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及其危机的公共选择分析

任何居于执政地位的政党,它的执政都必须有社会民众的认同、支持和忠诚,从而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这也即是政治合法性的问题,否则,它的执政地位将难以维系和巩固。中国也不例外。但是,对政治合法性及其危机的现有研究却更多地偏倚于哲学、法学和政治学等传统学科的视角。这些学科最大的缺陷就是脱离经济因素研究“纯”政治合法性及其危机。公共选择理论在这些方面弥补和丰富了这些学科研究视角的不足,它运用现代经济学的逻辑和方法,分析现实政治生活中政治主体的行为特征,这为解释政治合法性及其危机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范式。     

转型期合法性危机的化解——基于协商民主理论视域之考量

合法性是政治学和政治领域的一个重要理论和实践课题。合法性的建立来自政治统治的正当性以及社会公众的自觉认可。社会转型期是合法性的高危期,其重要原因在于政治统治在正当性上滞后于时代发展和公民要求。化解合法性危机的必然路径选择是顺应世界性的民主化潮流,倡导公民对公共决策的参与和协商。协商民主理论为社会转型期合法性危机的化解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思路,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发展中国家社会转型应普遍发展协商民主,以有效实现合法性危机的化解。     

观点

2013年6月10日《学习时报》靠什么化解干部任用上的社会质疑干部任用上的社会质疑,问题不在于具体谁进入官职,而在于他们进入官职的程序。人们确定对公权力分配结果是否接受,关键是看其分配是否具有合法性和科学性。所谓合法性,就是要强调人民是权力的主人,能就那些重大问题表明自己的意见;所谓科学性,就是要制定一套合理的、大多数人都认可的制度、程序、规则,包括谁来执行、谁来监督等等。对于这种现状,必须深化改革,坚定不移地高举民主的旗帜。要痛下决心,清除一切背离民主的思想、理论、体制和做法,尤其是用人制度     

政治合法性理论评析

在政治哲学史上,卢梭最早明确提出合法性概念,认为唯有"公意"才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马克斯.韦伯把合法性基础分为对传统的遵从、对卡里斯马的信服和对理性的追随三种。帕森斯基于社会系统理论阐释合法性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注重意识形态对于政治合法性的意义。伊斯顿认为意识形态、结构和个人品质相互作用,共同奠定合法性基础,他区分了"特定支持"和"散布性支持"。哈贝马斯强调建立在价值规范基础上的支持和忠诚,力图实现经验与规范的辩证统一。合法性与有效性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合法性危机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普遍问题,它表现为"实在的合法性危机"和"潜在的合法性危机"两个层面。     

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释读

20世纪 70年代以来 ,西方学术界广泛展开了对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危机问题的研究 ,其中以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影响最为深远。哈贝马斯辩证综合地修正和重构了合法性概念 ,并且系统地指出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合法性危机 ,批判地剖析了危机产生的根源 ,提出了避免和解决危机的方法。他的合法性理论结构宏大而又紧密联系实际 ,不仅是对资本主义合法性问题分析的理论典范 ,也是研究当今社会主义国家合法性问题的一个理论支点。同时作为一位身处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家 ,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仍然有其值得商榷之处和不足之处。     

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的二元取向困境

20世纪中叶之后,西方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合法性危机,这种合法性危机就是形式合法性的日益膨胀,由此极大地弱化了实质合法性。这意味着形式与实质的二元取向合法性理论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为此,罗尔斯、哈贝马斯、哈耶克等都试图构建一种新型的合法性理论,以此来解决合法性理论的困境问题。     

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的二元取向困境

20世纪中叶之后,西方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合法性危机,这种合法性危机就是形式合法性的日益膨胀,由此极大地弱化了实质合法性。这意味着形式与实质的二元取向合法性理论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为此,罗尔斯、哈贝马斯、哈耶克等都试图构建一种新型的合法性理论,以此来解决合法性理论的困境问题。     

