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空间视角下的流域治理法律机制

流域治理法律机制关注法律作用于流域治理的系统性、动态化过程。作为法律机制的作用对象,流域是以水为核心要素和纽带形成的特殊空间。这一空间特质对流域治理法律机制具有塑造作用,其具体表现在法律机制的维度、边界、组织结构和具体手段等四个方面。但是,囿于传统一元空间观下对流域的"水系空间"定位,法律机制的上述四个方面分别存在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实效性问题。当前,中外流域治理的最新发展经验表明,作为一个"社会--生态系统",流域应当升级为多元空间观下的"国土空间"。有鉴于此,流域治理法律机制亦需相应地对上述四个方面加以完善,以实现流域治理的法治化。     

空间关系:区域法治发展的方式变项

空间关系是区域法治发展研究的方式变项序列的有机构成要素，具有基础性的分析工具地位。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空间转向”之学术范式，深刻地影响着研究者的思维方式与取向。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有着丰富的空间法哲学思想，是研究区域法治进程的空间关系的理论指南。从本源意义上讲，以一定的地理单元为载体的自然空间，乃是作为人类实践活动产物的社会空间的物质基础与前提性条件。空间性是法与法律现象的本体意义上的基本属性。空间关系的概念工具价值意义在于:深刻认识区域法治现象的空间性，理解区域法治现象的自然空间条件，把握区域法治现象的社会空间特征，探讨区域法治进程的空间类型转换，以期对大变革时代区域法治发展的实现路径作出合理性解释。     

建构法律推理的新视角：以语用学合作原则为切入点

如何建构大小前提,关系到法律推理能否取得有效性,以往对于建构大小前提的研究偏向于抽象的理论探讨,缺乏具体的、可操作的方法。在语用学视域中,法律推理不仅是逻辑推理也是行动推理,构建大小前提的过程体现为言语行为活动,而语用学合作原则是理解言语行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能够在建构大小前提中发挥重要作用,为研究法律推理提供了新的视角。     

中国法治秩序建构理论的反思与重构--以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为视角

本文运用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对当代中国法治秩序建构理论进行了反思,认为当前法治秩序建构理论的致命弱点在于主体维度的缺失;法治秩序建构的本质在于由传统的日常生活世界向非日常生活世界跃迁;当代日常生活作为传统法律文化的寓所对于法治秩序的建构形成巨大的阻滞与消解因素;日常生活批判对于法治秩序的建构具有根基性价值.进而提出重构当代法治秩序建构理论的设想,即建构一套以国家(政府)为动力,以社会为基础,以日常生活批判和深层文化启蒙为主体维度的国家·社会·日常生活批判三位一体的新的法治秩序建构理论.     

空间权若干法律问题的思考

以立体方式利用土地,已成为世界范围的普遍趋势。空间权具有物权属性,是对一定空间上所设定的各种空间权利类型的抽象概括,其体系包括空间所有权和空间利用权,而空间利用权又可分为空间地上权和空间地役权。这不仅将债权性质的空间利用权排除在外,而且也昭示其法律关系的复杂性。笔者通过分析空间权与传统土地权利之间的关系,欲确立空间权独立的法律地位。本文提出了采取基本法与单行法并举的立法模式,以期完备的空间权制度成为我国法律体系的重要部分。     

我国《环境保护法》修订的法治时空观

在环境法治时空的二维视角下,《环境保护法》的修订既要把握环境时刻,又要借助于法律修订的契机,合理地创制、拓展与展开我国环境法治空间。在环境法治时空的时间维度,政府和社会对于环境问题空前的关注催生了环境时刻,并为《环境保护法》的修订提供了良好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前提。在环境法治时空的空间维度,《环境保护法》的修订必须秉持开放性的立法理念与整合性的立法思路,合理地创制、拓展和展开我国环境法治空间,推动我国环境法扩展到多元的、包容的环境公共治理法律机制。     

法治维度下基层维稳机制理性建构的路径探析简

法治是实现基层维稳运行机制理性建构的制度保障.法律至上、良法之治、人权保障、公正司法等法治维度下的基层维稳机制应成为其理性运行的内在制度逻辑.从理性建构基层维稳机制的基础看,法治有利于提升基层政府的维稳能力;从理性建构基层维稳机制的条件看,法治有利于有效引导公众的维权行为;从理性建构基层维稳机制的保障看,法治有利于有效约束基层政府的维稳权力.     

