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三绿”改革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长期以来,乡村治理主体行政色彩浓厚、治理格局发育迟滞、群众和社会组织参与不够等一直是制约乡村治理有效的痛点。近年来,仙居县以"三绿"改革(绿色公约、绿色货币、绿色调解)为突破口,强化共建共治共享思维,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公众、专家等多元参与的协同治理模式,有效破解了乡村治理中长效践行难、主动参与难、矛盾化解难的痛点,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绿色治理之路。     

论“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基于鄂西南H县的个案研究

"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是源于实践并得到政策确认的重大制度创新。揭示实践的真实面向,从中汲取经验,已成为推进其建立健全的当务之急。鄂西南H县通过廓清村两委职能、健全村民议事机制、组建村民自治团体创新了自治,通过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大力进行法治宣传、广泛开展法治创建、建设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加强了法治,通过推进移风易俗、落实道德宣传、树立道德榜样夯实了德治,并将"三治"结合于治理主体、治理平台以及治理途径之上。上述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促使其乡村治理体系得以转变、民主治理的基础有所增长、脱贫难题得以解决。但其亦存在"三治"内在关系不明确、乡村治理力量未充分调动、"三治结合"地区差异过大等问题。从H县的实践经验来看,"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必须注意厘清"三治"的内在关系,确保"三治"融合于乡村治理实践,落实党政领导下的多部门协同治理,注重乡村治理与土地流转相结合以及发挥人才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新时代如何打造乡村治理新格局

目前,我国乡村治理依然存在的治理主体单一、治理方式陈旧、治理范围狭窄等问题,迫切要求对乡村治理工作进行改革与创新。新时代的乡村治理,应建立"一核多元"的治理制度,使多主体共同参与;加强自治、法治、德治融合;实现共建、共治、共享机制;注重提高智能化与专业化水平,打造新时代乡村治理的新格局,促进乡村治理创新发展,加快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乡村振兴中农村金融立法困境与路径优化

乡村振兴战略是"三农"事业的国家级战略,农村金融是乡村振兴的金融保障和政策保障,加强农村金融立法建设是乡村振兴的法治保障。当前,乡村振兴中的农村金融立法存在立法层级过低、立法定位不清、立法内容错位三大困境,亟需在加强乡村振兴农村金融法治建设、强化乡村振兴农村金融法治督查、强化乡村振兴农村金融法律责任三大框架下,明确乡村振兴农村金融立法目的、明确乡村振兴农村金融立法逻辑、明确乡村振兴农村金融立法结构、明确乡村振兴农村金融立法界限,以此来建构乡村振兴中的农村金融立法路径。     

新风小院:乡村振兴有效治理的荣昌实践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战略,并强调"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没有乡村的有效治理,就没有乡村的全面振兴.近年来,重庆市荣昌区坚持以党建引领为核心,以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为抓手,创新开展新时代"新风小院"创建工作,有效提升了乡村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增强了基层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乡村振兴有效治理的一场生动实践.     

乡村振兴背景下对村规民约理想化认知的法治思维重构

被纳入习惯法范畴的村规民约,作为中华民族多元规范体系中的规范形式之一,自古以来就是乡村社会治理和构建乡村社会秩序的纽带。基于此,官方对村规民约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寄予理想化的评价与期待。坚持问题导向从法治层面反思,以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对村规民约制定和执行两方面进行法治思维的学理形塑,为保障乡村全面振兴,夯实乡村振兴根基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新体验、新理念、新举措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和国家新时代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标志着我国现代乡村治理进入一个崭新阶段。基于改革开放百村中典型乡村的再调研,从实践层面剖析乡村治理经验,是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历史节点上的理论准备。新时代乡村治理面临实践上的重构,需要治理资源再配置,这就要遵循治理的一般规律,引入现代治理的新理念,遵循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魂"三治融合"的原则,战略层面优先规划制定现代乡村治理的实践体系,决策层面打造现代乡村治理多元共建共治的实践格局,工作层面建设现代乡村治理组织协同的实践机制,不断提高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和治理能力,努力实现协调和谐共享的现代乡村治理目标。     

