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关系视野下的近代西南边疆教案

随着清政府对天主教的弛禁,西南边疆教案频发.通过对此区域教案的分析,可以反窥近代以中华民族与西方民族帝国主义列强关系为主线的西南边疆民族关系的一系列特征,具体表现在东方传统文化与西方宗教文化的冲突关系,反洋教斗争队伍的变化及其性质的演变所反映出的帝国主义列强、官绅群体以及西南边疆各民族民众之间的关系,传教士利用本土教民直接参与军事侵略而引发民教冲突等,揭示了中华民族凝聚力和自觉意识在近代的形成过程.     

我国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安全理论研究

我国西南边疆的民族地区文化是中华文化系统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地缘政治的特点,该地区不仅有跨国民族,而且宗教也有跨境的特点。弄清楚维护我国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安全理论内涵,探讨地缘因素下我国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安全,有助于解决保存和发展我国边疆民族地区民族文化特色的难题。     

我校成立“中国西南边疆民族经济文化研究中心”

最近,我校成立了“中国西南边疆民族经济文化研究中心”,该中心是云南大学文科唯一的一个跨学科、跨系所的综合性学术研究机构。云南大学地处少数民族聚居的西南边疆,早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吴文藻、费孝通、杨堃等老一辈民族学家就先后在我蠬谓袒蛑鞒止芯抗ぷ?为以后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民族研究工作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建国以后,方国瑜、江应梁等知名教授为这项研究又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形成了我校文科在这方面的科研优势。“中国西南边疆民族经济文化研究中心”,正是为了充分发挥西南边疆独具特色的民族经济、民族文化的资源优势和我校在这方面科研力量的优势而成立的。它的成立,打破了我校过去在民族研究中学科单一、力量分散、方法陈旧的落后状况,将以民族经济文化为主攻方向,根据优化组合的原则,组织协调和凝聚我校文科的学术研究力量,采用现代科学各种研究方法,进行高层     

清末民初政学精英边政认识的演变———基于西南边疆史事的分析

传统帝制时代的“天下观念”在晚清时期开始发生根本变化,国人的主权观念及对边疆民族问题重要性的认识,都有了新的发展。清末姚文栋关于滇缅界务问题的认知,反映出经过长期与欧美异型文化的接触,加以晚清以来对边疆民族地区事务的实践,近代国家主权观念已逐渐清晰,对边疆族群与近代国家建设互动关系的认识日益深入。但此时,传统帝制时代的“天下观念”并未完全破除,对近代主权国家疆域理念的认识尚在逐步形成中。民初川军援藏过程中地方实力派、北洋政府中央等各派政治人物对西藏问题相关认知的表述,表现出与清末相较,社会各界对边疆民族问题的认识,已经有了显著变化。但是,“五族共和”“民族平等”及“蛮夷”等词汇的普遍性交互使用及表述,说明仍未完全改变中国传统文化主义取向的边疆民族认识理路,近代与传统认知的融合尚未完成。各派政治人物对西藏问题所持态度的差别与变化,不仅是各自利益或政治目标诉求的不同,也是北洋时期政治统一性缺失场景的突出表现。这些都说明,边疆民族问题不仅是边疆民族地区的事务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国家建设不可或缺的政治隐喻。晚清、北洋时期关于边疆民族问题的认知与实践,是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边疆民族问题讨论热潮的重要基石。     

近代西南边疆的抵货、进口替代与商品流向变动

近代西南边疆社会的商品经济发展,始终伴随着边疆人民对国家主权和民族利权的维护与声张,前期针对西方列强的政治、经济侵略,发生了抵制英货及对大锡矿品的利权维护;之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断加剧,西南边疆的对日抵货也愈趋坚定。其间,由抵货衍生的国货运动,则使"进口替代"成为其时西南边疆经济进步的一个重要表征:先是有以内地国货对洋货的替代,之后则进一步演化为本地土货对进口的替代。而上述诸般,也都同时引致了西南边疆进出口商品流向的变动。     

