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招魂》作者问题的一个论据的辨正

朱东润在《〈离骚〉以外的“屈赋”》(《光明日报》1951年5月12日)中说:“‘屈原传’的作者以‘招魂’为屈原所自作。王逸‘楚辞章句’目录不标作者姓名。按章句目录,对于诸篇作者除屈原外,一概标名,独屈原不标名,准此似王逸在标目时认为屈原所作’。至卷九‘招魂”章句则又叙称:‘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王逸此叙,以‘招魂’为宋玉所作,与标目时自相牴牾。”刘心予《关于〈招魂〉的作者和乱辞》(《华南     

“负左右之耿介”训释

《楚辞·九辩》:“既骄美而伐武兮,负左右之耿介”,王逸《章句》曰:“恃怙众士,被甲兵也。”洪兴祖补注曰:“耿,明也。逸以介为介胄。”朱熹《集注》曰:“负,恃也。左右,侍臣也。耿介,亦刚勇之意也。”王夫之《通释》曰:“负,矜衒自负也。”符定一《联绵字典》及今版《词源》“耿介”条均以《楚辞》此句作例证,释为“甲胄明”、“引申有‘刚勇’义”。刘永济《屈赋音注详解》谓“负恃左右狠戾刚愎的人”。马茂元《楚辞     

《招魂》四题

一、关于《招魂》的作者问题《招魂》的作者是谁?各说不一,基本上可分两大派:一派从司马迁说,主张屈原作,主要依据《史记·屈原列传》:“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一派从王逸说,主张宋玉作,主要根据《楚辞章句》:“《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散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这两种说法中,以司马迁说更为可信,王逸的说法大可商榷。先就《楚辞章句》本身来看,王逸对《招魂》的作者问题,前后就有矛盾之处,例如《楚辞章句》的目录,除《离骚》标明作者是屈原外,其它的作品,凡是未标明作者姓名的篇目有:《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等。之所以略而不列作者姓名,显然是把它们算在屈原名下。《离骚》列在第一篇,标明了作者屈原;第二篇至第七篇未标明作者;     

王逸《楚辞》学:立场与方法

章句学源于经学 ,但王逸却用它来解说《楚辞》 ,这在学理上就留下漏洞。从王逸《楚辞》学使用章句的方法入手来解剖当时学术与文学观念的变化 ,可以挖掘出王逸《楚辞》学的立场和方法以及在批评史上的意义     

《天问》义释八则

一、伯禹愎鮌,夫何以变化? “愎”,朱熹《楚辞集注》作“腹”,洪天祖《楚辞补注》引一本作“腹”,大小雅堂本作“腹”,《注释音辨柳先生集》十四附《天问》作“腹”,王逸《楚辞章句》云:“鮌愚狠腹(一作愎)而生禹,”似王本亦作“腹”,清王夫之《楚辞通释》作“愎”,并谓“鮌之愎,禹之圣,父子一气而变化殊,天性异邪?抑所谋顺逆异邪?”认“愎”为“刚愎”之意。案作“腹”是。     

《涉江》新解

对于〈涉江》的主旨和诗中写到的屈原放逐江南后的行踪,历来有三种看法。王逸《楚辞章句》认为,《涉江》为屈原“言己放弃,以明旦之时始去,遂渡江湘之水”之作。蒋骥《山带阁注楚辞》认为,《涉江》是屈原于放逐陵阳九年之后,自陵阳渡江入溆浦前的“预拟”之作。楚辞研究者大多取此二说。而清人吴汝纶《评校音注古文辞类纂》     

《江山万里廔诗词钞》志言

余数月前购到《江山万里廔诗词钞》一书,著者杨云史。内收其所作诗一千五百零九首,词二百二十三首。书后附载其夫人(为合肥李相国之长孙女)「国香饮露词」一卷十七首,又吴佩孚将军唱和诗二十余首。书首列吴氏序言,略云:「云史诗清真雅正,允宜流播海内,使人心风俗返于温柔敦厚之遗,故表而出之,序而刊之。」     

释“彭咸”

屈原在《离骚》中两次提到“彭咸”:“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王逸《楚辞章句》注:“彭咸,殷贤大夫,谏其君,不听,自投水而死。”自王逸注后,历代学者多从王逸说,虽也有学者对此说表示怀疑,但多语焉不详。钱杲之《离骚集传》说:“彭咸未闻。”戴震《屈原赋注》称彭咸“书阙不可考矣”,“一说即《论语》所称老彭”。俞樾《俞楼杂纂》二四《读楚辞》认为“彭咸即彭铿,铿咸双声字。”闻一多《离骚解诂》补充道:“铿咸不只双声,元音亦同,惟韵尾略异耳。”姜亮夫《楚辞今绎讲     

从唐勒赋的出土论宋玉散体赋的真伪

战国时期楚国屈原学派诸骚人中,除屈原外,作品流传下来最多的就是宋玉。《汉书·艺文志》著录宋玉赋16篇,但篇目已不可考。现存宋玉赋仅13篇:王逸《楚辞章句》载《九辩》、《招魂》;萧统《昭明文选》载《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另有《九辩》五章,《招魂》);无名氏的《古文苑》载《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严可均所辑《全上古文》则据《文选》31卷江淹《杂体诗》注引《宋玉集》之文字,删《舞赋》而增《高唐对》。     