法政策学视域下乡村教育振兴的制度需求与立法构造

乡村教育振兴作为乡村振兴战略中农村发展能力建设与乡村文明建设的制度承载，从“政策引导”到“法律跟进”的顶层设计应当是乡村教育振兴的发展逻辑，法政策学则为法律跟进乡村教育振兴提供了方法论。在法政策学视角下，对“目标—工具”的政策模式与“权利—义务”的法学范式进行有机整合，以受教育权保护为立法起点推进乡村教育振兴的法律机制落实。通过制定篇章结构为总则章、农村学前教育章、农村义务教育章、农村职业教育章与法律责任章的《乡村教育振兴条例》，明确乡村教育振兴的概念意涵、权利义务主体、立法目的、主要制度、模式与程序等基本规范要素，配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建构助力乡村教育振兴的多元规则体系。     

论村规民约的德治功能及其当代价值——以建立“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为视角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德治是乡村治理的思想道德基础,是建立"三治结合"治理体系的重中之重。村规民约重在通过道德教化规范社会行为实现对乡村的治理,它具有以传统家教文化形成家庭美德、以日常生活伦理培育个人品德、以扬善惩恶方式弘扬社会公德的德治功能特征。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村规民约中的道德文化资源,构建具有正确价值观支撑的乡村道德体系,发挥村规民约的德治功能在构建"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中重要作用。其具体路径包括:发挥村规民约民间组织作用,健全乡村道德教育组织体系;发掘村规民约现代价值,构建乡村社会道德价值体系;发挥村规民约道德教育作用,培育乡村民众道德文化素质;利用村规民约道德激励约束机制,建立乡村现代社会道德秩序。     

当前乡村法治秩序构建存在的突出问题及解决之道

乡村法治秩序是我国法治秩序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结构变迁从乡土内部催生出农民法治需求,基层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为乡土法治权威的树立创造了外部条件,新时代,农民已经产生了对法治秩序的需求。然而,由于农村法治建设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新时代乡村法治秩序依然面临着法治权威不足、法治规范不适应的形塑障碍。面对新的时代要求,须通过立足乡土情景,健全法律机构设置;克服法律特权现象,树立农村法治权威;设置驻村法官,转变法律服务方式;创新法治教育方式,提高农民法治意识;重构乡土规范,推进法治农村建设;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构建乡村善治格局;全方位推动新时代农村法治建设,为现代法治的真正下沉创造条件。     

乡村振兴制度建设的内涵及路径探讨

乡村振兴要以制度建设为基础,以完善农地"三权分置"制度为契机,以城乡融合体制机制创新为支撑,以"活业、活人、活村"为路径。土地制度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制度,三权分置是搞活乡村经济的制度设计,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总抓手。乡村振兴制度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城乡二元结构"是农民获取城市权利的障碍,土地"二元制度"是导致乡村失去发展权的根源,农村"宅基地制度"是制约农民发展权的瓶颈。乡村振兴制度建设的基本路径是:为乡村振兴建设提供规划安排,为乡村振兴用地提供制度支撑,为乡村振兴资金提供政府投入保障,为乡村振兴社会稳定提供安全秩序。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贵州实践

贵州是多民族省份,民族文化资源丰富、生态环境良好,但由于历史、地理等原因,长期以来人们思想封闭、观念落后,经济社会发展滞后。随着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城乡居民消费已经转型升级,正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由温饱型向健康型转变,这种转变带来了居民消费革命、市场革命,继而带来农村产业革命。在贵州民族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必须解放思想,对传统产业进行革命,培育发展新型经济,深挖民族特色文化,大力发展民族特色文旅产业,为乡村振兴提供动力源泉,同时还要注重乡村振兴的多样性、主体性、文化性,确保振兴后乡村的特色,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取得实效。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乡村旅游与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已经成为新时代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将统领乡村旅游发展和脱贫攻坚事业。乡村振兴、乡村旅游与脱贫攻坚之间的内在逻辑涉及因果逻辑、主体逻辑、实施逻辑三个方面,在实践中要强调农民的主体地位以及规范理念和产业思维。以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为抓手,助推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一是要精准规划乡村振兴方案和市场营销方案,创新利益分配机制;二是要精准识别客源市场和贫困农户,提升地方经济效益;三是要精准开发特色商品和"三农"人才,培育持续竞争优势。     