近代以来西方对中国西南边疆的认识和研究

近代以来,西方对中国西南边疆的认识和研究,经历了殖民利益驱动下进行狂热的云南考察的"云南神话"时期、冷战政治影响下认识和研究的衰减期,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美国学界的中国西南边疆史研究热潮兴起等三个阶段。由于早期西方学界对中国西南边疆的认识和研究,有明显的利益驱动和政治干扰,因而前两个阶段曾出现过严重的偏差和失误。改革开放以来,中外学术交流加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学界对中国西南边疆史的研究逐渐回归学术,西南边疆特殊的地理环境、众多的民族和复杂的边疆历史,吸引了西方一批新型学者进行深入研究,视野宽阔独到,采用多学科交叉方法,研究水平跃升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抗战时期国民参政会对边疆文化教育问题的探索——基于对边疆文化教育提案的考察

跟随国民政府迁至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在探索边疆文化教育问题的过程中,经历了由激发民众爱国热情、培养民族意识到注重语言文字和文化教育发展,再到涵养文化元气、培育文化氛围的转变。这一转变,既是国民参政员基于深入了解边情后做出的观念调整,也是对国人仰仗西方了解边情尴尬局面的回应。国民政府对国民参政会的这些建议主张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采纳和实行,对于破除边疆地区落后思想,增加边疆发展活力,推动边疆文化革新,发挥了积极作用。     

西南情境下的礼俗多维互动及其社会整合功能——以大理巍山彝族土主文化为中心的考察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过程是各民族文化互动整合的过程,“礼俗互动”拓宽了审视文化互动整合关系的视野。西南情境下的“礼俗互动”具有特殊的边疆形态,呈现出族外与族内、上层与下层、中心与边缘、国家与地方、传统与现代等多维互动的结构模式。在大理巍山彝族土主文化这一典型案例中,“礼俗”的多维互动,不但保证了该区域各历史阶段社会机制内部的脉络畅通,而且在西南边疆由早期族群整合、区域整合、帝国边疆整合到现代民族国家社会整合的进程中亦发挥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并由此夯实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实根基。     

民国政府的边政内容与边政特点——以南京国民政府为中心

民国时期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迈进的重要阶段,民国政府的边政实践内容丰富,包括了边疆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层面。民国政府的边政特征体现出传统王朝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过渡中的多层属性,是中国传统力量与西方外力融合与交锋的结果,呈现出了过渡形态、边缘性、实用主义等特征。     

唐代边疆民族国家认同构建及历史启示北大核心CSSCI

边疆民族的国家认同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依赖内在自觉性及外力推动下而逐渐形成的。唐朝统治者在统一国家框架内,通过宗法血缘、修德、册封、朝贡、文化传播等方式,加强对边疆民族的身份、政治、文化等认同的构建,以此强化其国家认同。以史为鉴,国家认同构建要以主流文化的传播与认同为核心内容、以国民身份确认为重要手段、以政权合法性塑造为突破口。     

新加坡的思想政治教育

新加坡是个典型的移民国家,境内具有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多元道德价值观,为此新加坡政府注重统一国民思想,共同致力于发展。他们以各民族都能接受的方式向国民灌输“我是新加坡人”的国家意识,使人们产生归属感和责任感,在心理上认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新加坡”,并在这一旗帜下为新加坡而奋斗。每当国庆、元旦、华人春节等重大节日,都反复重申国家意识这一立国之本。1991年,政府发表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即:“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此后,学校、文化团…     

民族国家观念的建构与女性个体国民身份确立之间的关系

近代中国的女权运动与民族主义运动是现代性追求的两个侧面。文章首先分析了“天赋人权”观和“民族国家”理念的内在逻辑,论证“天赋人权观”和“民族国家观念”内在地包含着女性个体身份确立的要求,其构建和传播过程为近代女权运动开拓了新的话语空间。其次,分析观念传播和话语建构的过程,分析男性和女性话语的共性和差异性。认为近代女权主义者策略性地使用了男性主流话语和国家主义的女权逻辑,同时,女性通过构建“同为国民,同担责任”的话语和“同担责任”的行动确立了女性的主体身份和彰显了女性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清代中央政府与西南民族上层的政治博弈

