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军事教育史》一书出版

我国第一部研究和探索古代军事教育历史的专著《中国古代军事教育史》,已由黄河出版社出版。该书上起远古,下迄鸦片战争,对我国古代历朝军事教育体系、军事训练的特点、内容和方法、学校军事教育、军事理论教育、军队政治教育、军人思想品德和作风的培养等方面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过程,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和客观     

抗大干部教育的教学经验研究综述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以及整个抗战时期培养各级军政干部的主要基地,其在九年多的办学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不仅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干部教育、成人教育理论,而且其具有创造性的教学模式促进了抗日根据地教育的发展。总结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教育思想形成发展的基本经验,对我国当前干部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积极作用。     

毛泽东军事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初探

一 毛泽东军事教育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深刻地揭示了我军军事教育的本质和规律,科学地总结了我军军事教育的实践经验,是人民军队军事教育事业发展的行动指南。 关于军事教育的研究对象。军事教育是按照战争的客观需要,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向军人传授军事知识和技能,发展能力和体力,培养品德和作风,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教育     

外军院校教育转型现状及其启示

当前我军正推进以信息化为核心的新军事变革,教育训练转型成为世界军事领域重大的前瞻性课题。同时,我国高等教育加速由精英化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变,高教生态系统效率失衡。时下借鉴世界发达国家军队院校教育转型的成功经验。全面推进以科学发展为理念的教育转型是保证军事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美国军官职业化制度的建立及其启示北大核心CSSCI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以建立军官职业化制度为牵引,逐步形成科学规范的军队干部体系"。美国军官职业化制度的建立经历了制度创立、制度发展和制度完善三个阶段,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在美军军官职业化制度建立的过程中,主要体现了以军事教育为抓手、军事法律为依托,军事理论为牵引的三大特点。在此基础上,本文立足于我国国情、军情,分析了其在军事教育、军事法律和军事理论领域对我军的启示。     

清末云南军事教育改革与创新

清末新政时期,军事教育是军事改革的主要内容。在清政府主张统一军事教育的构想下,云南对军事教育进行改革,根据云南当时特殊的环境及自身军事人才的需求对中央政策加以变通与创新,创办适应自身军事人才发展的军事学堂。纵观云南所创办的几个军事学堂发展,虽然最初创办条件各不相同,但是培养出的军事人才基本上都兼具军事理论、现代军事技能与革命思想,为云南所需的军事人才打下了坚实基础。     

论军事科技伦理研究适应军事斗争准备的发展创新

当今时代,谁拥有先进的军事科技,谁就拥有了优势的"打赢"砝码。在生存安全问题和发展安全问题日趋复杂的形势下,我国必须大力发展军事科技、积极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以谋求更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军事科技伦理研究必须积极适应军事斗争准备的需要,充分展示我国发展军事科技、推进军事斗争准备的道义自信,在服务军事斗争准备中创新军事科技伦理体系。为此,军事科技伦理研究者应当强化服务军事斗争准备的责任意识、理论创新意识、视角转换意识及意识形态斗争意识,拓展和深化军事科技伦理研究。     

美国青少年国防教育略览与思考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的军事强国,其完备的军事动员与国防教育制度值得我们观察与借鉴。本文从美国的基础教育中国防意识灌输与系统的军事教育角度介绍了一些基本情况。借鉴这些做法,或许有助于我国国防教育与国民军事训练思路拓展。     

军队跨越式发展与院校超前教育

军队现代化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在于军事人才,军事人才的培养则有赖于军队院校教育。军队院校必须着眼军队现代化建设跨越式发展和未来战争需要实施超前教育,以适需教育为前提,以创新教育为重点,全面推进院校教学改革。     

军事文化研究综述

在我国,军事文化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近年来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现将近几年来国内外军事文化研究的成果综述如下,以供关心这一研究的同志参考。　　一、军事文化概念的界定及其内容1 军事文化概念的界定有学者认为,军事文化是人们在军事实践中所形成的军事创新能力、军事活动方式以及创造的精神成果的总和。也有学者认为,军事文化是军事实践所创造的军事理论、军事艺术、军事科技、军事制度、军事教育和一切含有文化要素的军事装备、国防设施等以及军人特有的心理情感、思想道德和文化素质的复合体。这两种观点的…     

“七一”讲话中的若干“第一次”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一次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进行严格的概念性表述.第一次提出"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第一次指出"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第一次提出,全党同志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坚持从新的实际出发,以改革的精神研究和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第一次点明"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第一次提出不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而且要坚持其"科学精神".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应当从哪些方面解放思想.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判断一个政党是否先进,是不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标准.第一次系统科学地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构成"的新变化.第一次提出新形势下应吸收"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入党,并重申了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第一次系统提出我们党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从Music到中国仪式之"樂"

