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埃尔·诺拉的“记忆之场”与国族认知——兼论《普鲁斯特之<追忆似水年华>》

20世纪80年代后,学界的“记忆”研究逐渐兴起。法国当代史学名家皮耶?诺哈主编的多卷本《记忆之场》引领了这一潮流,将之聚焦于富有象征意味的“记忆之场”上。诺哈区分了“记忆”与“历史”,指出了“记忆”的“场所”具有的物质性、功能性与象征性,并以庞大的篇幅建构了法国国族自我认知的社会史。其中,孔帕尼翁的《普鲁斯特之<追忆似水年华>》将普鲁斯特及其作品视为一种“记忆之场”,探讨了“泛普鲁斯特学”、成为“法国伟大作家”的普鲁斯特及其成功的社会基础,将“普鲁斯特”这类“建构之象征物”纳入到“法国之所以成为法国”的研究中,表明其保证了一种集体性的、文化与身份认同的再生产;该文也代表了作品研究的另一种进入方式。     

基于小说语体的现代汉语伴随义“X随”类动词考察

现代汉语中伴随义“X随”类动词出现频率较高,其内部成员在句法分布、语义特征、语用功能方面表现出一些共性。辞书对其差异揭示不够,针对此类词语的专题研究依然空缺。文章试从句法分布、语义内涵、历时演变、认知理据四个层面对伴随义“X随”类动词进行考察。结果发现,在句法分布方面,“伴随”较为独特,“跟随”、“追随”一致性较高;语义方面,“伴随”强调事物伴随关系,“跟随”和“追随”强调事件伴随关系;历时演变方面,“追随”、“跟随”、“伴随”成词时间呈现由早到晚的连续统分布。导致“X随”类动词产生差异的原因在于所跟体词生命度、意志性高低,“X随”类动词主观性高低,以及这二者之间的双向选择机制。这说明人类语言在对客观世界进行临摹之前,已接受了认知的调控与制约。该发现从认知层面进一步充实了以往有关伴随义动词的研究,在语言分析中适用性更广,能够达到以简驭繁的功用。     

从“分体”到“分层”：中国特色贿赂犯罪罪名体系的历史嬗变与时代跨越

贿赂犯罪罪名体系与治理结构的构建，是“中国式”腐败治理理念、智慧、资源与立法技术的结晶。中国特色罪名体系的发展，始终围绕扩张犯罪主体类型而展开，形成了“分体式”发展模式，却忽视了对行为类型的重新识别、拓展以及规制对象的有效性等问题。在“分体式”罪名体系中，贿赂犯罪的治理结构以对价关系为基础设定罪名结构；以结果本位为基础设定评价基准；以差异化治理策略为基础设定配刑原则。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推进，对罪名体系建设原理的代际更新提出了全新要求：在体系建构基础上，应当实现由单一“分体式”立法向“分体+分层”立法的转型，引入行为类型的立法导向；在要件设定基础上，实现从以对价关系为中心向以公权伦理为基础转向的完善；在犯罪治理结构上，实现从“差异式”治理走向“全链条式”“同一性”治理的更新。     

论土地经营权行使中的“承包方同意”规则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3条、第46条和第47条分别规定了“投资改良土壤”“再流转”和“融资担保”情形下土地经营权人须征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同意的“承包方同意”规则。法理逻辑上,“承包方同意”规则乃是平衡与协调农地保障功能与市场功能冲突的法技术,亦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管理权能”的行使方式之一。规范属性上,其既非效力性强制性规范,违之亦不构成无权处分,而属于私权限制性规范,目的在于不同私权利益关系对抗和竞争下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权益的优先保护。司法适用上,应区分投资改良行为与再流转两类不同情形,对于违反“承包方同意”规则的行为,承包方可通过自主意志选择有利于自己的后果或在对抗力层面获得优先保护。     

文艺的突围与话语的孕育——20世纪30年代“文艺大众化”理论话语研究

在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20世纪30年代“左联”所倡导的“文艺大众化”从文艺的形式与内容、作家立场、社团组织、实践功能等方面探讨了文艺如何大众化,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发展,在中国特定语境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艺人民性”话语形式的孕育。20世纪30年代“文艺大众化”也展现了文艺突围中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艰难探索的过程,体现出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系统化、共识性理论方略的追求,但由于理论论争不彻底等因素,影响了话语表现的不同意见。但从思潮史、理论史的角度而言,20 世纪 30年代“文艺大众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人民性”话语的孕育,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历史迈进仍然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     

