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上的私人种类探析

以行政主体(行政权、行政行为)为中心展开的传统行政法理论很少研究与行政主体相对的私人在行政法上的地位问题,这导致传统行政法理论存在诸多缺陷。近年,随着行政法研究的深入,私人地位问题已经引起行政法学者的重视,但是,行政法学对私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行政相对人上,而对行政相对人之外的其他种类的私人的研究却很不充分,致使无法对行政法上的私人形成全景式认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以"私人"概念为依托,以大陆法系国家公权利与反射性利益相区分的理论为工具,将行政法上的私人分为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和一般公众,并揭示各类私人的实质,从而为分析各类私人在行政法上的地位奠定基础。     

行政许可利害关系人权益保护的必要性研究

行政行为的复效性要求行政许可主体在行使许可权时要遵守"顾及原则",即在行政许可中,政府应以同等的态度对待许可受领人和许可利害关系人。事实上,许可利害关系人的权益应属于"法律保护的利益",其因许可行为受到损害的利益关系人有权寻求法律保护,而对这一权益的保护应当纳入到行政法律的救济中。另外,行政许可作为一种利益调整行为,在权益分配上应遵循公平正义的价值准则,充分保护许可利害关系人的既得利益和可期待利益不受非法侵害。     

私人主体参与全球行政法

在全球化环境下,除了国家、正在争取独立的民族以及国家间的国际组织,越来越多的私人主体直接参与到超国家行政关系中来,成为全球行政法的主体。"全球行政法"被定义为包括那些促进或以其他方式影响全球行政机构问责性,特别是确保其达到透明度、参与性、合理决策和合法性方面的充分标准以及对其形成的规则和决定提供有效审查的机制、原则、惯例和支持性的社会认同。从全球行政法形成的三个阶段可以清晰看出,传统二元性法律理论与全球行政法发展之间的联系,进而明晰私人主体是如何一步步迈向全球行政法,成为全球行政法主体。在当前的环境下,私人主体参与全球行政法也面临一些困境,需要逐步解决。     

论行政犯侵害的法益

行政犯侵犯了刑法秩序和行政法秩序,法秩序属于法益。行政犯的主要属性是行政违反性,规制行政犯主要是服务于实现行政上的利益,行政上的利益属于刑法的法益。规制行政犯所追求的行政上的利益本质上是一种派生性生活利益。行政犯所侵犯的法益以派生性生活利益为主,刑法秩序和行政法秩序为辅。     

军事行政性质辨析

行政有公行政与私行政之分,行政法学以公行政为研究对象。军事行政在权力渊源、特征、手段等方面与公行政区别明显,性质上不属于公行政,因此,军事行政法不应纳入行政法体系。     

依傍与僭越：行政法上的平衡命题检省--基于《行政强制法》第1条展开的评析

新近制定出台的《行政强制法》,秉承了以往行政立法的传统和做法,既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又保护公共利益与私人权益。然而,将“目的价值平衡”作为行政法的立法目的,或者将“公私利益平衡原则”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都会带来理论上的困惑和影响到法律的解释与适用。虽然在行政法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公权力与私权利的二元紧张关系”,而由此法制现实所导出的“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平衡”命题也具有宪法上的规范依据--宪法上的公私利益平衡原则,但它只是行政立法的一项原则。因为“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平衡”命题并不是一个恰当的行政法命题,而是一个宪法命题。     

行政行为侵犯信赖利益的风险及其防范——行政主体视角上的思考

行政合法性原则与行政合理性原则一直占据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统治地位.现行行政法中并未明确确认信赖利益保护原则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也没有制定关于侵害信赖利益的赔偿法规.行政信赖利益损失补偿作为一种利益平衡机制,在协调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保护公民个人权益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构建诚信政府的角度看,尽早把这种理念落实到行政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我国在引入大陆法系关于信赖利益保护理论的同时,可以借鉴合法预期理论的长处,使得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具有更宽泛的适用性和周延性,使其成为一个现代行政法上的基本原则.     

论公法上财产权——以存在根据、成立要件和表现形式为主

私有财产权中的"私有"应解为"私人享有"而非"依私法享有",因此,私有财产权既可为私法上权利,亦可为公法上权利.公法上财产权存在的根据在于宪法上私有财产权在行政法上的直接适用和宪法规定在行政法上的具体化.公法上财产权不能由公法规范和公权力主体的义务直接导出,其成立还需要以该公法规范至少同时亦具有保护特定私人财产利益的目的为前提.基于私人在公法上的一般法律地位,公法上财产权可大致区分为消极的公法上财产权和积极的公法上财产权两大类.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初探

传统诉讼法理论将原告资格限制在申诉人须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 ,这样 ,当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遭受行政行为非法侵害时或有侵害之虞时 ,公民便无法通过司法手段来维护这一公益。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出现 ,既是诉讼法对其自身只顾及保护私人利益的狭隘性突破 ,也是对传统行政诉讼法律制度的超越。     

