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团主义视角下的国家—社会关系

法团主义已经成为分析中国国家一社会关系的重要视角。基于利益表达与聚合的法团主义分析框架可以区分为国家法团主义与社会法团主义。中国国家一社会关系的制度安排呈现出明显的国家法团主义特征。随着分析的深入．法团主义研究者通过“解集国家”的方式探析国家一社会关系的内在复杂性。将科层制等级、政府部门与官僚利益、社会组织利益、中国政治治理的历史遗产等因素引入到理论框架之中。但是,法团主义理论的内在问题一方面在于其制度安排内在的具有不稳定性且发展方向并不确定．另一方面更在于无法说明国家法团主义制度安排的未来走向．即无法建立从国家法团主义向社会法团主义转型的逻辑路径。     

依附、分立、嵌入:中国发展社会组织的三种逻辑

学术界关于国家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有多元主义、国家主义、法团主义三种模式.从中国实践来看,计划经济时期是国家吞噬社会,属于国家主义模式;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加强社会建设以来,社会组织获得快速发展,正处在走向多元主义还是法团主义的关键时刻.基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以及合作治理的世界潮流,未来中国社会组织发展要在分立的基础上尽快实现国家与社会组织的合作,走一条混合型法团主义的独特发展道路.     

结构转型中的“利益组织化”——法团主义与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研究述评

法团主义是一股兴起于欧洲大陆并在那里形成制度现实的思潮,它是一套针对多元主义理论"缺陷"、分析"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论框架。在对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的探讨中,一些学者尝试引入法团主义理论框架来解释社会的转型过程,拓展了"国家—社会"关系的研究思路。但也有一些学者对这种分析路向进行了反思,通过分析法团主义在欧洲生存发展的内在机理和外部环境,结合中国的情况对这一理论框架对中国适用的有效性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若干质疑和批评。这些论辩促使学界更为理性地去认识和诠释法团主义理论,这对充实"国家—社会"关系研究不无裨益。     

多元化法团主义：中国“政府-社会组织”关系的新发展

关于中国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论,围绕法团主义和多元主义,不同研究提供了不同的理论解释。而实践的发展对这些理论解释的有效性都提出了挑战,中国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既不完全是法团主义的,也不完全是多元主义的。近些年从中央到地方的一系列实践,正在推动形成一种连接政府和社会组织的新机制,这种机制推动了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新发展：政府与一些具有枢纽地位的组织建立制度化联系,并通过这些具有特殊枢纽地位的组织与多元发展的社会组织建立连接,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模式——多元化法团主义。     

2006年以来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新进展

2006年以来,中国公民社会研究涌现出大量新成果,呈现出四大特征:第一,公共治理的快速转型促进了社会组织参与,参与式治理理论逐渐形成。第二,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合作机理得到细致刻画,双方依赖、在参与中成长等理论表明,发展新的分析范式以丰富中国公民社会理论既是必需的也是可行的。第三,网络舆论的兴起引发了网络公民社会研究热,技术赋权的现实意义受到充分关注。第四,关于中国究竟是否已经形成公民社会的争论,由于缺乏共同的话语平台,无力解释现实和推动理论发展。中国公民社会研究应加强交流与对话,重视基础理论发展。     

社会组织行政化及其治理

社会转型期,社会组织是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自主力量.中国社会组织虽然发展态势良好,但其产生方式、监督管理、资金筹集、人事编制和内部治理等方面存在明显的行政化特征.社会组织行政化不仅不利于政府职能转变与公民社会的构建,也不利于社会组织自身功能的发挥与发展壮大.为此,必须通过采取改革双重管理体制、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完善内部治...     

“公民社会”概念与中国现实

中国政治的民主发展水平与中国社会的公民性发育程度并不必然是同步的。"公民社会"的概念在翻译上逐渐从"市民社会"为主演变为以"公民社会"为主,在对象范围上逐渐从现代都市扩展到整个国家共同体,在行动主体上逐渐从城市居民的自愿结社和现代产业分工下的非营利组织,扩大到包含农民的各种结社的所有公民组织,在与国家的关系上逐渐从强调独立乃至对立转而强调非行政与非营利属性下与政府和企业的合作。社团作为组织实体是公民社会的外显方面,而公民精神则是其内在品质。公民社会已然是中国的现实,这不仅是由中国的宪法所预设的,而且是由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和广泛的公民结社很现实地代表着的。     

“志愿失灵”与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

一社会组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但在现实的志愿实践中,支撑开展公益活动的志愿主义和道德主义的理念,往往会出现不足或逐渐流失,从而无法单靠社会组织自身的力量来推进社会公益事业.美国学者萨拉蒙教授将这种局限性称为＂志愿失灵＂,即：慈善不足,无法形成充足的、可靠的资源;慈善的特殊主义,过度集中关注特殊亚群体,忽视其他群体;慈善的家长式作风;慈善的业余主义,用业余的方法来处理社会问题.     

