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失信惩戒法治化的新进路：从制裁失信到管控风险

将失信惩戒纳入行政处罚体系是当前失信惩戒法治化的主流进路。这无法解决将违约、违法行为视为失信行为并加以公法制裁的合法化难题，又不能充分救济相对人，也难以充分承担社会信用制度的功能期待，还有碍于社会信用制度的体系化。从管控资源配置风险出发，信用是基于信用数据的交易可信度评判工具，失信惩戒是为了管控资源配置风险，而非对失信行为进行法律制裁。实施以风险管控为目的的失信惩戒，既符合行政机关的资源配置主体身份，也符合社会治理创新的需要与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革新的趋势。在大数据时代，失信惩戒法治化框架之建构当以信用算法的规制为中心，以风险管控原则统领信用算法，以个人信息权益与相应国家保障义务为具体抓手。     

信用惩戒滥用的行政法规制——基于合法性与有效性耦合的考量

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国家治理的整体转型,催生着信用惩戒成为一种普遍化的治理手段,具有明显工具主义导向的信用惩戒暗含着被滥用的内在基因。行政主导的信用惩戒生成机制及其因此而型构的信用惩戒制度体系,为信用惩戒的滥用提供了极为宽松的空间,信用惩戒滥用由可能变为了现实。信用惩戒被滥用的趋势已引发人们对整个信用制度的质疑,因此需要对信用惩戒制度作出结构性反思,以将制度形成的正当性转化为制度内容的正当性。信用惩戒制度的构建应当重回合法性这个公法的永恒主题,在此框架下兼顾制度的实践有效性,即在信用惩戒的设定上适度模糊,在信用惩戒的实施上则赋予执法机关相对宽松的自由裁量权。在具体制度建构上,应当将比例原则作为信用惩戒手段设定与实施的基本遵循,并要明确限制信用信息的归集和公开、准确界分失信与违法,在联合失信惩戒中贯彻正当联结的要求,在结构上提升守信激励的比重,同时建构以信息修复和行为修复为内容的矫正机制以及与信用惩戒特征相适应的救济途径。     

论失信联合惩戒中失信行为的认定

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是我国政府改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长期政策和重要举措,失信联合惩戒是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一环,使诚实信用见诸实在的责任承担中,使得社会诚信意识深入人心。为此,各级行政机构都出台了大量的规定用以规范失信联合惩戒制度,但是各地规范中仍然存在大量的问题。无正确认定就无合法惩戒,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建立的基础是对于失信行为的认定。文章着重从失信行为认定的原则和标准两个角度,解决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建立过程中突出的问题。     

构建政府信用的内部行政法对策研究

政府信用是社会信用的重要内核。在转型社会背景下,切实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必须坚持以防治政府失信、铸造政府信用为重点,充分发挥政府信用在社会信用建设中的无可替代的示范激励作用。防治政府失信,规制政府行为,打造诚信政府,行政法理应承担起义不容辞的使命。但在探究如何通过行政法构建政府信用这一问题时,人们更多关注的是以立法和司法技术为中心的外部行政法,而内部行政法在其中的作用却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事实上,内部行政法和外部行政法一样,各有其独特的优势和主要的适用范围,也有各自的功能性不足,二者共同构成完整的行政法体系,对规制政府行为,防治政府失信,构建政府信用发挥着不可或缺与不可替代的积极功能与作用。     

江苏:出台全国首部交通信用管理法规

自2015年2月1日起,江苏省的驾驶员再有闯红灯、酒驾、肇事逃逸等违法行为,可不仅是面临记分、罚款的处罚了.1月13日发布的全国首部交通信用管理法规《江苏省机动车驾驶人文明交通信用管理办法(试行)》详细规定了交通失信行为.其中,第六条规定了5种一般交通失信行为,第七条规定了12种较重交通失信行为,第八条规定了4种严重交通失信行为,并对机动车驾驶人交通失信行为及惩戒措施作出系统、全面、可操作的规定.     

