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营销视角下的中国外交战略分析

中国处于国内体制改革和外交战略转型的双重机遇期,在对外交往中需要在经济实力和实际影响力之间进行有效的相互转化,以实现国家利益。国家营销理论对国家战略的规划定位、体系设计与实施手段的分析框架,尤其是其对战略实施阶段的多元营销手段,可以用来分析中国外交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国家营销视野下的外交战略分析框架包括三个部分:国家战略定位和道路选择、外交战略体系设计、外交战略实施。中国外交首先要在国际体系层面找准国家定位,在国内层面找准政策定位,在外交路线上做出明确选择。中国逐渐将经济外交列为核心外交政策,辅之以公共外交、文化外交等政策手段,围绕"实力与权力之间的有效转化"这一核心议题,在宏观、中观和微观等层面进行外交布局。中国在价值塑造、市场细分、促销渠道等外交战略实施方面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从安全到发展：中国参与地区合作的范式转变——以中柬关系的演变发展为主线

伴随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得到显著提升，在对外援助方面更实现了从重要受援国向新兴援助国的转变。与此同时，中国在地区层面从重点关注地区和周边安全合作逐渐转向发展援助和发展合作，这一转变尤其体现在中国与周边中小国家关系的发展变化中，其中中柬关系的演变和发展最具代表性。柬埔寨是中国第一个开展对非社会主义国家无偿援助的国家，也是第一个与中国签署“构建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的国家，当前中柬政治互信、经济发展和战略合作都提升到了空前高度。本文借助“安全—发展”联结框架，以中国参与地区合作的范式转变为理论背景，梳理和分析中柬关系的历史发展和变化。为了维护柬埔寨国家安全与地区秩序，中国在柬埔寨战后和平重建进程中展开了积极的斡旋外交。在柬埔寨完成国家重建、开启经济社会重建阶段后，出于中柬两国共同发展的需求，中国对柬埔寨实施了以民生发展为主的经济援助与发展合作，中柬双方战略关系得到极大提升，呈现出从“以安全为导向”到“以发展为导向”的范式转变。     

嵌入与自主:国家治理模式对群体性外交冲突处理的影响

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快速崛起伴以各类群体性外交冲突。对这些冲突进行学理分析,可以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中国民众引发的涉外群体性外交冲突,或外国民众引发的涉华群体性外交冲突,使中国外交部门与相关国家外交部门在对这些冲突进行处理时,大多处于被动的境地。对此,一个国家治理模式下的"嵌入—自主"模型可较好地解释这种现象,并解答为何国家治理模式的差异对类似事态的走向有不同影响。研究发现,同样由大众压力引发的群体性外交冲突事件,不同的国家治理模式会使当事国在对外交涉和谈判时做出差异显著的反应。民众对外交议题的嵌入性与群体性外交活动的自主性最为突出,它们一并影响到一国政府的威信及对外谈判的议价能力。因此,有效平衡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嵌入与自主关系,既是未来中国政府有效治理群体性外交冲突事件的重要着眼点,也是推进中国对外事务治理现代化与法治化的题中之意。     

中国气候外交的战略布局

近年来,气候变化问题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成为影响国际格局走势的一个重要因素,并将引起世界各国外交领域的“气候变革”。当前,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中国“领域外交”的一项重要任务。气候外交作为中国整体外交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优化对外战略布局的一项重要举措。认清形势并进行战略布局,积极开展气候外交,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提升国家形象,更好地履行国际责任,也是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     

外交的本质与崛起大国的战略选择

外交是以和平方式实施国家对外政策的工具,其和平本质决定了外交手段与军事手段的根本不同。外交不是权力政治,也不是对外政策,而是按照一定规范和平处理国家间关系、落实对外政策的过程。外交在不同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及其作用提供了不同的历史经验:晚清并非弱国,晚清及近代中国的经验不是"弱国无外交",而是外交的失败导致国家的失败;美国对待外交的经验是强国无(需)外交,有实力即可,这是强权政治的逻辑;不少小国成功的经验是,外交是国家存亡和兴替的关键、立国之本和"小而不弱"的保证;曾经发动世界大战的德国和日本的经验是,选择战争走向毁灭,而放弃战争、选择和平的外交战略,则走向繁荣。对于崛起大国的战略选择,不同的历史经验昭示:和平的外交战略而不是军事和战争战略,才是国家崛起的明智选择。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崛起的中国需要坚持和平的外交战略。坚持和平的外交战略,不是期待国家为外交准备任何成功的利器或其他实力资源,在国家强大之后展示武力,而是要充分利用好作为国家资源的外交工具。为此,不仅要关注和讨论外交,而且要把握外交的本质,从外交的角度观察和分析问题,按照外交规律办事,注重制度创新,让外交资源尽其所能,让外交人员人尽其才。     