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对于技术风险的决策观察

德国社会学家尼古拉斯·卢曼的社会系统论和二阶观察理论所提供的社会建构论框架,有助于我们从技术、时间、知识、决策等维度厘清技术风险形成的复杂社会机制,促进我们对政治系统和法律系统中的技术风险管制活动进行反思性观察。政治系统通过政策性决策活动规划和控制技术风险的努力,本身也会导致决策风险,政治系统因此发展出令规制失灵而被社会遗忘的应对能力;法律系统内部发展出来的风险预防原则,其功能不在于增加社会的安全水平,而是作为一种程序性反应机制,吸收因科学技术后果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环境复杂性。     

社会建构论视野下的民事法律监督之维

我国的民事法律监督制度自1982年恢复以来经历了一段短暂且复杂的发展过程。随着社会建构过程其结构及社会关系的不断变化,民事法律监督制度逐步恢复并得以巩固和发展,成为我国检察法律监督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不断面临新的博弈。关于民事法律监督的维度问题逐渐取代其存废成为学术界和理论界争论的焦点。从社会建构论的抽象范式角度出发深入分析我国特色的民事法律监督的空间与定位,有助于形成检察机关民事监督的多维运转体系。     

司法语境下的标准建构——人权标准、法律标准、法律解释标准新探

标准作用于经济、管理有助于标准化,运用于司法则促进制度化。价值层面,抽象的司法人权转化为具体的人权标准系统;规范层面,法律规则与法律标准对于司法各有其理论优势和实践功能;方法层面,法的适用的合法与适当有赖于对法律解释标准的遵循。在司法的语境中建构标准的复合性系统,才能利用标准的若干特质与功能为司法理念与制度的完善缔造新的视角。     

法理学还要与部门法学疏离多久——以桑本谦先生的法律解释理论为分析视角

传统的建构型法律解释学和桑本谦先生所主张的解构型法律解释学都面临困境,而从部门法制度和部门法实践的角度来看,法律解释学并非无药可救。法律解释学的发展必然是和法律制度的发展、部门法实践的发展、法律共同体的发展乃至法治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抽象的法理学建构和抽象的法理学解构都具有局限性。法理学视野下法律解释学所面临的困境,其实质是中国法理学所面临的困境,而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就在于法理学一直以来对部门法学所采取的疏离态度。     

论法治中国的科学含义

超越既有学术观点,在主客体二元互动关系中厘清法治中国的科学含义是法治中国从抽象符号具象化为行为逻辑的首要前提。主体维度的法治中国涵摄了主体的法治自觉、自信、自立与自强;客体维度的法治中国聚焦于从依法治权与依法维权的二元对立转向互信、和谐的权利与权力关系模式与治理格局,致力于构建友爱的党民关系、友善的政民关系和友好的法民关系;在时间维度上,法治中国是中国模式的历史养成与现实创新的统一;在空间维度上,法治中国旨在谋求中国在全球的法治话语权、法治治理权、法治管理权和法治发展权。     

法治思维视阈下科技伦理教育观完善探析——基于当下科技发展中学术道德失范行为现象的思考

学术瑕疵类、学术垄断类失范行为之所以普遍存在,与科技伦理教育观密切相关。当前,我国的科技伦理教育主要存在法治意识淡薄,忽视培养具有法治思维的科技伦理专业人才,以及缺乏法治化制度保障等问题。然而,法治思维作为社会治理的核心思维,具有将其引入科技伦理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为实现规制学术道德失范行为以净化科技伦理生态的道德理想,需要在科技伦理教育的过程中中融入法治思维并凸显法治作用,从而构筑起坚不可摧的法治屏障。所以,法治思维视域下科技伦理教育观的完善应从德法并重,严重的学术道德失范行为应以法律规制为主,且科技伦理教育中亟待重视法治思维的培育等方面着力;法治思维视域下,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对于科研人员科技伦理教育观的培育应从增设科技法和知识产权法课程,强化警示教育,且在对于学术道德失范行为的学术研究和立法规制等方面努力。     

法学研究目标受众选择的大数据分析

文章为谁而写,是法学研究需要解决的基础性命题。从近二十年约2.5万篇法学核心期刊文章的大数据机器学习分类结果看,我国的法学研究成果呈多重目标格局,其中近三成服务于执法机关(包括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同时也有为立法者、执政者建言献策的成果。经检验,目标受众类型的选择与论文的传播能力以及获得基金支持的机会之间有显著相关性。这一决定成果影响力大小的机制迟早会被个体习得并不断强化,成为研究者选择目标受众类型的重要因素。该机制良性运转的关键是处理好学者和实践受众的关系,保持学术研究必要的自主性,警惕学术研究在追逐发表、经济支持时被有关主体“认知俘获”。     

