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付高速公路通行费刑法规制的法教义学分析

逃付高速公路通行费的行为方式多样,对各种逃费方式在刑法上如何正确定性值得思考.车辆应付的高速公路通行费对高速公路营业单位来讲属于财产性利益.财产性利益是盗窃罪的行为对象,逃费类利益盗窃符合盗窃罪的"占有转移"要件.有限度地承认公然盗窃的存在,是应然选择.公然型逃费中,只要不是从收费员的实力支配下强行冲出,就不构成抢夺罪,属盗窃行为.欺骗型逃费,要以收费员是否具有主观上处分利益的意识和客观上处分利益的行为区分盗窃与诈骗.     

利用平台漏洞实施侵财行为的刑法定性

利用网络平台漏洞取财的行为存在盗窃罪与诈骗罪定性上的争议,问题在于平台的行为能否体现财产权利人的意志,使平台背后的自然人发生“认识错误”。可根据行为人所利用平台漏洞的性质进行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区分:将平台漏洞分为系统机械漏洞和业务逻辑漏洞。如果行为人单纯利用了平台的机械漏洞时,成立盗窃罪;如果行为人利用了系统预设的业务逻辑漏洞,成立诈骗罪。     

偷换收款二维码侵财行为的刑事责任

在偷换商家收款二维码的侵财犯罪行为中,商家是此类案件的受害人。商家与行为人之间也不存在诈骗罪所要求具备的处分意识和处分行为,因此不满足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行为人谋取非法财产的手段方式,其本质特征都具备秘密窃取的属性,并且在顾客与商家达成交易合意的同时,顾客扫码付款的瞬间,商家已经在观念意识上占有了支付款,行为人运用偷换商家收款二维码的手段,将商家的合法的占有转成自己的非法占有,满足盗窃罪的犯罪构成,应适用盗窃罪加以惩处。     

司法实践中诈骗罪的理解与认定

我国刑法规定的诈骗罪是取得型侵犯财产犯罪中犯罪率较高的一种.在司法实践中,对诈骗罪的理解与认定,应根据我国刑法关于犯罪构成的理论,结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作出正确的判断,把握诈骗罪的基本结构模式.诈骗罪以行为人实施欺诈行为为前提;行为人实施欺诈行为的目的是使相对人产生错误认识,并使其基于错误认识作出处分财产的行为.诈骗犯罪的本质要素是使相对人受到财产上的损害.     

不法PUA入罪探析——以“包某自杀案”为例

不法PUA是行为人为建立对他人的精神控制所故意实施的工具性行为以及在精神控制建立后引诱他人进行自我牺牲行为的结合，严重侵害他人法益时，成立犯罪。工具性行为存在构成非法拘禁罪、侮辱罪、强制侮辱罪、消除身份化后的虐待罪、故意杀人罪教唆犯的可能。建立精神控制后，被害人沦为行为人的工具。行为人实则支配被害人自我牺牲过程，存在构成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的间接正犯、强奸罪、诈骗罪、敲诈勒索罪、盗窃罪的可能。不应基于“被害人自我答责”理论而阻却不法PUA者的责任。     

新型支付方式下侵财犯罪中盗窃罪与诈骗罪的界域——基于司法裁判实务的分析

新型支付方式主要指以手机、网络等第三方支付方式为代表的支付方式。与传统方式相比,这种支付方式的即时性、交易平台的智能性使得这类侵财案件中诈骗与盗窃的适用定性出现较大分歧。两罪可以从行为人与被害者是否有直接的交流沟通,处分财产的意思要否方面进行区分。新型支付方式的本质是以"机器人"作为交易平台,"机器人"在交易中的定位和作用成为案件定性的关键。在网络平台中,金融机构信息管理处转账行为和读取信用卡数据资料因为"机器人"的不同属性分别以盗窃罪和诈骗罪认定,虚假钓鱼网站中侵财行为定性可以根据处分行为的有无进行区别,支付宝平台密码被盗后账户资金被转移则因为"机器人"能够被骗定性为信用卡诈骗罪,将商家支付二维码替换由于不存在被欺骗后财产处分行为认定为盗窃罪。     

