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视野下公务员诉权思考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的生效实施,引起对我国行政机关公务员的人格定位的反思,通过对比该<条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笔者认为,我国在对公务员的人权保障,尤其是对公务员人权保障的司法救济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从人权保护的价值思考,应当强化我国行政机关公务员的人权保护,适当扩大行政诉讼的范围,赋予公务员诉权,以便其能够通过行政诉讼的形式来对其人权进行司法救济.     

论国家民事司法豁免

国家民事司法豁免问题是国际民事诉讼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各国关于国家民事司法豁免的立法、理论和实践尚存在着分歧和争议。国家民事司法豁免的主体包括国家及其国家机关、中央政府所属各部门、国家代表、联邦国家的组成单位或者单一制国家的政治区分单位和其他经授权行使国家主权权力的机构或实体。当前,由于大多数国家已抛弃绝对豁免论,采纳了限制豁免论,国家民事司法豁免的范围并呈逐渐缩小的趋势。为了更好地处理国际民事司法豁免问题,我国应采纳限制豁免论,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法》,积极应对涉及国家及其财产的诉讼案件。     

丹麦人权专家莫尔顿&#183;卡吉诺姆：我为中国和中国人感到振奋

近年来，我国人权组织和丹麦人权研究所进行了交流合作。6月初，该所执行主任莫尔顿’卡吉诺姆先生来华参加“中国一欧盟法律和司法合作项目”闭幕研讨会。期间，本刊记者采访了他。在采访中，莫尔顿先生指出，他非常支持中欧人权合作，他为中国感到振奋。莫尔顿先生同时兼任丹麦国际研究和人权中心联席主任，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委员、国家人权机构国际协调委员会主席。     

丹麦人权专家莫尔顿·卡吉诺姆:我为中国和中国人感到振奋

近年来,我国人权组织和丹麦人权研究所进行了交流合作。6月初,该所执行主任莫尔顿·卡吉诺姆先生来华参加“中国-欧盟法律和司法合作项目”闭幕研讨会。期间,本刊记者采访了他。在采访中,莫尔顿先生指出,他非常支持中欧人权合作,他为中国感到振奋。莫尔顿先生同时兼任丹麦国际研究和人权中心联席主任,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委员、国家人权机构国际协调委员会主席。     

土地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研究——以信息公开为视角

随着城市建设步伐加快,涉面广、影响大的土地行政争议案件呈上升趋势,已成为行政审判的热点与难点问题之一。解决土地行政争议需要完备的行政争议化解机制。信息公开顺应政治民主化潮流与建设阳光政府的要求,是保障当事人表达诉求与程序选择权的出口,也是土地行政纠纷协同解决机制中的创新性一环。聚焦于土地行政争议这一多发矛盾,从信息公开这一独特视角进行细致剖析,结合司法审判经验分析其面临的难点问题,并对如何依法化解土地行政争议提出对策与建议,具有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指导意义。     

我国国家豁免立法现状及展望

目前我国尚未出台规定国家豁免问题的成文立法,面对他国在我国法院被诉无法可依,并且在他国被诉时常用外交途径表明绝对豁免立场.由于诉讼结果有不确定性,因之可能无法有效保护我国国家及国民利益.基于国外国家豁免立法和司法实践、国际人权法律化和经济政治环境的变化,中国有必要制定国家豁免法,并循序渐进地制定具体可行的条文规定,必要时采用限制豁免原则以切实维护我国的长远国家利益.     

试论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

哪些行政争议应当由人民法院受理,哪些行政争议应被排除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外,正是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所要解决的问题。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也即是人民法院受理行政争议案件的界限,它决定着司法机关、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在处理行政争议时的权限及分工。对于行政机关而言,它表明了行政权受司法权的制约程度;对于法院而言,它体现着司法审查权的大小;而对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而言,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则意味着他们可以对何种行政行为提起诉讼,在哪些情况下他们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司法保护。正因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确定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所以它…     

侦查权权力属性热议之冷思考

我国学术界对侦查权权力属性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它是属于司法权还是行政权或司法行政权。我国不实行三权分立制度,因此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类方法只具有纯学术研究意义。以这种三权分类来划分侦查权,必须注意中国不同的国情和司法制度。侦查权力属性争议其实意义不大,我国当前更需要解决的是侦查权权力内容的法定、如何对侦查权进行制约与监督、侦查权行使中的人权保障和救济等问题。     

国际商事仲裁可仲裁性与公共政策的关系及其演变

国际商事仲裁中确定争议事项可仲裁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公共政策与可仲裁性关系密切，当事人意思自治和国际商事仲裁的自由化与公共政策不断在寻求着平衡。公共政策对国际商事仲裁争议事项可仲裁性的影响在逐渐弱化，从明显的公共政策的限制到严格适用公共政策，公共政策的角色在国际商事仲裁中从主要的障碍演变为司法的保障。从适用的角度分别探讨国内公共政策和国际公共政策与可仲裁性的关系，剖析这种关系的演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人权

人权问题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常常成为一些人谋取政治私利的口实。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动辄以“人权”作为砝码,来诋毁社会主义国家,用“人权外交”来于涉别国内政,似乎抓住了“人权”就真理在握。与之相呼应,国内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制造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头面人物也在“人权”问题上大作文章。因此,对“人权”问题进行历史的考察和剖析,正本清源,很有必要。     