和明代相比,清代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巩固和加强对西南边疆的治理.但随着清政府统治的深入,与地方民族上层产生矛盾冲突,双方的政治博弈一直不断,中央政府为维护边疆的稳定和加强对西南各民族的治理,不断进行军事镇压与和平招抚,有效地解决了许多民族矛盾冲突,使西南边疆民族地区与中央政府的联系更加紧密.     

英国多元文化环境中关于青年和公民身份的探讨

在欧洲和西方各国，有关多元文化的讨论对其国家和地方的公民政策有着重要影响。青年所处的阶段既是一个向“成年公民”过渡的人生阶段，更是一个通过日常生活获得公民体验的身份概念形成阶段。主流社会对于“青年”、“公民身份”的讨论将重点转向了质疑多元文化所带来的问题，政府据此将政策由促进多元文化转向了关注“共同体凝聚力”，而这种否认“多元文化”的措施，不仅对多元文化本身带来冲击，也不利于社会融合的形成。     

近20年来中国西南边疆近代民族关系史研究述评

通过对西南边疆近代民族关系史研究专著和论文的梳理,发现目前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十分薄弱,主要表现为研究学者不多,研究成果少、不系统,研究视野大多局限于传统革命史范畴,尚未构建起与西南边疆近代民族关系史相适应的研究框架.     

反洋教斗争:文化冲突乎?排斥进步文化乎?

所谓“‘义和团反洋教活动起因是中西文化冲突’,是‘排斥进步的西方文化’”的观点,既无史实依据又无理论根据.基督教等西方宗教并不是当时西方国家的进步文化;少数传教士以“传教”为幌子,推行的是本国政府的对华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士强迫中国民众接受西方宗教文化由此引发的“文化冲突”,实质上是中国民众对西方殖民文化的反抗;传教士在华开办学堂、创办报纸等活动确实传播了某些西方进步文化,但这并非传教士的主体活动,且“教案”冲突也并非因此引起.     

国民政府边疆民族政策初探

清末民初,中国的民族观发生了很大变化,由汉族主义到五族共和,到大中华民族,再到中华民族一元理论,经历了小民族观到中民族观,再到大民族观的演变过程;由民族歧视和不平等变为民族平等。这些思想和理念的变化深刻影响了国民政府的边疆民族政策,形成了以民族平等,扶植边疆民族自治能力,发展边疆经济、文化事业为主要内容的边疆民族政策。本文以档案史料为依据,对民国时期的民族思想和理念,国民政府边疆民族政策内容及历史价值等做理论概括。     

民族文化建设：边疆民族地区群众工作的“助推器”——普洱市群众工作的文化视觉解读

边疆民族地区如何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边疆各族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呢？普洱市从边疆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以民族文化建设推动群众工作,使广大人民群众在保障自己文化权益、享受民族文化的同时,提升了对党和政府的认同感,增强了边疆民族地区群众工作的实效性。所谓民族文化,特指相对于主流文化而言的少数民族文化。     

经略西南:岑毓英的思想及实践(1865～1885)

本文对清末“同光中兴名臣”岑毓英的边疆建设思想及其实践进行了分析探讨。认为其经略西南边疆思想与实践对于晚清时期西南边疆省区的民族经济开发、教育文化进步及巩固边防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试论清代南方民族地区的义学

一、清代民族教育政策的演变及南方民族地区义学的兴起 清朝在统一大业向边疆地区推进的过程中,逐步实现了对南方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然而,当时南方边疆民族地区大多尚处于土司统治之下,所以,加强对土司子弟的文化教育,以培养和造就忠顺于清朝统治的土司承袭人,是清初对边疆进行控制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