妇女和发展的范式:全球性与地方性的实践张力——基于中国和坦桑尼亚实践的反思

妇女和发展的范式是西方女性主义与发展主义在建构和实践中结合而形成的,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赋权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框架。这一范式本身对于充分发挥妇女的能动性、提升妇女的地位有着积极的意义,但由于其在本质上存在着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和发展主义的建构性,虽然针对了发展中国家妇女的现实,但在不同的发展社会文化语境下依然出现了一系列实践困境。在中国和非洲坦桑尼亚的实践显示了这一框架与当地社会文化可能产生的不适应性。在中国,应用妇女和发展范式的干预在技术层面出现了不适应性,在结果上出现了"机会和福利异化"的现象;而在坦桑尼亚推广非国际主流妇女和发展范式的中国玉米密植增产项目,却使当地妇女提升了收入,产生了"逆向赋权"现象。这都显示出妇女和发展范式遭遇到发展中国家性别社会关系的复杂性景观。     

浅析多边主义的历史演变与当代发展

多边主义是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本文从多边主义的概念与内涵出发,简要分析了其历史演变过程,并着重探讨了随着全球化和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新多边主义的理论。开展多边主义的研究,对国际关系中的多边外交具有积极意义。     

威权主义模式与刑法解释观

近年来,在一些政治理论中,不断有学者探讨威权主义,并将之与我国的社会政治模式相关联。威权政治是集权政治与民主政治的过渡与中介,其特征是强化社会稳定、扩张政府权力及矮化公民权利。反映在刑法解释层面,就是表征严刑峻法的价值趋向,具体为降低犯罪门槛、扩大处罚范围及加大处罚力度。威权主义虽然可以最大程度发挥秩序保护效应,却是以挤压公民权利空间为代价,更是对社会自治的漠视。由此,需在司法解释当中平衡威权主义与社会自治的关系,在维护社会秩序时需要关注公民权利保障。     

论当代西方精英主义与多元主义的分歧与融和

精英主义和多元主义是西方政治社会中两种主要的理论模式。精英理论和民主理论相融合,形成精英民主理论,就能使精英理论面对政治现实的挑战。精英主义和多元主义的理论假设的差异,从而是使其理论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与对立,但这种分歧与对立不是绝对的。多元主义将精英主义少数垄断式精英发展到为数众多的精英,使多元主义与精英主义可以相容结合。     

中国公民社会组织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契合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不仅需要发挥"无形的手"(市场)与"有形的手"(政府)的功能,更需要依靠"社会的独立之眼"(公民社会组织)的力量。中国公民社会组织在逻辑基点、思维范式、价值底蕴等方面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存在着不谋而合的思想资源。正是由于中国公民社会组织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内在的公度性,才使得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发挥着独特的优势与功效。     

我国政府购买教育服务的社会环境评估及发展策略选择

虽然我国多元化社会结构的逐步形成、教育社会组织的快速发展以及社会公众对教育服务改革的期许为我国政府购买教育服务提供了社会机会,但公民对购买文化的认同困境和教育社会组织自身发展的困境仍会给购买活动带来一定阻力。为此,有必要通过积极引导教育社会组织发展;不断加强教育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建设;培育公众参与购买活动的公民文化;塑造政府、公众和教育社会组织之间的契约和信任文化来建构我国政府购买教育服务活动在社会环境视阈中的发展策略。     

从和谐理念管窥我国行政价值观的宪政回归——价值共识与现实路径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是我国政府在执政过程中对履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价值观的反思与检视,和谐社会理念更加关注公民的民主权利、社会公平公正原则、政府对公民服务需求的回应性等问题,彰显了新世纪我国行政价值观的宪政主义回归.为了切实地贯彻和谐理念下政府执政的民主宪政理念,政府应健全公民参政议政的渠道与程序,扩大公民参与权;落实行政问责制,实现依法行政;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增强政府对公民服务需求的回应性;提供相关的制度保障,促进实现社会公平、公正.     

现代国家制度构建的路径依赖:变革社会中的社会资本及其转型

现代国家制度的构建,必须有赖于适应合理性和民主化需求的"公民参与网络"型社会资本的塑造。制度变迁与社会资本转型的良性互动是制度变迁成功与否的关键。但在大多数非西方的转型社会中,传统的"垂直柱状网络"型社会资本向"公民参与网络"型社会资本转型和更新是一个艰难的"传统的现代性转换"过程。要摆脱社会资本的路径依赖效应,从根本上讲还是取决于制度的创新和实践。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现实观照与理论旨趣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是用以分析二战后欧美国家公众价值观变迁的理论命题之一。其核心观点是:经过长期经济繁荣之后,公众价值观发生了由“生存价值观”向“自我表达价值观”的转型。这一转型将引发一系列社会现象,如经济要素对个人幸福感作用的边际效用递减,公众在社会各领域态度和行为的“个性嵌入”,期望多元、政府“超载”和“批判性公民”的出现,等等。在理论层面,以“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为核心的社会变迁理论通过理论建构与实证分析力图证明文化可以作为独立变量影响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应当成为人们认知世界的重要视角。     

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社会建设

在社会利益主体多元、社会需求日益差异的时代,需要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多元化。政府、市场、社会的分工合作与协调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必然要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推进,中国公民社会组织数量迅速增长。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正是适应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对我国实施科学发展观,加快推进社会建设起着重要作用。本文拟对中国公民社会兴起的原因和对我国推进社会建设的意义进行分析,并对进一步发挥中国公民社会组织在推进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提出相关的建议。     

中国社会转型的表现、特点与缺陷

经过30年的社会改革,中国已出现了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与公民社会的制度变迁,但由中国社会历史与转型条件所限,仍然存在着诸多转型风险与制度缺陷。本文在对比分析中国社会转型前后的社会基本结构与基本特征变化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社会转型的特点,以及出现的社会转型缺陷。     

国家-社会理论视域下的中国非政府组织及其发展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路径越来越多地运用于探析中国非政府组织的特征、结构以及发展状态。在"国家-社会"二元论的影响下,市民社会论和法团主义论都隐含着国家与社会"零和博弈"的色彩,不利于深刻了解国家与非政府组织之间微妙的互动关系。"国家-社会"互动论则把"国家"和"社会"在不同维度进行分解,将国家嵌入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嵌入国家的部分进行动态的分析,有利于探析非政府组织嵌入于国家与社会中的结构、组织方式、角色策略以及与国家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