私人参与行政任务执行的法律限度

私人参与行政任务执行的法律限度,既缘于宪法原理规范与行政法原理规范,又与私人参与行政任务执行本身所具有的风险相关。私人参与行政任务执行的法定界限的确定可遵循我国现行法治规律,即"先行先试"式的探索确定私人参与行政任务执行的法定界限。私人参与行政任务执行的事项范围的划定,不仅取决于行政任务的性质和特定行政任务的权力属性,而且与行政任务所处阶段和经济效益之下私人执行的比较优势有关。私人参与行政任务执行程度界限的确立,需在个案情形基础之上,结合私人参与行政任务执行的不同身份予以综合判断。     

人权保障语境下的行政行为选择自由——以公共行政民营化为例

行政行为选择自由是行政法学在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的最新成果,有着充分的公法保障和私法基础.而作为公法领域私法化特例的公共行政民营化,与行政行为选择自由相互交融,二者以人权保障为契合点,是人权保障在行政法学领域中的新路径。     

行政消极应诉行为探析

在《行政诉讼法》实施十五周年之际,反思行政诉讼中被告消极应诉的问题,对于进一步完善《行政诉讼法》,推进行政法治的进程,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行政消极应诉是被告对原告诉权的否定,对法院审判权的藐视,对人大立法权的对抗和对社会公共意志的抵触。行政消极应诉在审前、审中、审后三个阶段的表现形式各不相同。缺失法律信仰,法律工具主义观念至上和行政权独尊致使司法审判权边沿化是行政消极应诉行为的两大起因。要有效防治行政消极应诉行为,必须倡导行政诉讼法治化的观念,完善行政诉讼立法,健全行政诉讼制度。     

论行政诉讼目的的唯一性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将其立法目的确定为“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 ,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这种立法目的的多元化使得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缺乏一种明确的动机和方向。通过对行政诉讼价值考量及对行政诉讼法的作用、功能和程序设计的研究 ,“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应是行政诉讼的唯一目的     

从《行政许可法》看公安行政管理模式的转换

《行政许可法》是关于行政许可的统一而专门的法律,它的实施将对我国政府管理产生重大的影响。《行政许可法》所确立的主要理念不仅是对行政许可本身的规范和重大改革,也是对公安工作的进一步规范。因此,各级公安机关应以《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为契机,加快公安行政管理模式的转换,这已成为一项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     

权利本位:公安行政的理论逻辑

公安行政的基本法律关系是公安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公安行政的基本价值目标就是确立权利本位的范式,实现公安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理性、动态的平衡。同时,为了实现权利与权力的平衡,必须把职责本位作为公安行政的价值取向,从而使公安机关真正做到依法行政、执法为民。     

论公共利益在行政法中的地位

行政法中的公共利益是由行政法规范限定的、特定时空下的、由行政主体主动捍卫的、体现在行政法运作中的利益,它的法律表现形式主要是公共道德、公共发展权等六个方面,它在行政法中的功能主要体现为对行政行为的排斥等四个方面。     

行政法上不当得利的举证责任研究

源于民法上的不当得利制度,在行政法上已经发展成为一项独立的公法制度,然而我国行政法对此却缺少关注,尤其是行政法上因不当得利发生纠纷进入诉讼后的举证责任问题。由于行政法上不当得利制度的特殊性,行政法上不当得利的举证责任应适用行政诉讼中"被告举证"责任原则并援用民法上的"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原则。     

浅谈我国《行政许可法》对公安行政的意义

<行政许可法>的出台,是为了解决行政审批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该法立法宗旨、基本原则和主要制度会对我国公安行政改革和公安部门职能转变产生重大积极意义,主要体现在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两方面.但是,<行政许可法>在贯彻实施中遇到的阻力和其本身的固有缺陷是我们在公安行政改革中必须清醒认识的.     

卓越管理的“黄金法则”——试论加强行政伦理建设

行政伦理,也就是关于“治国”的伦理。它是执政党、国家机构和全体公职人员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以权、责、利的统一为基础,以协调个人、组织与社会的关系为核心的行政行为准则和规范系统。行政伦理在“以德治国”中具有关键性价值。行政伦理失范的问题目前较为普遍。主要原因之一是行政运作过程中缺乏最基本的行政伦理规范和法制秩序。从自律性特点分析,需要加强行政伦理的养成机制建设,就是要加强行政伦理的教育与修养;从他律性特点分析,需要加强行政伦理的监督机制建设,不但要完善现有的法律,加大执法力度,而且要加快对行政伦理立法。     

论当前行政执法失范问题的根源与对策

在21世纪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实现进程中,公正高效有序的行政执法活动是其至关重要的环节。行政执法失 范问题产生的根源有:行政执法人员的问题、行政执法对象的问题、行政执法氛围的问题、行政执法体制的问题等。解决行政执法 失范问题的对策有:执法队伍的建设、执法体制的完善和监督制约机制的强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