Between Law and Social Norms: The Evolution of Global Governance

Abstract.  It is commonplace that economic globalization poses new challenges to legal theory. But instead of responding to these challenges, legal scholars often get caught up in heated yet purely abstract discussions of positivist and legal pluralist conceptions of the law. Meanwhile, economics-based theories such as "Law and Social Norms" have much less difficulty in analysing the newly arising forms of private and hybrid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from a functional perspective. While legal theory has much to learn from these approaches, we argue that they fail in one crucial point: They cannot uphold the analytical distinction between law and non-law. The reasons for this shortcoming are theory-immanent in that the economic theories' focus on efficiency and their actor-based perspective are necessarily blind to "law's own rationality." We therefore propose to further develop those functional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global governance by complementing them with elements from Niklas Luhmann's systems theory of law. This will provide us with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he workings of global governance regimes without ignoring their potential for "legalisation" and "constitutionalisation." As we will show in three concrete example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lex mercatoria , and internet regulation) we can thus describe the evolution of new forms of legal regulation beyond the nation-state. This will also allow us to draw some preliminary conclusions on the role of law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show the direction for further empirical research.     

法经济学视野下的金融监管法正义性分析

正义历来是法律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但其从来都不是空洞和抽象的,需要用具体的方法和标准对其进行诠释和分析。在金融全球化趋势日益加深的今天,从法经济学的视角,对金融监管法的正义性价值目标进行分析和诠释,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金融监管法体系,维护我国金融安全与稳定意义深远。运用法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立法、执法和司法三个方面对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法进行分析,以促进我国金融监管法正义价值目标的最终实现。     

Interdisciplinarity and the Discipline of Law

This article concerns the effects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conducted by academic lawyers on the legal discipline itself. It discusses the intellectual tension between the modes of legal analysis traditionally used by academic lawyers and the approach taken by interdisciplinary scholars, and how this tension is rooted in the challenges interdisciplinarity poses to widely-accepted notions about the purposes of legal scholarship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ademic lawyers and the legal profession. The article considers the implications of legal interdisciplinarity in light of the cultural context from which legal interdisciplinarians emerge and ho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gal scholarship and legal practice ultimately guarantees the continued existence of a distinct and coherent disciplinary identity for law.     

非正式行政行为的内涵——基于比较法视角的初步展开

非正式行政行为的概念在我国学术界有被混淆和误用的现象,迫切需要比较法意义上的澄清。在对抗主义程序观盛行的关国,对抗性要素是否充分,是界分行为正式与非正式的基准;受形式法治主义观影响,日本采取"是否超越立法授权"的分析路径;受法效意思和行为形式论影响的德国,倾向于用"欠缺法律形式"来界定非正式行政行为的内涵。了解其不同内涵旨趣和形成机理,对我国的概念建构和展开这一新型课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试论中国亲属法哲学的发展方向——兼与徐国栋教授商榷

近年来,我国亲属法制建设与法学研究进入了比较繁荣的时期。但是,亲属关系的立法和亲属法基本原理的研究依然令人忧虑,有许多重大基本理论问题未能得以明晰。其主要原因在于,作为部门法哲学重要分支的亲属法哲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该研究领域还有许多等待开垦的荒地。由于基本原理中很多重大问题难以达成学术共识,导致目前亲属法的实践,尤其是司法解释和司法适用的法律实践存在诸多问题。本文从亲属法哲学的本体论层面,就亲属法的法律定位及调整对象等问题的学术论争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同时,就徐国栋教授的某些学术见解提出了不同意见。     

法人类学视角的法：静态与动态

法律界定的不同,是不同法学流派展开其作业、并呈现给世人以不同法律知识和法学理论的逻辑前提.法人类学虽然是崇尚经验和事实描述的学术流派,但它并不排斥对法律概念的关注——因为法律的事实描述不能自动回答什么是法律的问题.不仅如此,法人类学发展史上的一些大师对法律在各自立场都做出了符合人类学命意的解释.法人类学视角的法,可二分为两个观察视角,在静态的视角上,它体现为接受、规范、拘束和可诉四方面;在动态的视角上,它又体现为地域、文化、多元和流变四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