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刑事司法鉴定启动程序之我见

一、我国刑事司法鉴定启动程序现状刑事司法鉴定启动程序是刑事司法鉴定的重要阶段，包括司法鉴定提出、决定与委托、受理三大阶段。从我国目前情况来看，刑事司法鉴定启动权主要由侦查机关、检察机关、法院所垄断，当事人仅享有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的请求权，是否获得批准还要经过有权机关来决定，因此有失公平。具体表现如下：1、侦查机关享有鉴定启动权。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19条的规定，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为了查明案情，     

我国刑事司法鉴定启动程序的改革与完善

当前我国司法鉴定启动程序存在许多问题,包括立法的缺失,司法机关启动司法鉴定缺乏应有的程序制约,当事人司法鉴定程序的参与权被弱化,司法机关启动鉴定程序缺乏合理有效控制等问题。我国刑事司法鉴定启动程序应从四个方面进行完善,即增加对刑事司法鉴定启动条件的立法规定,加强对司法机关启动鉴定的制约,弱化审判机关对鉴定启动的控制,强化当事人对鉴定启动程序的参与权。     

完善我国刑事鉴定启动权新探

谁有权最终决定鉴定程序是否启动、决定由谁进行鉴定是司法鉴定中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并影响着司法鉴定其他制度的发展与变化.可以说,鉴定启动程序是司法鉴定的关键程序.本文通过探讨西方各国在刑事鉴定程序启动权归属上的差异,寻求构建我国刑事鉴定启动程序的理想模式.     

论刑事司法鉴定中证明责任的分配正义——以鉴定启动权的优化为例

我国的刑事司法鉴定启动制度存在控方权力过大，启动权分散、证明责任与鉴定启动权无法衔接等问题。重新分配鉴定启动权、构建强制司法鉴定机制以及强化诉讼主体监督机制是构建科学的刑事鉴定启动制度的有效途径。     

程序人道与中国刑事鉴定制度的迈进

在刑事司法鉴定中,强调程序人道价值是必要的。在刑事司法鉴定程序人道体现在当事人对司法鉴定的启动权,对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对鉴定事项的知恶权;对鉴定结论的质证权,鉴定辅助人的援助权等。这些权利的实现,就是程序人道的迈进。     

论我国刑事司法鉴定权配置的困境与突破

我国刑事司法鉴定权由公检法机关主导,当事人仅有申请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的权利。这种鉴定权配置方式导致刑事司法公正性不足、效率低下以及权威性缺失的困境。与我国刑事诉讼模式的转型格格不入。借鉴域外经验,我国刑事司法鉴定权配置应以公正高效权威为目标,赋予辩方司法鉴定启动权、保留侦控机关自行启动鉴定权、限制法官的鉴定启动权以及建立鉴定处分的司法审查制度,逐步形成与我国刑事诉讼模式相契合的刑事司法鉴定权配置方式。     

论刑事案件司法鉴定启动程序之改革

刑事司法鉴定的启动程序是指由谁作为刑事司法鉴定的申请主体、以何种方式提出申请,并由谁作出决定的程序。在我国,刑事司法鉴定的启动程序过重的强调了国家机关的追诉职能,忽略了当事人的权利。本文将以我国刑事司法鉴定启动程序的现状为出发点,结合刑事司法的基本原则,论证改革的必要性并提出相关建议。     

赋予刑事当事人司法鉴定启动权的构想

赋予刑事当事人司法鉴定启动权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大陆法系一般赋予当事人刑事鉴定启动申请权,由法院或检察院决定是否进行刑事鉴定,同时赋予当事人救济权;英美法系一般赋予当事人完全的刑事鉴定启动权,当事人自由决定是否启动刑事鉴定。鉴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应当赋予当事人刑事司法鉴定启动申请权,并规定有效的救济途径。     

论司法鉴定的质量监控及制度设想——以刑事审判实践为视角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刑事司法科学技术的完善，司法鉴定在刑事审判中得到了全面的应用。本文以刑事审判实践为视角对司法鉴定的质量监控及制度设想进行探讨。首先明确司法鉴定的法律性质，应理性看待司法鉴定意见，其不具有当然的证明力。其次借鉴质量管理的基本原理，将司法鉴定质量监控划分为事前监控、事中监控、事后监控三个阶段。就刑事审判实践中的司法鉴定监控分三个角度展开说明：鉴定程序启动权、鉴定意见的质证程序、鉴定意见的法律效力，并结合刑事案例予以分析。最后提出完善司法鉴定质量监控的设想。     

论刑事司法鉴定启动权制度的构建

我国在刑事司法鉴定启动权制度上存在着较大的弊端,本文通过我国现有制度的弊端、来对刑事司法鉴定启动权制度的构建提供相应的立法建议,制度的构建立足于在确保鉴定结论中立性的基础上平衡控、辩及法官三者权力。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定位——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实践中的新生事物。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应当对人民监督员制度做出如下定位:一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外部监督;二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一种权力监督;三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人民监督员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事后监督。     

从善治的视角强化政府回应

在日趋信息化、透明化的时代,政府的回应行为对于树立政府形象显得越来越重要。政府不积极回应势必会给社会、公民带来不理解甚至激烈对抗,使得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也难以发挥主导作用。本文从善治理论入手,采用实证的方法,探讨树立一种新型政府形象的行为之一就是强化政府回应。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     

论环境犯罪严格责任原则之有限适用

环境犯罪是否适用严格责任是刑法理论界长期存在较大争议的一个理论难题。严格责任引入环境犯罪固然有助于严厉打击环境犯罪、减轻检控机关证明责任、提高诉讼效率等司法效益,但同时也必然带来扩大对环境犯罪的打击面、突破传统刑法罪过理论以及随意出入罪等司法弊端。而现代刑事法治的一个基本要求是要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保持平衡,以牺牲人权保障来换取惩罚犯罪的司法成效是得不偿失的。环境犯罪中引入严格责任同样必须合理平衡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大诉讼目的,应当严格控制环境犯罪适用严格责任,即只能为了有效保护被害人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在有限的范围内使用,必须受到法定条件的严格规范,且必须重视推定等证明方法的贯彻和运用。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海域使用管理法》的修订与海域使用权制度的完善

我国《海域法》实施九年多来成绩斐然,但该法与其他法律之间仍然存在冲突,尤其是《物权法》颁布实施之后,《海域法》与现代物权法理论的矛盾更加突显,因此,有必要在《物权法》的架构下,全面梳理与完善《海域法》中对海域使用权制度的规定,修订内容主要涉及海域使用权的取得方式、登记制度、流转制度、海域使用权的终止与收回,以及与海域使用有关的其他权利类型等。     

侵占罪犯罪对象要素之解析检讨

关于“遗忘物”要素,应当正视立法规定上的不合理性,根本解决办法应当是尽快修订刑法的规定,将侵占遗失物、漂流物、失散的饲养物以及其他所有“脱离占有物”的行为予以犯罪化,以全面有效地保护公私财产所有权,减少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针对区分遗忘物与遗失物界限所带来的分歧与迷惑。关于“埋藏物”要素,应当坚持侵占罪中的埋藏物与民法上的埋藏物在概念和外延上的“区分论”立场,并注意针对埋藏物进行有效控制持有的“风险性判断”所具有的重要刑法意义。     

司法公信力的意义阐释

司法公信力源于司法的自治力、司法的说服力和司法的确定力。司法公信力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理性沟通的产物,是一种归属于社会资本的制度性资源,是司法在发挥纠纷解决功能、权利救济功能和法律发展功能过程中建构起来的任用和信用关系,是司法权威历史演化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