契合中的差距:乡村振兴中的文旅融合政策论析

文旅融合作为当前文化和旅游发展的基本趋势,可以丰富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从政策视角看,乡村文旅融合政策与乡村振兴战略具有内在宗旨一致性、目标承接具体化等高度的契合。但相对于乡村振兴战略实践,乡村文旅融合却存在明显的政策差距,表现为政策发展的迟滞化、粗放化和项目同质化等问题。对此,应以渐进调适逻辑推进政策发展,并通过强化乡村文旅适度融合、统筹推进的政策理念,构建"一干两翼式"政策框架,完善合作共享格局等精准治理措施促进政策细化,进而助力乡村文旅深度融合、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农村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的建立与完善研究

我国是个拥有九亿农民的大国,农业、农村和农民的问题是关系到改革开放以及要建设和谐社会主义的重要前提。建立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我国农村社会文明进步,有利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有利于引导农村合理消费。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在探索建立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若干问题建议的批示中指出:"建立全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既是件十分必要的德政之举,又是件十分重大而相当繁杂的工作",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对此做了重要批示。而农村社会保障法制还十分不健全,因此,应加快制定适应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农村社会保障法制规划和完备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体系。     

乡情治理:县域社会治理的情感要素及其作用逻辑--基于顺德案例的考察

公共管理的现代性发展相对忽视了情感要素的治理功能,本文基于顺德案例提出"乡情治理"概念并探析其运作逻辑,以呈现传统文化和情感要素对县域社会治理的重要价值。经验考察表明,乡情治理的核心是基于经济、社会纽带和共同文化符号的情感场域,并通过以下特征治理要素发挥作用:乡情凝聚下的"新士绅"和议题网络作为主体;传统节日和文化场合作为公共平台和议事空间;爱乡、奉献、共荣等地方价值内嵌为利益协调和集体行动规则;发达的民间和社区慈善作为内生治理资源。乡情治理是对基层自治、法治和德治的补充和催化,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增加了"共荣"的精神动力和文化内涵,为乡村振兴和城市化进程带来新的治理想象力。     

贵州民族地区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实践与探索——以毕节市生态文明法治工程为例

党的十八大以来,贵州坚守生态底线,践行绿色发展,在生态文明法治建设上取得了较大的成效,形成了许多可操作可复制的成功经验。同时,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成效离不开民族地区的实践与探索。尤其是2015年开始的"法治毕节"建设,生态文明法治工程作为六大工程的重要内容,五年来,其在立法、执法和司法等方面探索了一套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实践模式和样板,为贵州民族地区营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也为贵州的生态法治建设探索有益的经验。     

对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与地方立法问题的探讨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需要法律支持,法制是保障,立法应先行。关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地方立法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文章重点围绕投资法律制度、人才资源开发、产业结构调整、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四个方面,提出加快地方立法,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法治、维权与维稳

当前,我国进入改革攻坚期和社会稳定风险期,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具有必要性和正当性。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的实质是维权。法治是维权与维稳的结合点。通过法治实现维权和维稳的统一,要求政府依法办事,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行使权力,要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要完善对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要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地位,要树立法治底线,不能突破法律底线维稳和维权,同时要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也就是要坚持依法执政、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一体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新时代我国乡村振兴的伦理之维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乡村伦理秩序建构是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为其提供科学的价值引领、凝聚不竭的精神动力、创设良好的道德环境。然而,当前我国乡村伦理秩序面临诸多困境,集中体现为工业化冲击下的家庭道德问题凸显、市场化冲击下的农民道德信仰迷失、城镇化冲击下的乡村社会道德失序。新时代顺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我们不仅要以道德教育引领乡村伦理方向,还要以传统美德丰富乡村伦理内涵,特别要以完善公共治理提供乡村伦理保障,不断优化乡村社会道德环境,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良好的道德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