两汉时期的楚辞评论

从楚辞研究历史的角度看,两汉应为楚辞学最初形成的时期,其中西汉前期可视为楚辞评论和研究的萌芽期,西汉后期至东汉末可視为楚辞学正式创立期。第一个比较全面评价屈原《离骚》的是刘安,司马迁是第一个为屈原立传的史学家,刘向是第一个将分散流传的楚辞作品汇编成集的学者,王逸是第一个全面、系统地为楚辞作注作序的专家。在这个时期出现的大量的拟“骚”作品中,可以看出作者对屈原及其作品的态度、评价和借鉴。本文同作者发表于本刊1987.4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楚辞评论》可视为姊妹篇。     

《云南志》校补序

唐人樊绰所撰《云南志》,为研究南诏前期最重要的史笈,世人颇重其书。向达搜罗版本,拾遗补缺,经二十余年之考究,著成《蛮书校注》一书,于一九六二年问世。向氏博于隋、唐史,且于此书用力较多,颇多创见,使该书成为一个比较好的本子。近年来我细读此书,感到《校注》优点甚多,但也还有不足。现汇录札记,编成《云南志校补》。兹先略说几个问题。     

《艺文类聚》所引楚辞与后世流行本之比较

作为先秦文学代表的楚辞内容丰富．给后世提供了各方面的写作素材。其中类书《艺文类聚》就从各个角度广泛地征引了楚辞，由于该书编撰、成书年代较早。与宋以后的版本比起来，有着一定的文献学价值。对人们校勘楚辞有参考作用。所以就后世流行的《楚辞章句补注》与所引之《艺文类聚》相比较，可见唐抄本与宋刊本之异同。     

试析北宋战略家许洞的“用间”思想

许洞,北宋初年的一位战略家,著有兵书《虎钤经》二十卷。该书“上采孙子、李筌之要,明演其术;下撮天时人事之变,备举其占。或诈于己见,或述于古人”,是继承了《孙子兵法》和李筌《太白阴经》的军事原则、战略理论,参以己见,加以发展而成。许洞对孙子和     

祭星主祈风雨的生动画面——《九歌·东皇太一》新探

《东皇太一》是《楚辞·九歌》的第一篇,也是学术界千古聚讼的重要对象。王逸作注,没有明言东皇太一为何神。洪兴祖补注引五臣说,以太一为星名,天之尊神。其说较为切近古俗,然过于简略,缺乏具体论证。洪兴祖虽曾予以疏补,但仍嫌证据不足。对于东皇太一,当代学者或认为是楚武王的尊称,或视为太阳神的别名,众说纷纭,难以定于一尊,且与原诗本来意义相去甚远。因此,有必要继续进行深入考索,以便准确把握它的内容、它在表现方式上的特点、它得以产生的背景,以及这首诗作者屈原的哲学观点和思维方式。     

陈子展著《楚辞直解》

上海复旦大学老教授陈子展,湖南邵阳人,研究《楚辞》始于六十年代初。二十年来,在全国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二十余篇论文;最近,又问世了一部近五十万字的专著《楚辞直解》(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典论·论文》的文学批评及其文学价值

曹丕《典论·论文》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较早的一篇专论。在曹丕以前,专篇文学论文如《毛诗序》、班固《离骚序》和《两都赋序》、王逸《楚辞章句序》等,或就一部书、一篇文章立论,或就一种文体立论。而《典论·论文》则在高度肯定文学的价值与作用的基础上,论及多位作家和多种文体,还论述了作家与作品的关系、文学批评的态度等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显示出文学批评的新风气,对当时及后代影响至为深远。     

《全唐诗》中的莒县诗人庄若讷行迹交游考索

正《全唐诗》中收有莒县人庄若讷一首诗,名曰《湘灵鼓瑟》,作者身份是"天宝进士"。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卷九,记载天宝十年(751)进士科录取了20人,其状元是李巨卿,庄若讷在其列,与钱起是同年。所以,蘅塘居士编、陈婉俊补注的《唐诗三百首》在钱起名下说"钱起……天宝十年赐进士第一人"就有问题了。因为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卷九引《困学纪闻》说:"钱起名在第六"而不是第一。天宝十年登第的这位莒县籍进士庄若     

论《东君》的位置

《东君》一直都是在有关《九歌》研究中颇受争议,尤其是对《东君》在《九歌》中的位置,因其涉及到"东君"在荆楚之地巫祭的神次和楚人的巫俗心理认知。论者认为应保持王逸《楚辞章句》的原貌,即《东君》位居第七,而不是位尊第二位,此文略加论证。     

论高似孙的《骚略》

南宋楚辞创作衰微,高似孙《骚略》载拟骚之作33篇,可谓独盛。但高氏既明言反对楚辞创作的蹈袭,所作《骚略》又有极大的模仿痕迹,此诚不可解。本文对《骚略》的命意和体例做出分析。认为他编选《骚略》的命意是"以骚解骚",即用自己的拟骚创作来对屈原的情志做出阐发。而他对屈原情志的阐释可以概括为"芳香雅洁,冲淡自守"。最后指出高似孙的"离骚不可学"、"以骚解骚"等观念是北宋以来拟骚创作求新、求变失败后的无奈选择。     

《离骚》“闺中”古注的两点补证

闺中既以深远兮,哲王又不寤。 ——《离骚》 在屈赋中,“闺中”仅此一见。纵观古今各家对“闺中”句的理解,明显地分为两派:一派以王逸为代表,释闺中为王宫,即楚王所居宫殿,《楚辞补注》以前都如此;另一派以朱熹为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