论新型支付方式下网络侵财行为的定性

以支付宝、微信为代表的新型支付方式给人们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引起了关于该方式下网络侵财行为定性的争议。解决该争议的前提是新型支付方式下侵财行为的类型划分。根据不同的行为形式,网络侵财可划分为"虚假链接型"侵财犯罪与"涉第三方支付型"侵财犯罪。基于不同的标准,理论上对前者主要存在"诈骗罪说"和"区别定性说"之争;后者有"盗窃罪说""诈骗罪说""信用卡诈骗罪区别说"的不同。不过,根据"处分意识必要说"等标准,对前者应采"诈骗罪说"与"盗窃罪的区别定性说";而后者由于其不符合"(信用卡)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而不能构成诈骗罪,相反,其恰恰符合盗窃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应当认定为盗窃罪。     

电子支付背景下偷换二维码案的罪名适用分析

电子支付背景下的偷换二维码案中,顾客作为善意第三人已经向商家履行了债务,没有受到损失,不是刑法上的被害人。而根据法秩序统一原则,商家的财产法益受到了侵害,商家才是真正的被害人。在罪名的适用问题上,应当从罪名的构成要件入手进行分析。偷换二维码案中的主体既不存在财产处分行为,也不存在财产处分意识,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相反,债权作为财产性利益是盗窃罪的客体,从规范占有的概念来看,商家对于顾客所转让的债权建立了占有,且行为人违反了被害人的意志将债权转移占有,应当成立盗窃罪。     

盗租房屋行为性质评析及法律思考

关于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在理论界一直争论不休。冒充房主将房屋出租给不知情的善意第三人的行为如何定性,理论界有多种观点,分别是构成盗窃罪、侵占罪、诈骗罪,非法侵入住宅罪,还有观点认为不构成犯罪,属于民事上的不当得利。根据我国的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在目前的刑法学法律框架下,此类盗用行为只能按无罪处理。然而,现实中此类案件发生频率和社会危害性均呈增长趋势,仅仅靠传统的民事制裁已经有些力不从心,将其引入刑法的规制范围刻不容缓,这需要修改现行的刑法条文,单独设立"使用盗窃罪"。     

“担保贷款两头骗”司法争议问题研究——以2014-2018年的裁判案例为研究样本

"担保贷款两头骗"是指行为人骗取担保以骗取贷款的行为。通过对2014-2018年裁判的该类案件进行统计分析,存在"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同时,理论界对于该类案件的性质认定也存在争议。笔者认为在借款人具有非法占有贷款之目的时,无论最终受损失的是银行还是担保人,"担保贷款两头骗"的行为都应构成贷款诈骗罪,而不是合同诈骗罪。当借款人不具有非法占有贷款之目的时,在担保人已经偿还了银行的借款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慎重适用骗取贷款罪。     

实施"人文奥运"应努力实现三个有机融合——九三学社北京市委主委田麦久如是说

田麦久1940年出生于山东青岛市.1964年毕业于北京体育学院研究生部,1982年获德国科隆体育学院体育科学博士学位,是新中国的第一位体育博士.现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北京市委主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运动训练学会主任委员、北京体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并受聘于清华大学等21所大学任客座教授.     