论点摘编

公共政策执行视角的中国社会整合李倩在《长白学刊》2011年第6期撰文认为,社会整合是社会发展的必要保障。中国当前社会整合滞后于社会分化,从公共政策执行角度分析主要在于:政策执行的公平性缺失影响社会的利益整合,公正性缺失影响社会的价值整合,合法性缺失影响社会的制度整合。     

信访与地方政府治理中的问题

地方政府治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发展和民众的利益,因此关注地方政府治理就成为一个时代的话题。本文以信访为研究视角,提出地方政府治理存在的治理能力不足、合法性危机和治理成本高三个问题,并依据有关政治学理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归因。     

从农村公民身份的角度谈农村基层政权合法性的维护

公民身份是政治学领域中一个十分重要而历史悠久的概念，它具有普遍的吸引力，我们可以使用公民身份来为自己的政策主张提供辩护。农村基层政权作为国家权力体系延伸至乡村的终端，它是联系国家与乡村社会的纽带。当前，我国基层政权出现了弱化现象，对农村基层政权的合法性构成威胁，产生了合法性危机。产生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农村公民身份意识的缺失，本文主要是从农村公民身份的角度浅谈农村基层政权合法性的维护。     

建构公共共同体:公共行政学合法性争论及其未来北大核心CSSCI

有关公共行政学的学科合法性危机,过往研究往往集中于讨论不同学派的对立与争鸣,其中暗涵了合法性危机的产生源于多学派对立而不能形成统一学科范式的逻辑预设。事实上,公共行政学作为与现实行政紧密相连的实践学科,其合法性危机由政府合法性、学科合法性、以及知识对实践指导的合法性三部分的危机所组成。合法性危机的形成并不在于学科内部内纷繁复杂的学派,而在于没有任何一个学派可以自洽地解释行政行为并对行政实践提出具有规范意义的指导,从而使公民满意。公共行政学中的管理主义、宪政主义以及公民参与理论对于提高公共行政学合法性进行了不同尝试,但都存在逻辑悖论。在思想和实践层面建构公共共同体,是提高公共行政学合法性的可行路径,而这也是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给予的启示。     

公共政策的效率与公平原则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公共政策对于“可持续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其基本取向是左右“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值得注意的是 ,公共政策的基本取向就在于效率与公平的原则 ,所以说 ,公共政策中的效率与公平的原则对“可持续发展”有着莫大的影响。其中 ,效率是一个社会发展性参数 ,一个社会发展的状态、规模、速度大体上都可用效率来衡量 ;公平则是一个社会的稳定性参数 ,影响到社会的基本性稳定 ,它也是政府存在的合法性的基础。就效率指标而言 ,它立足于增产 ;就公平指标而言 ,它能促进社会的协调。要实现可持续发展 ,公共政策就必须体现公平与效率的结合 ,谋求公平与效率的平衡。“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对可持续发展而言是不容忽视的     

合法化危机及其解决方案--哈贝马斯对现代性问题的解答

哈贝马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不再是经济危机,而是合法化危机,这种危机是由于国家对经济领域的干预而引起的。由于人们对国家干预的合法性产生怀疑,又进一步导致动机危机,即人们缺乏参与政治、经济活动的积极性。而这种动机危机的发生又与新教伦理等资本主义文化精神受到冲击有关。科学文化、现代机械复制艺术以及普遍主义道德是现代文化的主要因素,其中某些新要素还是有可能重新激发人们的动机的。哈贝马斯把合法化危机与合理性危机、合法性与合法律性区分开来,把合法性的问题与普遍利益的问题联系起来。现代社会中的艺术运动,特别是先锋艺术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摆脱经济系统和权力系统的干预,并与它们展开斗争;但先锋艺术有一个缺陷,即它变得脱离生活而无法被人们所理解。哈贝马斯认为,在生活世界中,尤其是在公共领域中艺术评论家的解释和宣传可以被用来消除艺术和大众之间的距离。这实际上就是进一步推进现代性。     