以言创业：新企业的话语性构建过程

组织话语研究将组织要素、现象以及组织本身看作是话语性社会构建,基于此,文章将创业视为新企业的话语性构建过程。在该过程中,创业者基于话语的协调、沟通、认知等基本功能,在特定的创业情境中积极地运用口语、书面语以及相关的非语言资源与不同的利益相关群体进行话语互动,通过创业身份认同、创业机会识别、创业资源整合等关键活动推动新企业的话语性构建。文章将詹姆斯?保罗?吉的话语“七项构建任务”分析框架与Timmons的创业管理模型相结合,剖析创业者如何通过话语构建创业机会的意义、塑造创业者身份、整合创业资源等,并援引创业语料及实例佐证理论性与概念性探讨。以此为基础,文章提出“新企业话语性构建过程模型”,以启发后续创业话语研究。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重要窗口”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的首创，是浙江省奋力打造“重要窗口”的必由之路。在实现绿色主导、生态优先、环境美丽、资源高效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进程中，浙江省始终“以更高的标准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以更大的范围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以更强的力度推进资源高效利用、以更广的视野推进美丽城乡建设、以更大的力度推进生态科技创新、以更严的要求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为主要抓手，旨在打造以“生态经济主导化、生态环境景观化、自然资源循环化、全省一体化大花园、绿色科技创新自主化、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化”为主要表征的“重要窗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重要窗口”是“理论、实践、制度”三位一体的硕果体系，充分彰显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检察公益“两诉”衔接机制探析——以“检察公益诉讼解释”的完善为切入

民事公益诉讼与行政公益诉讼在内容和功能上大量重叠,但又各自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部分,故二者既不能当然并立,也不能绝对排斥,而应通过衔接机制在避免重复的情况下形成“互补”关系。为此,“检察公益诉讼解释”应增加“两诉衔接”一章,从诉前、诉中和诉后三阶段作出相应规定。     

从“八八战略”到“重要窗口”历史性飞跃的基本经验与意义

从“八八战略”到“重要窗口”的历史性飞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省域层面成功实践的生动体现，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成就的时代缩影。“八八战略”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的价值追求、因时因地制宜的方法论逻辑以及改革创新的发展思路，在深化细化政策、研究谋划战略、挖掘创新潜力上持续发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累了丰硕经验。蓝图已经绘就，奋进正当其时。“重要窗口”进一步奠定了浙江“三个地”的重要地位，为浙江坚定不移沿着“八八战略”指引的路子，改革开放再出发，继续“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加快推进“两个高水平”建设，以“浙江之窗”展示“中国之治”指明了发展方向，增强了发展动力。     

“微音讯逝”的《乌有乡消息》首译本

大革命失败后，进步人士渴望在左翼书籍中找到出路；1930年，威廉·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全译本应运而生。林微音的译本看似“忠实”，却置换了其中最重要的概念并“陌生化”了书名与作者名,间离了读者层累积十年的阅读期待。如此种种翻译策略看似规避国民党当局查禁，实则寄寓了林微音消极的人生态度和“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观。“摩登”的林微音为译本晕染了一抹彼时黄埔滩头消费主义的色彩，使“去左翼化”进一步滑向“庸俗化”。因此，该译本不仅有负20世纪30年代读者以革命文学促成革命政治的期待，亦难以规避查禁。“上下”交困的首译本虽“微音迅逝”，但莫里斯所倡导的艺术社会主义却渐成时代强音。     

论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

《刑法修正案》(三 )第 8条规定的编造恐怖信息罪与故意传播编造的恐怖信息罪实质是一罪———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侵犯的客体是社会公共秩序 ;其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故意传播具有误导性 (欺骗性 )的虚假的恐怖信息 ,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 ;其主观方面既可以是直接故意 ,也可以是间接故意。本罪的成立条件不同于犯罪既遂条件 ,在本罪的结果为非物质性的结果时 ,并无区分既遂与未遂的必要     

