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间刑事诉讼移管基础探讨

国家间刑事诉讼移管是一种深层次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方式,其产生和发展有深厚的内在根据和法理基础,在国际刑事诉讼法框架中,具有独立的诉讼制度地位。作为我国司法机关与外国司法机关刑事司法合作的常态机制,可以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筛选出特定的中级人民法院作为审理这类案件的定点法院进行试点。     

公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研究

我国刑事简易程序旨在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以应对案件持续增长、司法机关案多人少矛盾加剧的压力。但在司法实践中,简易程序的运用并没有完全发挥出应有的效果,必须通过完善简易程序制度设计加以解决。     

论司法ADR对我国司法调解制度重构的意义

司法调解制度被誉为“植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沃土中的一枝奇葩”。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学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的深入，它的许多缺陷日益凸显。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法治化进程中遇到的诉讼激增、司法资源压力过重，司法成本过高等问题与西方适用ADR制度时的背景相同，在这种纠纷多发、利益冲突激烈的情况下，国家既要通过诉讼来统一社会主体的行为，也要保障社会的稳定，必然要求建立一个能与诉讼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的多元化解决纠纷的机制，而西方司法ADR正是建立这种解决纠纷机制的有效途径。因此，司法ADR对我国司法调解制度的重构有着重要的意义。     

贿赂犯罪污点证人制度的构建——基于《刑法修正案(九)》的召唤

基于贿赂犯罪"对合性"的特征,司法机关在应对该类案件时,面临着以收集证据难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司法困境。通过观察域外应对此类案件的司法现状,不难发现污点证人制度具有诸多益处。《刑法修正案(九)》关于行贿人特别自首制度的修改与完善,以及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适用"污点证人"的众多案件表明,在《刑事诉讼法》中设立贿赂犯罪污点证人制度的相关法律规范是必要的。     

内部横向视角下政府数据跨部门协同治理的过程分析

基于内部横向视角推进政府数据跨部门协同治理,是深化政府数据治理改革的重要内容。综合采用文献综述、理论推演、案例分析的方法,按照“协同动力-协同目标-协同反思”的研究逻辑,剖析政府数据跨部门协同治理的理论内涵,分析其基本过程和作用机理,并结合上海市等典型案例地区的政府数据治理实践进行应用检验,综合提出对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内部横向视角下的政府数据跨部门协同治理是以建立协同治理格局为目标的实践变革,由“组织设计-制度安排-技术保障”多维动力要素驱动,受到来自组织运行、制度表现、技术嵌入等多重障碍因素阻滞,应重点采用完善组织环境建设、优化数据治理协同制度和创新治理技术工具应用等应对策略。     

武汉市环境资源司法保护现状、问题与对策

武汉市环保类案件总量并不太大，但总体上呈上升趋势。武汉环境资源司法保护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污染严重但案源很少；环保立法不够完备；侵权主体难以确定；环保公益诉讼亟待建立；环保判决执行困难。加强环境资源司法保护，应在如下几个方面下功夫：一是加大环保执行力度；二是加强与环保执法部门的协作；三是建立环保公益诉讼制度；四是完善环保立法；五是设立专业审判庭。     

完善我国ADR制度的思考——兼论ADR在分担诉讼负荷中的功能与优势

ADR是一个尚处在不断发展中的、开放性的、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 ,它不会因为司法功能的扩充和诉讼作用的凸显而萎缩或消失。　　一、诉讼的功能及其限度诉讼是国家司法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 ,具体适用法律处理各种案件的活动。它是现代法治国家处理与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的最后手段 ,也是我国“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和治国方略在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具体体现。诉讼是以启动国家的司法资源并以司法裁判的方式来解决各种社会纠纷的。它本身蕴涵着多元的价值选择 ,承担着多重的社会功能 ,发挥着广泛的社会调控作用…     

论我国协同主义民事诉讼模式的构建

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保障,司法和谐理念的提出不仅是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又一创新,也为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转换提供了导向。我国民事诉讼模式改革的历史实践证明,职权主义、当事人主义都不是理想的选择。结合我国国情、顺应世界司法改革潮流、建立协同主义的民事诉讼模式,应当成为改革的方向。构建协同主义民事诉讼模式就要合理分配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诉讼权限,建立起协同诉讼的机制和诉讼关系。     

环保案件“三审合一”审判创新机制研究

在借鉴其他国家环境司法专门化的经验基础上，我国法院通过环保案件“三审合一”审判机制的构建，开始践行对中国环境司法专门化制度的探索。这一新机制有利于统一环保案件的司法尺度，从而有效地加强环境保护，但其审判的受案范围、管辖权和人员组成等方面仍然受到现行相关法律的制约。因此，在新机制探索的过程中必须不断探寻适合其生存和发展的法律环境。     

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协同发展的治理优势北大核心

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协同发展是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制度优势,是中国民主政治演变与发展的历史逻辑、民主逻辑和制度逻辑的高度统一。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鲜明特色,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协同发展的治理优势体现在:决策合法性与科学性相统一、民主整体性与层次性相结合和治理稳定性与参与性相协调。进一步促进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协同发展,就必须着眼于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对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新要求,既需要在现有制度存量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协同发展的制度体系,还需要以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为出发点不断创新协同发展治理机制和培育协同发展治理精神,推动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协同发展的治理效能不断提升。     

