传递问题达成共识。这种协议可以有效地打破刑事办案机关之间的数据壁垒，是推进刑事诉讼共建共享的现实路径。协议需要充分应对信息共建共享可能给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架构、卷宗移送模式、控辩平等关系、司法责任带来的负面效应，协调技术理性和司法规律的关系。同时，刑事诉讼信息共建共享在运行中需处理好以下具体问题：建议将政法委作为协议主责机关，制定长远的发展计划；进一步推动卷宗电子化；实行涉案财物统一管理；妥善解决信息保密问题。     

完善刑事回避制度的一点思考 --以麻广军妨害作证案为例

麻广军案所存在的程序瑕疵使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整体回避问题再次凸现.在宪法修改和人权保障的语境中,为解决整体回避问题,应通过管辖变更制度的改进来实现刑事回避制度的完善.牺牲刑事回避制度这个相对较小框架的形式理性以置换刑事诉讼基本制度这个相对较大框架的形式理性,是符合成文法典对形式理性整体要求的.     

刑事二审指定管辖问题研究——以吉林省辽源市中院“整体回避案”为切入

由近期发生的吉林省辽源市中院"整体回避案"衍生出的刑事二审指定管辖的实践创举受到了刑事诉讼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关注,由此产生了对立的理论观点。参照日本刑事诉讼的管辖制度,并结合刑事诉讼的基本理论和我国现实因素,对刑事二审指定管辖的实践操作应当予以肯定,且应以此案为契机,确立刑事二审指定管辖规则。具体而言,必须明确《刑事诉讼法》中的指定管辖制度适用于二审审级,且要明确启动刑事二审指定管辖的具体情形。最后,二审指定管辖的程序应该当事人化。     

恢复性司法与我国刑事检察工作

在刑事诉讼流程中，检察机关上承侦查机关，下启审判机关，它既是刑事法律的执行主体，也是刑事政策的具体实施者，深入思考恢复性司法与检察刑事工作的关系，确保公正合理地在处理刑事案件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效的法治保障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     

论刑事回避制度——以比较法为视角

刑事回避是一种重要的刑事诉讼制度，它对刑事案件的公正、公平审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的保护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章以国外刑事诉讼立法与司法实践为基础，以比较法为视角，全面阐述了刑事回避的启动与决定；刑事回避的适用对象与适用原由；刑事回避的法律后果与救济等内容。     

论证据强度对认罪认罚实体从宽的影响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何以实体从宽面临着正当性缺省的困境。刑事一体化背景下用证据强度概念解释实体从宽的正当性是合作式诉讼模式的重要选择,凸显刑事诉讼进程对定罪量刑的重要作用。证据强度是对证据的整体性评价,是法定证据标准实然降低样态的动态反应。从政策、办案机关和辩方视角看,证据强度符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要求,有利于提高办案效率和保障司法公正,进而影响实体从宽。理性人假设框架与心理陷阱框架下不同参与主体对证据强度的司法适用不尽相同。     

论证据强度对认罪认罚实体从宽的影响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何以实体从宽面临着正当性缺省的困境。刑事一体化背景下用证据强度概念解释实体从宽的正当性是合作式诉讼模式的重要选择,凸显刑事诉讼进程对定罪量刑的重要作用。证据强度是对证据的整体性评价,是法定证据标准实然降低样态的动态反应。从政策、办案机关和辩方视角看,证据强度符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要求,有利于提高办案效率和保障司法公正,进而影响实体从宽。理性人假设框架与心理陷阱框架下不同参与主体对证据强度的司法适用不尽相同。     

刑事和解中的风险控制与司法保障

在公诉案件中,刑事和解的合法化体现了刑事诉讼的发展规律和刑事司法的实践需求。许多诉讼内外的因素可能影响刑事和解的法律功能及其实现。在刑事和解中,预防和解决以钱赎刑、漫天要价、权力滥用等风险,不是“一蹴而就”或者“轻而易举”的。办案机关应强化刑事和解的司法保障,依据实体公正、程序公正目标,严格审查和解的自愿性和合法性。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之关系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在检察机关的刑事办案活动中实现，必须正确处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关系。一方面必须严格依法进行刑事诉讼活动，实现宽严相济的法律效果；另一方面必须围绕办案活动能动地开展必要的社会工作，实现办案的社会效果，进而实现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服务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目的。     

试析刑事诉讼中间接证据解释与推论的逻辑运用

近来在刑事诉讼中只看重以言词证据为主体的直接证据,忽视以物证为主体的间接证据,这是我国司法办案人员长期挥之不去的口供情节的主要原因之一。将刑讯逼供这种表面现象归结为我国刑事错案频发的根本原因,实为本末倒置。只有在法治观念上树立起间接证据在认定案件事实方面的基础性地位,培养办案人员对间接证据进行正确解释和推论的逻辑思维能力,把间接证据作为刑事案件定案的主要根据,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刑事案件刑讯逼供泛滥的局面,将刑事错案的高发生率降下来。     