我们需要一部什么样的社会信用法

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党中央作出的重要决策部署,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其中,失信惩戒是信用体系建设中的核心机制。近年来,失信惩戒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信用惩戒制度在实施过程当中也有很多问题值得研究和探索,加快推进国家层面的社会信用立法十分必要。     

纳税信用修复制度的理论解析与优化路径

纳税信用修复制度允许失信纳税人在满足一定条件后恢复正常纳税信用,契合纳税人权利保护、税收效率提升、征纳秩序优化的法益目标。其基本原则是坚持失信惩罚与修复激励、行为修复与信息修复、纳税人纠错与政府认可的统一。当前我国纳税信用修复制度在立法方面位阶较低且相关立法衔接不畅,在申请方面主体范围偏小、实体条件较低且程序条件不明,在处理方面主体单一且期限规定、异议处理机制缺失,在结果公示方面程度偏低且自主解释说明机制缺失,在监督方面对税务机关的事中监督不力且对纳税人的事后监督缺失。因此,应完善纳税信用修复法律体系,健全纳税信用修复申请机制,规范纳税信用修复的处理机制与公示机制,加强对税务机关的事中监督与对纳税人的事后监督,扭转税务机关与失信纳税人因失信惩罚而陷入的"双输"困境为"双赢"状态。     

论民办高校失信行为的法律规制

由于教育体制的变革,法律制度的粗疏,社团法人的局限,民办高校的弱势地位等制度性原因导致信用在民办高校发展中的功能丧失。本文有针对性地提出产权制度明晰化,法人治理结构规范化,信用制度体系化,政府行为法治化等制度性措施来规制的失信行为,以保证民办高校教育事业健康发展。     

论科研信用规制的法治路径

科研信用规制作为一种兼具道德寓意与法治思维且游走于公私两域的治理模式,本质上是一种责任之治,其目的在于预防科技资源配置风险而非法律惩戒。我国科研治理沿袭由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再到责任本位的发展历程。当前的科研信用规制以公权力为主导,重视制度理性建构而忽视科研责任的承担与科研人员利益诉求、客观能力、价值观念等人性因素。科研信用规制法治化应以最优化科研责任承担为旨趣,合理界定德性培育与制度理性、行政权力与专业权力的作用场域,并通过重塑科研人员的主体性、厘定科研失信行为界限、优化科研失信责任等规则设计,实现由传统的“物本”性向“人本”性转变,最终迈向更加凸显主体性的公私法融合的科研治理新范式。     

失信行为的法律约束制度探究

失信惩罚是一个包含了社会惩罚、行政处罚和司法惩罚的系统工程，而通过征信立法先行解决信用信息公开、信用主体权利配置、信用服务体制运行的程序性设计等基本问题，是防范和惩戒失信行为、保障信用体系建设的最基本问题。     

知识产权失信行为的法律规制研究

知识产权领域中各种形态的失信行为,不仅严重侵犯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而且如一种具有超强杀伤力的病毒,摧毁着市场经济运行的信用基础,必须对其予以法律规制.应抓紧制定一部统一的知识产权基本法典；通过信用立法将知识产权不良信息纳入社会信用管理体系；结合反垄断法推出规制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配套法规；建立健全知识产权违法失信行为惩戒制度.     

诉讼失信行为惩处制度研究

诉讼诚信体系的生命在于应用。通过有效惩处诉讼失信行为,形成失信者"寸步难行"的制度制约,促进执行难的破解,推动社会信用建设,是诉讼诚信体系建设的核心价值目标。本文探讨的重点是,围绕诉讼失信行为惩处的原则、法律保障和操作机制,建立健全让诉讼失信行为人付出沉重代价的惩处制度,对已收集、评定并录入到诉讼征信信息库中的失信行为人,依法加大处罚力度,保障实现诉讼诚信体系建设的价值目标。     

构建和谐社会与当代中国信用失范透视

诚信作为一种德行,是各个民族普遍认可的基本道德规范。对个人来说是做人的根本,对社会来说是社会得以形成凝聚力的根基。文明史证明,诚信确保了人类社会健康运转。然而随着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失信现象日益严重,信用失范已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瓶颈,转型期信用危机不容我们忽视。本文旨在从法理学角度通过对我国信用现状、失信原因以及危害的分析,具体论证和谐社会中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用体系应当关注政府信用和提高公民诚信意识。     