联合国维和人员性犯罪的刑事管辖障碍与改进建议

联合国维和人员性犯罪问题严重侵犯东道国受害者的人权并使联合国声誉受到重创。各管辖主体在对犯罪嫌疑人实际行使刑事管辖权时,存在诸多障碍:维和人员在东道国享有豁免;各国刑法在域外适用上的规定不同和派遣国主观上不愿对本国维和人员性犯罪行使管辖权;维和人员性犯罪难以被认定构成国际罪行;混合法庭须经东道国同意才能成立;维和人员性犯罪是否构成《罗马规约》中规定的国际罪行和受《罗马规约》约束的国家有限。改进建议包括:多方管辖权相互补充;成立对性剥削和性虐待作出快速反应的小组;起草《联合国官员和特派专家刑事责任公约草案》;联合国在东道国设立混合法庭;派遣国在东道国进行实地军事审判等。     

如何破除“百姓告官不见官”现象——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探析

在我国行政司法实践中,与民事诉讼不同的是,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行政机关,其首长很少出席法庭参加法庭审理活动,而直接由被告行政机关的代理人参加法庭审理,也即造成人们常说的"百姓告官不见官"的现象。文章从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必要性出发,分析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率低的原因以及挑战,探讨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构建的可行性。     

理性接受“死刑不引渡”

"死刑不引渡"原则随着人权观念的兴起和废除死刑的趋势而逐步为国际社会所认同,中国传统上一直回避这一原则,给司法实践带来一定障碍。我国应当理性地接受这一原则,并且对国内立法作出相应完善,以配合越来越频繁的国际司法协作。     

以西班牙反恐策略为鉴完善我国的反恐对策

西班牙在打击以埃塔为代表的恐怖组织过程中,运用刑事和行政立法、刑事司法及执行、设立反恐法庭、建立反恐部队、完善受害者赔偿制度、加强与国际社会合作共同打击跨国恐怖主义犯罪等一系列制度与政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我国应当参考西班牙的反恐政策,在完善我国反恐立法的前提下,依法打击恐怖分子及其背后的势力;建立反恐武装力量,加大反恐信息工作的收集力度;注重涉恐罪犯的改造工作和人权保障;在武力打击、情报收集、经济金融等领域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反恐合作,同时寻求国际社会对我国反恐事业的支持。     

《关于加强行政案件协调和解工作的若干意见》出台 上海法院探索“民告官”案件协调和解机制

行政诉讼被平民百姓称为“民告官”,它是通过对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解决老百姓和行政机关之间的行政争议。但在实践中发现,行政争议又往往与民事争议交织在一起。如何解决这类案件,需要法官们有高超的司法技巧和敏锐的洞察力。     

各国逸闻趣事

欧盟法院考虑重罚意大利由于被控在国内高等院校内对外籍教师有歧视行为,意大利有可能面临欧盟法院的重罚,罚金数额高达每天21万英镑(约合38.4万美元),直至这一问题被解决为止。18年来,欧盟一直在推动意大利高等院校给予外籍教师与意大利籍教师同样的待遇。欧盟委员会做出的罚款威胁正是为实现这一目标而作出的最新努力。如果这一消息得到证实,这将是欧盟法庭对欧盟成员国所判处的最大数额罚款。欧盟法庭曾在2001年就同一问题作出裁决,判定意大利高校没有给予外籍雇员与担任同样工作的本国雇员同等的权利、加薪幅度和福利等。意大利教育部拒…     

刑事诉讼法论域下的证人豁免制度建构

证人豁免制度有别于立功制度、辩诉交易制度,采用污点证人作证豁免或刑事责任豁免来指称证人豁免制度存在着豁免主体不明、豁免权与拒证权混淆以及豁免方式上的以偏概全等问题。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刑事司法理念的变迁以及司法实践的渴求为证人豁免制度的确立提供了立法和司法据理。在我国构建证人豁免制度,必须在符合我国法律传统、刑事诉讼价值偏向、刑事犯罪实践基础上,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证人豁免模式及豁免程序。     

中国引渡立法的若干理论问题

引渡法不是基本法。引渡法具有部门法的性质 ,是由一系列针对引渡事项的程序规则组成的法律 ,属于特殊程序法 ,又是解决国际刑事司法协助问题的专门法。引渡的性质是国家之间进行合作的一种形式 ,是国家实现司法主权的体现 ,仍然属于刑事法律范畴的事务。在我国引渡法中运用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引渡法中的裁定权主要有两类 :即行政裁定权和司法裁定权。我国采用行政审查和司法审查模式是可行的方案。在引渡法中引入人权保障的观念是现代引渡法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公务员流动评价机制的构建思考

公务员流动评价机制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根据一定的规则并采取相应的手段对公务员流动的现状、原因、影响及结果的判断。在公务员流动趋势日益显性化的今天,构建公务员流动评价机制对公务员的流动状态进行评价非常必要。通过对公务员流动状态的全面分析和评价,能促进个人和行政组织在互动影响中找到“流”与“留”的结点,从而实现行政组织和个人价值的最大化。     

推进司法行政工作改革和发展，依法尊重和保障人权——访司法部副部长张苏军

近日,本刊记者就有关司法行政工作中的人权保障问题采访了司法部副部长张苏军。现刊出,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