中国的仪式之樂,不仅在形态表征上具有综合及动态的特征,亦在人文蕴含中富有多重维度。因此,基于独立艺术门类标准的、以曲目音调文本为主体的音乐分析手段则不足以面对之。面对思想层面的认知模式以及行为层面互动关系构成的仪式音乐生态,应以仪式音乐自身来做研究的范畴。如果说仪式之樂是中国传统音乐的原在方式,它亦是中国传统音乐的源流方式。此樂,正是我们以本土话语折返音乐学本位的切入点。     

试论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制造工厂”，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中国制造”几何级速度的蔓延，“中国制造”面临着多重困境。中国企业要摆脱困局，就必须走向“中国创造”。笔者在文中阐述了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指出了转变中应注意的问题和转变的措施。     

论信息化背景下的“情报导侦”

“情报导侦”是信息化背景下一种拓展了警察思维空间与行动空间的工作模式。侦查行动信息化、侦破工作主动化、情报人员实战化、情报分析专门化,是信息化背景下情报导侦的基本特征。情报信息主导警务是情报导侦的思想基础,计算机与网络技术是物质条件,信息化的高素质人才是行动保证,发达的情报技术是锐利武器。     

新时期统一战线中的“同”与“异”关系探析

在如何认识和处理“同”与“异”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必须从新时期统一战线的实践理性出发,阐释社会变革时代如何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背景下、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在制度和机制创新中、在参政议政过程中正确认识和处理“同”与“异”的关系,为丰富和发展“求同存异”原则、凝聚民主共识提供新的思考维度.     

实施"人文奥运"应努力实现三个有机融合——九三学社北京市委主委田麦久如是说

田麦久1940年出生于山东青岛市.1964年毕业于北京体育学院研究生部,1982年获德国科隆体育学院体育科学博士学位,是新中国的第一位体育博士.现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北京市委主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运动训练学会主任委员、北京体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并受聘于清华大学等21所大学任客座教授.     

论新世纪统一战线在实践"三个代表"中的"位"与"为"

为先进生产力服务是巩固和发展新时期统一战线的物质基础 ;为先进文化的发展服务是巩固和发展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思想基础 ;为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是巩固和发展新时期统一战线的群众基础。新时期统一战线只有以“三个代表”为旗帜 ,把人心、智慧和力量凝聚在这面旗帜下 ,才能有“位”有“为”。     

邓小平“北方谈话”与“南方谈话”比较研究

邓小平1978年的“北方谈话”和1992年的“南方谈话”，都是他创造性理论活动的经典之作。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两在形成背景、创新内容以及功能特征上存在许多共性，而在阶段性、层次性、系统性和成熟度上又有差异。无论共性还是差异，都映证了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连续性与统一性，这与毛泽东个人思想发展过程中的“断裂与矛盾”，具有不同的特征。这一结论的作出，对于新的理论创新不无借鉴价值。     

台湾“宪政”变迁中的“国安会”与“总统”权力

“国安会”(及所属“国安局”)在台湾的政治体系里有着特殊的角色与功能。两蒋时期 ,“国安会”是“动员戡乱体制”的产物 ,而“国安局”的特务情治系统是其专制统治中的重要一环。在台湾政治转型时期 ,李登辉操控“修宪” ,保留并将其纳入“宪政体制”中去 ,首次“政党轮替”后 ,陈水扁有将“国安会”扩张为“政务会议”的意图。而由李登辉至陈水扁 ,都在建构“总统制”的“总统”权力 ,对“国安会”及“国安局”的操作是其中的一方面 ,但是由于“宪政体制”的不明晰和政局今后可能的变化 ,至今这仍不能称为是稳定的     

唐宋时期从"村坊制"到"城乡交相生养"

李唐王朝建立后 ,吸取隋炀帝施政失败的教训 ,尊重当时的城村各居的事实 ,推行了村坊制 ,即村自村、坊自坊的以土断之的管理方法 ,有效地维护了政权的稳定。“乡村户”与“坊郭户”出现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国家财政对货币的大量需求 ,随着国家财政对货币需求量的不断增长 ,政府逐步放宽商业政策 ,提升工商业者地位 ,刺激了城市的发展 ,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与“农村”的形成 ,这个过程相伴随的则是城乡差别的出现并进一步拉大 ,宋代出现的“城乡交相生养”则是其具体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