行政处罚视域下的失信惩戒规制

随着行政执法实践的不断发展,《行政处罚法》所规定的传统的行政处罚种类越来越不足以应对实践的需求。失信惩戒措施作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在实践中被广泛应用。行政处罚具有实施主体特定、目的特定、对象特定、惩罚性等特征,对失信惩戒措施中具有典型行政处罚特征的公布黑名单和从业限制措施,应当考虑将其作为行政处罚行为加以规制。在将处罚性失信惩戒措施纳入《行政处罚法》进行规制的同时,需要处理好其适用一事不再罚原则、行政处罚设定规则、实施程序规则等法律问题,并对其与《行政处罚法》不相适应的部分加以调适。     

处罚法定视野下失信惩戒的规范进路

在新《行政处罚法》增设行政处罚定义条款的背景下,大部分失信惩戒措施都可以纳入行政处罚范畴。处罚法定原则是规范行政处罚的关键技术,现行失信惩戒制度在要件、效果、程序等维度上皆不同程度偏离了处罚法定原则,亟需纠偏。在要件法定层面,应对失信概念进行类型化提炼、拼接失信构成要件的规范分离,并增设主观过错要素;在效果法定层面,失信惩戒的设定应恪守法律保留、建立失信行为与惩戒措施的匹配规则,并在"一事不再罚"框架内实施惩戒;在程序法定层面,信息归集程序应符合《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设定的信息处理规则,处罚决定程序须在自动化处理和人工介入之间求得平衡并合理限定追究时效,信用修复程序则应完善修复条件,以及引入"信息修复"制度。     

行政黑名单制度功能的重新定位

行政黑名单制度具有失信惩戒和风险预防双重功能。而目前的行政黑名单制度以失信惩戒为主,导致失信惩戒功能对风险预防功能的挤压,行政黑名单制度与行政处罚、行政强制重叠,行政黑名单制度设计预期的落空,以及对信用主体权益的不当侵害。风险预防功能与失信惩戒功能在规制目的、规制地位、正当性依据等诸多方面存在本质差异。基于“信用”的风险工具属性、“放管服”改革与优化营商环境的要求,以及风险预防功能的独立性等理据,行政黑名单制度应当转向风险预防定位,并需在列入程序、跨领域参考、合比例衡量、修复标准等方面进行变革和完善。     

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功能定位及其边界

与国外社会信用体系局限于经济领域与交易信用不同，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功能拓展面临较大争议。无论是对社会诚信概念与资源配置风险的广义解释，还是突破社会诚信内涵提出的“强化法律实施论”,都不能澄清为何要将既往的违法行为界定为失信并施加额外的信用惩戒。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功能应当定位于支持市场化的信用机制、优化法律实施与强化法律实施，排除道德强制，并明确各自功能发挥的边界。借助公共信用来支持市场化的信用机制，应当发挥信息共享机制，防止通过信用评价、惩戒强制干预私人自治。通过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优化法律实施，既要避免僭越法定的行政自主空间，又要维护信用机制的有效性。通过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强化法律实施，应当遵循违法责任优先原则与必要性原则。     

祭起联合执法利剑严惩“老赖”

2014年1月16日，中央文明办、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家工商总局、中国银监会、中国民用航空局、中国铁路总公司八部门就限制被执行人失信高消费行为和采取其他信用惩戒措施联合召开“构建诚信 惩戒失信”首次新闻发布会，拉开了第一轮联合惩戒失信被执行人的序幕。     

让失信者得不偿失

近日，湖南省政府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加快建立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有关事项的通知》，这是全国首份惩戒失信行为的方案。通知要求，全省各级行政机关、公用事业管理机构、行业组织在实施与个人身份有关的公务活动或业务中，须查询“湖南省信用信息系统”记录的个人信用信息，核实当事人是否有不良信用记录。     

县级政府信用缺失的博弈分析

本文运用多元博弈理论分析了县级政府与各博弈主体间信用缺失的原因。在一次性博弈中,县级政府与各博弈方陷入囚徒困境,引发短期信用缺失行为;而在多重博弈理论的指导下,政府守信度大幅提升。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加强县级政府信用信息公开,完善信用监督,强化官员的失信责任追究,建立守信激励约束机制,健全信用监管法律体系等治理县级政府信用缺失的策略,通过建立重复性博弈机制,提升县级政府的信用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