论对当代文学理论反本质主义的批判

文学理论不去研究文学现象而去建构一些与文学无关的“宏大叙事”成为文学研究界之通病。由于本质主义遵循这种思维方式，将文学艺术理解为存在普遍规律，从而使文学理论陷入危机边缘。而反本质主义则简单的将文学理论危机归结为本质主义的思维禁锢．认为只要摈弃本质主义便能化解文学理论危机。但对于文学理论危机而言，它的根本动因在于文学形式为获得合法性，不得不在政治意识形态叙事模式下做出文学妥协．显然．反本质主义对本质主义的批判存在纰漏。笔者认为如需要化解文学理论危机，第一，摆脱政治意识形态元叙事模式，以摆脱本质主义的思维禁锢。第二．在本质主义的基础上。构建多元本质论。     

论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困境、解决方案及启示

20世纪中叶后,西方社会出现了严重的"现代性危机",这种危机实际就是一种合法性危机,更准确地说,这种合法性危机就是形式合法性形态"一元独大",并且日益膨胀,极大地弱化了实质合法性形态.这就意味着形式与实质的二元取向的合法性理论的终结,合法性理论本身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之中.为此,当代西方政治思想家罗尔斯、哈贝马斯、哈耶克等,都试图构建一种新型的合法性理论,以此来解决合法性理论的困境.     

执政合法性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法理合法性虽然是现代政治中执政党最强势的资源,但它在执政实践中已显露出局限。克服这些局限,需要从以法理合法性的一元为主走向绩效、法理和意识形态的多元整合,这一趋势在当代合法性理论的发展中已然显现。我国的政治理论传统和当代政治发展的现实,决定了构建党的执政台法性基础必须以多种执政资源整合为取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合法性意义就在于,它立足当代中国国情,把三种执政资源结合起来,反映了当代合法性理论发展的新趋向,实现了当代中国执政合法性理论的创新。     

浅论执政合法性视野下的协商民主

在现代政党政治社会条件下,特别是社会转型时期,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资源面临流失,执政合法性问题变得日益突出。在程序合法性方面通过协商民主,尤其是人民政协的协商民主,在公共政策决策等各方面的协商中达成共识,对巩固执政党政府的执政合法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我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公共性取向的现实偏离及治理

公共政策是当下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主要方式和手段。公共政策以公共政策问题为客体,通过对问题的有效解决,进而维护社会公众的公共利益。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根本属性,作为政策过程的逻辑起点,社会公共利益的载体,公共政策问题亦通过公共性取向来表现其社会价值。因此,在社会问题进入政府议程而成为政策问题时,必须以公共性为根本价值取向,以公民参与政策议程为基本前提,确保政策议程设置的公共性、平等性、民主性与合法性。但是,在我国公共政策的实际运行过程中,社会问题并不是完全按照公众意愿,根据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进入政府议程,议程设置过程存在主体平等性缺失、程序民主性游离、结果合法性不足等问题。故而,为了对政策议程设置公共性偏离进行有效治理,必须厘清公共性取向的主要内容,对政策议程设置过程进行客观、理性的现实反思。     

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危机及其解决路径

从应然的层面看,构建政治合法性是维系政治系统稳定的前提和基础。而在实然层面,当代中国面临诸多政治合法性危机,如政府认同危机、执政党认同危机及理想信念危机等,这些危机会激化社会矛盾,甚至引发明显的社会冲突。解决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危机,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四维度加大建设力度,以构建起政治合法性的支撑和保障。     

社会资本在公共政策领域中应用的困境与改进

社会资本是具有争鸣的多学科领域研究的变量和范式,近20多年来,它已由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延伸至政治学和公共政策领域。该理论是以信任为核心,以公民参与网络为基础,以互利互惠的规范为保障的一种资源集合体。在公共政策过程中,社会资本的应用虽然具有有效性但仍面临着四种困境:功能困境、信任困境、网络困境及测量评估困境。为了克服这四种困境以便实现社会资本与公共政策运行的良性互动,必须不断改进社会资本应用的逻辑思路、信任格局、网络格局及测量评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