论构建我国民事诉讼诉前调解制度的若干问题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法律意识的增强,我国不断增加的诉讼需求与有限的司法资源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传统的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正面临严峻挑战。本文拟对诉前调解的理论内涵及司法实践进行深入的分析,进而提出建立民事诉前调解制度的几点设想,以期对我国尽快建立独立的诉前调解程序略尽微薄之力。     

诉讼效率研究

诉讼效率是由市场经济发展、法律经济学兴起、司法现实困境所引发的；作为一个理论分析工具，诉讼效率所强调的是要尽可能地快速解决、多解决诉讼纠纷，同时尽可能地节省和充分利用各种诉讼资源；在诉讼价值取向上，我国应当选择“公正优先，兼顾效率”；而要在我国实现诉讼效率则涉及到整个制度的变迁，其具体措施应包括更新诉讼观念，精简司法机构和人员，保障和推进司法独立，改善司法管理制度，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和司法活动的专业化水平，简化诉讼程序并更多地适用简易程序，以及健全诉讼期限制度。     

黄河流域环境资源犯罪的空间分异与司法应对

黄河流域环境资源犯罪的空间分异分析可通过研究犯罪分布的区域差异性实现。通过统计19069份刑事司法裁判文书发现，在犯罪空间分布的差异性方面，不同类型资源类犯罪数量分布呈现显著的省域空间差异，环境类犯罪数量在流域空间层面呈自上而下的稳步增长态势，资源类犯罪与环境类犯罪在空间分布特征上存在显著差异。在黄河流域环境资源犯罪中，涉农用地、林木以及矿藏资源犯罪是普遍存在的三种类型，其中又以农用地侵占类犯罪居首，流域污染防治形势较为严峻。基于空间特性对流域司法机制的塑造，黄河流域环境资源犯罪的司法应对方案应针对差异化的犯罪空间特征，分类设计流域独特的司法机制：一是在司法机构配置上，分类设立环境资源类专门审判机构，统一涉环境资源案件的受案范围、裁判标准与审理程序；二是在司法机制创新上，分类构建跨区划集中管辖以及常态化司法协作与部门联动机制；三是在司法人员队伍建设上，分类打造符合黄河流域地方需要的专业型环境资源审判团队。     

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模式及司法成本分析

迄今为止,我国已累计出现10余例环境公益诉讼案件。这些案例既是"能动司法"理念对民事诉讼当事人制度的突破,也提供了公益诉讼的若干原告模式。比较不同模式的司法成本,不难发现,以检察机关为主,以政府职能部门和环保组织为辅的联合原告模式,最易于降低司法成本和分散诉讼风险,对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可持续发展最为有利。     

以改革创新提升司法公信力

正司法公信力,体现的是人民群众对司法制度、司法机关、司法人员、司法权运行过程及结果的信任程度,反映的是人民群众对司法的认知和认同状况。司法公信力的提高涉及历史与现实、立法与司法、体制与机制、理论与实务、主观与客观、法治环境与观念标准等诸多因素,但只有从体制上进行改革,从机制上进行创新,才能破除影响司法公信的体制机制障碍,才能从根本上推进司法公信力的提升。一、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保障证     

论生态健康保护的法律机制:环境公益诉讼

<正>当今,环境公益诉讼不再是学者们的一种制度设想,而真正成为了中国的司法实践。环境公益诉讼为保护生态健康而生,为保护生态健康而立,是保护生态健康的最佳法律机制。完善这一机制,是环境法理论与实务工作者义不容辞     

中国公共安全协同供给的障碍及协同效应的实现

公共安全的整体性治理需要从主体、政策、行动与时间层面考量安全供给的碎片化问题,变"碎片化"为"民主化"安全供给。当前中国公共安全协同存在制度依赖、利益争夺与局域保护主义、信息与文化壁垒等安全协同供给的障碍。社会公众安全感的提升是社会公共安全协同供给的核心要素。在着力提升以信任感、确定感与可控制感为其主要构成的社会公众的安全感的同时,还应以项目协同的方式,加强协商机制、互助机制与激励机制建设,完善常态协同中的政策网络与安全评价体系建设。     

重大敏感案件的司法应对——以法经济学为视角

法院在解决重大敏感案件时,一般会采取不予受理、延长审限、分案受理、司法救助等方法,却导致了司法成本的提高,只有建立重大敏感案件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灵活运用法律的弹性,建立指导性案例,才能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益。     

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几点思考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能有效地促进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目标的实现。要确保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积极功能得以发挥,应构建以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处理为核心的法律体系,推进环境公益诉讼主体多元化发展,提高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实施效率。     

江必新、吕忠梅、张雪樵、曹明德、秦天宝、巩固:关于环境公益诉讼推进过程中争议问题的讨论

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改革要求并展开试点工作,2015年新《环境保护法》正式施行,第58条规定了可以提起公益诉讼的社会组织主体资格,20H年《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修订,正式确立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从民事公益诉讼到行政公益诉讼,检察机关逐步成为环境公益诉讼中的重要力量。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发展至今,积累了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在保障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但该制度在推进中仍面临结构性、协调性的细化问题与环境治理新要求的双重考验,受案范围、诉讼程序、多元诉讼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仍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明确指出要提高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全面强化生态环境法治保障,包括健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各级法院检察院加强环境司法。作为环境司法中的重要部分,环境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赔偿制度之间是什么关系?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与制度有哪些需要继续推进的地方?均需要进一步探析。本期选取江必新、吕忠梅、张雪樵、曹明德、秦天宝、巩固六位专家学者的近期论述,就当前理论界对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最新研究动向进行梳理,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