浅析新中国外交理念的转换

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 ,中国外交理念经历了五大变化 ,包括外交从受意识形态制约转向按国家利益要求选择对外政策 ;从反体系外交转向积极、主动地融入国际体系 ;从简单地按敌我友划线制定对外政策转向不结盟和全方位外交 ;从在美苏两超中作非此即彼的选择转向独立自主 ;从以政治、军事安全为外交主要任务转向重视经济外交等     

论文化外交

文化外交与对外宣传、公共外交和价值观外交不同,它是以一国政府为主体,在思想、教育、文化等领域,基于主体的平等性、方式的对等性和相互性、内容的相对真实性、目标的长远性,对他国开展的持续性的人员交流、文化传播和思想沟通,以渐进实现国家软实力提升和文化推广等目的的活动。人文外交是中国特色的文化外交概念,强调包容与和谐以及以人为本,人文外交尚有待于进一步充实和发展。文化外交可分为思想外交、文明外交和文艺外交三个层次,其中思想外交效力最强,是文化外交的核心。近代世界历史表明西方在全球政治中的霸权地位离不开西方思想的扩张和征服,各种反抗努力的失败更显示了思想外交的强大力量。中国应该吸取历史经验,通过参与和推动思想和价值观的国际讨论、整合制度资源、集中力量服务思想外交、大力开展学术外交等方式加强文化外交,提升中国软实力,实现国家利益。     

理解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

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在保持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连续性的同时,也展现出新趋势和新特点。在战略和宏观层面,外交服务内政的主要任务和外交总体布局基本维持不变。在具体政策层面,仍然重视对美关系,提出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在海洋权益争端和朝鲜核问题上,一方面保持原有政策的连续性,另一方面行动更为积极,政策更加明确。在操作层面,"首脑外交"更加活跃,国家利益在对外关系中的坐标作用更加突出,外交工作的全局统筹、顶层设计、中层协调和一线执行等都得到强调和重视。这些新趋势是改革开放以来成功外交的延续,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家身份以及中国与国际社会互动的要求,是中国政府和社会环境变迁的客观结果。这一发展趋势将会延续下去。鉴于影响中国外交的因素在增加,未来中国外交将面临新的不确定性和挑战,亟须在不同观念和利益、国内和国外、维稳和维权、国家利益和正义原则之间尽量寻求平衡。     

中国外交观念演进的话语视角

任何外交都离不开话语实践,就如任何意识形态离不开语言这个＂物质外壳＂一样。60多年来,中国外交从和平话语到革命话语再到和平与发展话语、合作话语的变迁,真实记载着中国外交不断成长的历程,体现了中国外交中的和平观念、革命观念、发展观念与和谐观念对中国外交实践的导向功能、整合功能和辩护功能。     

中国公共外交之理论与实践刍议

公共外交在中国越来越成为一门显"学",但其繁荣的背后却隐藏着误解与幻想。作为一种外交活动的公共外交是现代大众政治发展在对外关系上的表现。公共外交的发展正在从强调"公众"走向强调"公共"的新公共外交阶段。作为公共外交理论硬核的国家形象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实践中的国家形象与国家利益并不具有必然的一致性,中国的公共外交应当坚持国家利益高于国家形象的取向。成功、主动的公共外交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中国的公共外交过于偏重文化途径,但造成当前中国公共外交被动的原因主要还是战略性和价值观层面的。随着中国的社会性成长,新公共外交在中国越来越具有现实性,如何既充分发挥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公共外交的热情,又能保持公共外交的公共本性,将是中国公共外交研究的重要方向。     

新时期中国立足形势变化运筹周边外交的几点思考

周边一直是中国外交战略的重点和优先方向。近年来,美国高调重返亚洲,从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对中国围堵施压,周边国家也开始调整对华政策,我国周边各个方向都面临复杂的外交形势。新形势下运筹周边外交,关键是处理好与世界大国,尤其是美国的关系,前提是增强同周边国家的政治互信,顺应世界潮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以此为抓手,促进国家间密切联系,并切实提高我国综合实力,这是周边外交深入开展的根本。     

全球化环境下的中国文化外交

适应后冷战结时期经济全球化在上层建筑层面的文化领域的影响和反映,中国提出和采取了一系列的对内、对外政策的主张和行动,勾勒出后冷战时期中国文化外交的轮廓和内容。包括对内巩固传统文化,丰富中国文化;对外参与和利用国际多边机制,推动文化保护、交流与合作;并在国际上主张文化多样性,开展文化外交。文化外交正丰富和充实着中国的总体外交,赋予中国外交更多的中国特色。     

