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城县多措并举促县域经济发展

北京市东城区发挥区内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的资源优势，组织律师为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一是建立律师政府法律顾问团，搭建律师为政府提供法律服务平台。为政府管理提供法律意见；参与政府重要决策的法律论证；为政府管理公共事务，处置突发事件提供法律建议。二是建立律师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团，搭建律师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平台。成立了“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团”，组织10余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对物业管理、信访、突发事件矛盾纠纷等进行调解。三是建立律师社区法律事务助理团，搭建律师为普通百姓法律服务平台。开展了“百名律师进社区”活动，组织20多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到社区为居民服务。按照“一个社区一名律师”的原则，为全区127个社区配齐了律师法律顾问，让社区居民享受到公益的、专业的法律服务，促进和谐社区建设。     

民事再审调解的正当性探论

以尊重当事人处分权为前提，能够使再审程序达成调解与纠错功能的协调。再审调解有助于达成案件审理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提升法院在社会治理和社会控制中的地位。目前导致民事再审调解率低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应当根据再审调解的特质，在再审程序的较早阶段组织调解，彰显当事人在再审调解中的程序主体地位，吸纳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再审调解，更好地发挥再审调解对维持司法秩序与社会稳定的积极作用。     

律师与人民调解

正2017年9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合下发《关于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的意见》,这是继律师刑事辩护全覆盖试点后,律师参与司法改革又一重大举措。随着试点的开展,律师在人民调解工作中将大有可为。     

律师调解杂议

非常2＋1 2009年9月1日，河南省司法厅一纸公文引起了众多律师与公众的关注。在该厅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下发的《关于充分发挥律师在诉讼调解工作中积极作用的意见》中，要求律师要努力促进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与法官之间的调解。《意见》特别指出，对涉及弱势群体利益的案件要重点做好调解工作：而民事案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刑事自诉案件、轻微刑事案件，都是律师应当积极引导当事人达成庭外调解．或配合人民法院在诉讼过程中达成调解的领域：此外，当事人情绪激化、严重对立的案件；案情复杂、双方都难以形成证据的案件等也是调解的重点。     

对我国民事调解制度改革的几点看法

一、我国民事调解制度的特点和现状我国的民事调解指的是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通过自愿协商,达成协议,解决民事争议的活动和结案方式。我国的民事调解制度是建立在以事实为根据的基础之上的,它的显著特点体现了以人为本,以做人的思想工作为主要内容,以摆事实讲道理,说服教育为主要方法,强调通过协商解决民事纠纷,强调提高诉讼效率与实现公正的统一,追求的是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调解的组织形式、方法和原则比较灵活,如规定“调解可以由审判员一人主持,也可以由合议庭主持”;“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     

和谐社会视野下法院调解职能定位研究——以河北法院司法调解为例

被国际司法界誉为＂东方经验＂的司法调解制度在我国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司法调解具有纠纷解决职能、维护社会和谐职能、填补法律漏洞职能和统一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职能。     

多元参与交通管理工作思路探讨——基于福建省尤溪县的个案分析

交通管理要与时俱进,有效借助社会资源应用于交通事故处理的全过程,探索多元参与交通管理,创新服务交通秩序管理思路。通过管好自家人与车、抓实安全宣传、夯实交通基础条件、部门联动调解、做好息访工作等,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民事案件调判结案适用研究

调解与判决是化解民事纠纷的两种方式。适用"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调判结案方式有利于充分展现司法审判价值。适用调判结案要遵循调解自愿、动态转换、公平正义以及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统一等原则。针对司法实践中的调判适用异化情形,要破除"调解万能主义"和追求"非黑即白"判决这两种错误观念,积极推进调审分离,完善调解适用制度,规范调解与判决适用案件的范围。     

广东商(协)会调解参与社会建设研究

商(协)会调解是商(协)会的重要职能。近年来,广东省商(协)会调解在参与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化解公共突发性事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目前广东商(协)会调解参与社会建设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应提出完善商(协)会调解参与社会建设的新思路。     

论我国刑事和解模式的选择

依调解主体的不同,刑事和解有三种模式:加害方—被害方自行和解模式、公权力机关调解模式和第三方机构调解模式。我国立法上仅在审判阶段确立了公权力机关调解模式,而实践中在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却普遍地执行公权力机关调解模式。第三方机构调解模式能更好地促进司法公正、体现刑事和解制度的设计初衷,适宜作为我国的刑事和解模式,其中的第三方机构应以"由人民调解委员会和律师共同组成"为蓝图进行构建。     

审视大调解

我国的大调解机制是适应社会现实需要、对人民调解理念进一步延伸的产物。它强调的是调解的多方参与、多种调解资源的整合,是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参与、相互配合化解社会矛盾的一种工作机制。在我国,大调解机制的存在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也具有正当性:它适应了我国社会转型期解决复杂性和特殊性矛盾的需要;顺应了法治发展的需要;缓解了法院的压力;在我国有着深厚的调解文化底蕴和丰富的调解资源;它既符合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诉求,也符合利益诉求和正义价值的追求。     