虚假广告罪与诈骗罪之竞合问题浅探——以电视直销现象为切入

虚假广告罪和诈骗罪在行为方式上都有欺骗行为,只是欺骗的程度不同。当虚假广告罪中的欺骗或者说是宣传的虚假程度达到诈骗罪的欺诈程度时,便产生了虚假广告罪和诈骗罪的想象竞合。在这种情形下应当遵循想象竞合犯的处理原则,从一重罪处罚,认定为诈骗罪。     

基于信息失衡理论的政府行政风险分析及防范

行政过程中的信息失衡现象主要表现为组织之间信息传递的阻滞和扭曲的及行政信息的隐匿。其产生原因包括个人理智的有限性、高昂的信息成本和个人的机会主义倾向。信息失衡在行政过程中会造成决策者获取信息滞后或缺失以及失真，会妨碍社会公共资源被公平、公正、公开的使用，引发行政失信的风险。对此，应有针对性地加以防范。首先，要降低高昂信息成本；其次，要改变行政组织的塔式层级结构，以提高行政沟通效率；第三，要拓展第三方信息来源，确保渠道来源的真实可靠；第四，要加强内外部监督，抑制行政过程的机会主义倾向，抵御道德风险。     

论行政信息的主动公开制度

主动公开是与被动公开相对的一种公开方式 ,它在各国行政公开制度中均占有重要位置。我国目前实行的行政信息公开制度主要是主动公开。公开信息已经演变成政府的一项新职能 ,因此 ,首先必须由相关的机构和人员来履行这一职责 ;其次 ,完善主动公开的保障制度 ;再次 ,建立人大的监督保障制度     

当前全球治理与中国全球治理话语权提升

当前世界秩序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全球治理体系也深受影响,大国围绕全球治理话语权的竞争日益激烈,全球治理面临治理困境甚至治理失败。全球治理话语权既体现为参与治理的权利,也体现为贯穿治理过程的权力,具体化为治理主题、治理议程、治理平台、治理制度和治理人才等多个方面,反映治理理念之争、话语之争与制度之争。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高度重视、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努力创建新机制和新规则,推动现有国际制度改革,提出中国倡议和方案,分享中国治理理念,参与全球治理人才竞争。未来中国需继续加强外交能力,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挖掘和凝练全球治理理念,完善全球治理话语体系,加强全球治理制度能力建设,提高制度性话语权,培育和动员社会力量,做好治理人才培养和储备,以真正成为全球治理强国。     

文化危机与经济安全

文化的经济属性决定了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关系紧密而深远。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全球化以及信息社会所引发的文化革命,促生了文化危机发生的可能;另一方面,文化危机所引致的文化、经济安全问题又关系着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因此必须通过实现文化产业的市场化运作,争取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话语控制权,并采取必要的文化管制来保障国家的经济、文化安全。只有这样,才能增强文化发展、文化免疫、文化创新能力,从而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激活民族产业的创新生产活力。     

对聊天室性爱的犯罪社会学分析

网络的兴起,带给人们崭新的交流方式和交流环境,这种打破身份、地位、财产和社会等级限制的"网络聊天"形式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网络性爱是其最具诱惑力与影响力的一种方式。这种以特定的语言、文字、符号为手段,以性取向、性需要为联系纽带逐步形成的网络性爱群体,在当今信息社会泛滥的原因主要在于人际互动的虚拟性,网络监管工作乏力。由此所引发的不良行为和犯罪行为应纳入犯罪学研究的视野。     

信息化立法的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

信息化是指在特定地域范围内以实现信息资源的极大丰富及其被高效率地共享为目的的行为过程及状态.目前,信息化立法已经被提到国家和各地立法日程上来.本文从信息化的内涵、目的出发,探讨了信息化立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及信息化立法尤其是狭义的信息化立法--信息化法的主要内容.     

论行政决策公开--从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视角

从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视角来看决策公开,决策公开和公众参与之间存在良性互动的关系。前者是后者有效实施的前提,后者是前者的民主动力。决策公开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有效性,鉴于此,决策公开不完全等同于政府信息公开,决策公开具有动态性、过程性和系统性。因此,除了应遵守信息公开的通行原则外,决策公开还应遵守其特殊的原则。同样,也应从公众参与行政决策流程的视角来确定决策公开的范围及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