在妥善处理四层关系中实现合作共赢--学习习近平关于外交工作的新理念

十八大之后，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新局势，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运筹帷幄，高屋建瓴，准确把握世界格局变化和中国发展大势，以长远和开阔的眼光纵观全局，围绕“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及“中国梦”，一方面保持中国外交政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另一方面审时度势，创新思维，谋划新的外交政策和策略方针，在此基础上开展了一系列重大的外交实践行动。在对外关系方面，新一届领导人继续贯彻“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重点、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外交是舞台”的外交战略，灵活多变地开展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模式。新型大国关系，“真、实、亲、诚”的发展中国家外交，“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积极主动的多边外交，成为新一届中国政府妥善处理对外关系的新思路。     

论以人为本的中国外交思想

“以人为本”、“外交为民”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重要特点。以人为本外交思想的提出反映了中国国内治理模式和执政理念的变草，意味着中国外交哲学从国家中心主义到关切公民个体权益的战略转变。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国家利益结构的调整、世界潮流的转向是以人为本外交思想提出的重要背景；肯定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利益、依靠人的力量是以人为本外交思想的基本内涵。中国政府在以人为本外交思想的指导下进行了大量的政策实践，不仅有力地维护了中国公民和法人在海外的合法权益，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外交决策过程的现代化。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不断拓展和国内公民意识的进一步觉醒，我们需要更加坚持并完善以人为本的中国外交思想。     

步入全新阶段的中国对日经济外交:动因与态势

对日经济外交在中国外交战略布局中占据重要地位。在政治关系持续回暖、经济关系出现波动、区域经济合作进入关键阶段、全球经济风险趋于恶化、两国经济发展出现全新局面等因素的共同推动下,中国对日经济外交步入了全新阶段。当前中国对日经济外交呈现出多层面的新态势,动力更加强劲,目标更加明确,层次更加清晰,机制更加完善,领域空前拓宽。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政策的布局

由于地域、历史以及经济发展状况的原因,不同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对外关系布局中的地位有所不同,中国与它们关系的状况也有别。与周边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成为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首要;与广大非洲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仍然是中国对外关系中最可以信赖的基础;与拉美发展中国家关系虽然起步晚,但近年来发展迅速,重要性日益增加。     

论习近平外交战略思想的传统文化意蕴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思想基础。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一系列对外讲话中体现了他外交战略思想的传统文化意蕴。习近平外交战略思想吸收了传统文化的仁爱思想、"和合"思想、义利观,致力于构建和谐的国际关系。习近平十分重视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传统文化包含了许多人类共同的生存之道,它是中国立足于世界的重要软实力,同时也是实现与其他国家交流的重要纽带。习近平对外交流体现出了他独特的整体性、与时俱进、包容性的传统文化思维。对习近平外交战略思想进行传统文化的解读,有利于深入认识新形势下中国外交新理念、新特点。     

论“政党外交”的起源和发展——基于词源概念的梳理考察

"政党外交",是指一国之合法政党与他国政党或政党国际组织,为促进或影响国家关系、维护本国利益而进行的国际交流、对话与合作。主体上的合法性、功能目的上的国家政府属性,可谓政党外交概念内涵的核心。"政党外交"作为一个规范性的术语,主要出现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但作为一种以政党为行为主体的外交形式,这种现象早已存在。政党外交主要起源于无产阶级政党国际联合和社会主义国家党际交往,二战后扩大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各类政党。中共政党外交最早可以追溯到抗战时期。"政党外交"这一概念的使用,体现和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中共对外工作的重大转型,可以用作概括描述党的对外工作的最主要用语。     

中国外交的三维发展

中国外交近年来的发展变化呈现三维的特点:在空间上从总体外交向立体外交发展,公共外交日益突出;在平面上务实地确立对外关系中重点、基础和首要的格局;在时间上与时俱进,适应形势的变化,有了一些新的发展。但是从时间维度看,一些外交行为和公众观念仍然受到某些旧政策惯性的影响,摆脱其影响,才能更好地与时俱进。     

中等强国的崛起与中国外交布局的调整

在大国主宰的国际社会里，中等国家的作用始终有限。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随着G20机制跃升为全球治理的首要平台，该机制中的中等强国借机参-9到全球决策进程中，崛起为全球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后危机时代，中等强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提升，但在我国目前的外交布局中没有中等强国的定位，因此我国外交布局需要调整，以适应变化的国际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