偷税行政法控制与刑法控制的衔接

偷税行政法控制与刑法控制的衔接包括立法上的衔接与执法司法上的衔接。立法上的衔接要注意税收法规关于偷税以及对偷税的行政处罚的规定与刑法关于偷税罪以及偷税罪的法定刑的规定二者之间的一致性与协调性;执法司法上的衔接,要注意税务机关与司法机关在控制偷税方面的合作与协调。     

逃税犯罪侦查

逃税犯罪是税收经济领域中发生最普遍的犯罪形式。近几年来，由于很多原因，逃税犯罪有增无减，手段更加多样化，逃税数额也更加令人触目惊心，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秩序，败坏了社会风气，给国家经济建设带来严重危害，必须予以严重打击。《刑法修正案（七）》对逃税罪进行了修改，对逃税罪的犯罪构成予以了进一步规范。公安机关应加强对此类案件的侦查工作，以更好地打击犯罪，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     

刑事拘留引起的国家赔偿与赔偿监督

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和公安机关办案程序的原因,公安机关撤销案件的法律依据缺位,对公安机关采取刑事拘留措施后引起的国家赔偿和检察机关赔偿监督造成很大的困扰,文章提出解决现实困境的设想:公安机关撤销指控或出具《侦查终结告知书》。     

论犯罪耗费与侦查效益

犯罪耗费主要包括初始犯罪行为造成的耗费,持续犯罪行为造成的耗费,侦查机关预防犯罪、打击犯罪的支出耗费,侦查机关信誉的耗费。犯罪耗费从整个社会的意义上可分为主动耗费和被动耗费,加强犯罪预防工作对减少整个犯罪耗费的发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侦查工作中,应树立犯罪耗费观念,增强侦查效益意识,制定和完善相应的刑事政策,健全侦查效益机制。     

论羁押必要性审查在审查起诉环节的贯彻

当前我国羁押制度中存在的违法羁押、超期羁押、一押到底等问题,与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诉讼中缺乏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有一定的关系。《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明确赋予了检察机关羁押必要性审查的职权。检察机关如何在审查案件的同时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情况进行刑事诉讼监督,本文从法律适用的角度尝试探讨审查起诉环节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的构建,以期实现案件办理过程中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     

风险社会下职务犯罪办案风险防控机制的构建

检察机关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由于职务犯罪主体的特殊性，使得职务犯罪办案风险与普通刑事犯罪相比有明显不同。特别是当前职务犯罪呈现出智能化、隐蔽性等发展趋势，传统办案风险防控机制已不能适应侦查工作发展的需要。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应建立办案风险防控的长效机制，完善风险防控的应激机制，并根据办案阶段和风险类型的不同，可呆取多种形式化解办案风险。     

刑事赔偿程序的立法思考

鉴于我国现行的政治、司法体制和目前刑事赔偿程序复议制存在的痼疾 ,我国刑事赔偿程序应改为诉讼模式。取消目前的刑事赔偿确认程序 ,由赔偿义务机关对刑事赔偿争议先行处理 ,赔偿请求人对赔偿义务机关的先行处理决定不服 ,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赔偿诉讼。     

刑事诉讼中扣押款物移送处理的实务困境及制度完善

现行制度设计下的扣押款物移送处理屡屡暴露出问题,甚至因扣押款物处理失当引发公检法三机关之间权责纠纷。故此,在保护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和不断提高司法效率的原则下,公检法三机关通过联合制定科学合理的扣押款物移送处理办法,搭建扣押款物共管平台,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扣押款物移送处理机制,将有助于更好地服务刑事诉讼整体工作,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论刑民交叉案件的程序处理

在刑民交叉案件的程序处理顺序上，无论是“先刑后民”“先民后刑”还是“刑民并行” ，均是一种既定的程序处理模式，省思当下刑民交叉案件的司法现状，其程序处理应当立足于更深层次的因素。从分类上来看，传统的界定标准与类型划分存在一定瑕疵，类型化的程序处理机制只是一种表象适配，以案件事实为中心的界定与分类才更为妥善。在此前提下，较为妥当地处理刑民交叉程序冲突的进路应当坚持以前置关系判断为主、利益保护判断为辅的原则。优先判断是否存在前置关系，存在时适用“先刑后民”或“先民后刑” ，不存在时适用“刑民并行” 。同时，以利益保护作为辅助性原则，重点考量依据前置关系判断的程序适用是否对涉案人或单位造成较大的不利影响，如具有利益保护的重要性，应重新判断程序适用模式。贯彻层次性的理念，也能为刑民交叉案件中较为疑难的程序问题提供解决思路，诸如生效裁判既判力、证据交叉适用、涉案款物的处理等。     

对检察环节适用刑事和解的思考——以富阳市人民检察院办案实践为视角简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施行以来,各级检察机关均在探索完善刑事和解程序的机制.富阳市人民检察院在办案实践中遇到多方面的现实性问题,究其根源在于对刑事和解的性质认识不深、操作程序繁琐、缺乏联动机制等.应该明确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构建公、检、法、司联动机制,探索多元化的和解方式,切实增强和解协议的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