论调解员的调解终结权

为了限制当事人滥用调解自愿原则,保护社会资源,保障调解员的健康权,建议通过调解立法将调解终结权制度化,规范化。行使调解终结权应具足以下构成要件:具备调解员可以行使调解终结权的法定情形;调解员本身应具备一定的资质条件或者该调解组织具备相关的人力资源;调解员行使调解终结权在案件受理后,调解协议达成之前;调解员应书面知会当事人调解即将终止的事实、主要理由及当事人的主要权利等。调解员行使调解终结权时应履行告知义务、保密义务等各项附随义务,遵守相关的职业伦理。如有必要,调解员行使调解终结权时应依法履行评估义务或协助当事人评估调解终结后的纠纷解决程序。     

治安调解与和谐警民关系

随着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进一步深化,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发生了很大变化,新的治安纠纷和社会不安定因素大量增多。治安调解既无偿又方便快捷,在保障公民权利和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中发挥着积极作用,自然成为公民解决纠纷的首选。本文主要从治安调解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增加群众对人民警察的信赖、增进社会和谐,有利于维护家庭、社区和邻里关系的安定、有效地防止＂民转刑＂案件的发生几方面对治安调解与和谐警民关系进行了论述。     

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能力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高职院校的社会服务能力建设是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也是高职院校的重要社会责任。在高职院校的社会服务能力建设中,要根据各自学校的特点和优势,把握重点,分清主次,处理好社会服务能力建设和专业建设、发挥示范作用的关系,将专业建设和社会服务能力建设有机统合,在提高专业教学水平的同时提高社会服务能力。     

治安调解和人民调解的界分与衔接

现阶段,治安调解和人民调解在界分上因为实践中的交叉、混合而存在争议,又在衔接上存在对接机制不完善、运用不协调等问题。通过充分吸收、借鉴部分地区实务中的做法,化用包容性评价设计二阶层的纠纷调解流程,可以解释公安机关调解不涉及治安案件的民间纠纷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探索治安调解和人民调解衔接的具体措施,从而减低对警力资源、司法资源的不必要占用,提高解决纠纷的便捷性,促进社会和谐,维护治安秩序。     

纠纷解决的社会结构与调解——基于剑河县林权纠纷的调解实践

文章借助美国学者布莱克的案件社会结构理论,侧重于从微观社会学角度分析调解所处的纠纷解决社会结构,通过对当地最为典型的林权纠纷各类型的性质、起因及结构要素不同组合方式进行剖析,展示出纠纷解决的社会结构对调解运行的深刻影响:纠纷当事人之间目前的熟识或面熟关系使纠纷趋于依据大量民风、民俗和伦理道德等地方性知识,运用调解方式解决;纠纷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常规资本和个人性格、气质等非常规资本的分布、组合状况有力地制约着调解结果;一方或双方的支持者常常在调解中起着重要作用,有时会改变调解的走向,甚至决定着调解的成败。     

市场经济体制下凉山彝族家支、习惯法与彝区社会治安问题研究——以彝族聚居县美姑、昭觉、布拖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凉山彝族地区的家支聚会不仅频繁,而且规模大,家支聚众打砸抢案件呈上升趋势,影响了彝区的社会稳定;民间纠纷一律由民间调解员按传统习惯法进行调解,习惯法的使用频率高,因而其消极作用也更加明显。文章对因家支、习惯法引起的彝区社会治安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对策。     

论民事立案调解机制

立案调解制度是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探索并实施的一项重要司法制度,在我国审判制度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加强立案调解,促进诉讼调解与社会矛盾纠纷的大调解机制相结合,对于和谐社会建设和保持社会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谐司法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目前民事调解制度的运行现状并不乐观,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要继续完善立案调解的法律法规,加强对立案调解工作的重视,建立立案调解的激励机制,并且创新立案庭机构模式,进一步深化立案调解认识,主动站位,能动调解,深入推进大调解工作,为和谐社会构建做出积极贡献。     

民警在治安调解中的效力分析

治安调解作为警察行政管理中的一项重要职能,对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公众情绪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基层公安民警愈来愈多地面临着在处理治安违法的同时需要附带解决由此产生的经济纠纷,具有化解群众矛盾、厘清经济纠纷作用的治安调解被广泛运用于治安执法过程中。然而,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治安调解与人民调解、诉讼调解的效力并未实现有机衔接,有必要厘清应对之策。     

＂以人为本＂视野下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2006年我国明确提出了要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表现了我国对刑事领域犯罪的态度，对于严重危害社会的暴力性刑事犯罪要严厉打击，以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另外又要充分重视依法从宽的一面，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减少社会对抗。如何将这两者结合起来更好地进行研究，使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运用达到最佳的效果，从而实现对人权的有效保护，使这一政策达到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确已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