台湾“宪政”变迁中的“国安会”与“总统”权力

“国安会”(及所属“国安局”)在台湾的政治体系里有着特殊的角色与功能。两蒋时期 ,“国安会”是“动员戡乱体制”的产物 ,而“国安局”的特务情治系统是其专制统治中的重要一环。在台湾政治转型时期 ,李登辉操控“修宪” ,保留并将其纳入“宪政体制”中去 ,首次“政党轮替”后 ,陈水扁有将“国安会”扩张为“政务会议”的意图。而由李登辉至陈水扁 ,都在建构“总统制”的“总统”权力 ,对“国安会”及“国安局”的操作是其中的一方面 ,但是由于“宪政体制”的不明晰和政局今后可能的变化 ,至今这仍不能称为是稳定的     

论新世纪统一战线在实践"三个代表"中的"位"与"为"

为先进生产力服务是巩固和发展新时期统一战线的物质基础 ;为先进文化的发展服务是巩固和发展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思想基础 ;为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是巩固和发展新时期统一战线的群众基础。新时期统一战线只有以“三个代表”为旗帜 ,把人心、智慧和力量凝聚在这面旗帜下 ,才能有“位”有“为”。     

邓小平“北方谈话”与“南方谈话”比较研究

邓小平1978年的“北方谈话”和1992年的“南方谈话”，都是他创造性理论活动的经典之作。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两在形成背景、创新内容以及功能特征上存在许多共性，而在阶段性、层次性、系统性和成熟度上又有差异。无论共性还是差异，都映证了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连续性与统一性，这与毛泽东个人思想发展过程中的“断裂与矛盾”，具有不同的特征。这一结论的作出，对于新的理论创新不无借鉴价值。     

“七一”讲话中的若干“第一次”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一次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进行严格的概念性表述.第一次提出"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第一次指出"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第一次提出,全党同志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坚持从新的实际出发,以改革的精神研究和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第一次点明"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第一次提出不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而且要坚持其"科学精神".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应当从哪些方面解放思想.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判断一个政党是否先进,是不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标准.第一次系统科学地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构成"的新变化.第一次提出新形势下应吸收"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入党,并重申了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第一次系统提出我们党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唐宋时期从"村坊制"到"城乡交相生养"

李唐王朝建立后 ,吸取隋炀帝施政失败的教训 ,尊重当时的城村各居的事实 ,推行了村坊制 ,即村自村、坊自坊的以土断之的管理方法 ,有效地维护了政权的稳定。“乡村户”与“坊郭户”出现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国家财政对货币的大量需求 ,随着国家财政对货币需求量的不断增长 ,政府逐步放宽商业政策 ,提升工商业者地位 ,刺激了城市的发展 ,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与“农村”的形成 ,这个过程相伴随的则是城乡差别的出现并进一步拉大 ,宋代出现的“城乡交相生养”则是其具体反映。     

从Music到中国仪式之"樂"

中国的仪式之樂,不仅在形态表征上具有综合及动态的特征,亦在人文蕴含中富有多重维度。因此,基于独立艺术门类标准的、以曲目音调文本为主体的音乐分析手段则不足以面对之。面对思想层面的认知模式以及行为层面互动关系构成的仪式音乐生态,应以仪式音乐自身来做研究的范畴。如果说仪式之樂是中国传统音乐的原在方式,它亦是中国传统音乐的源流方式。此樂,正是我们以本土话语折返音乐学本位的切入点。     

“第三条道路”视野中的“和谐社会”及其启示

社会和谐是人类的普遍追求,"第三条道路"关于和谐社会的内涵及制度设计为:淡化意识形态,突出社会正义,团结各种政治力量,奠定社会和谐的政治基础;重塑国家政府,设计国家权力和谐运行的政治体制;创造有活力的现代经济,解决公平与效率的矛盾,追求的是经济的和谐运行;坚持权利与责任相统一,凸显社会和谐应遵循的伦理原则;建立合作包容型的新社会关系,是为了谋求社会关系的和谐;以"世界民族"为理念,主张建立新的全球治理机制,追求的是和谐的国际关系。在对以上诸领域的实践和探索中,"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们正在构建他们的"和谐社会"。他们的主张与探索对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借鉴意义。     

“落后妇女”——农业合作化叙事中的“症候”

在20世纪50-70年代农业合作化题材的文学作品中,出现了一个人数众多的"落后妇女"群体,她们思想品德不佳,好吃懒做,出身不好,同时还伴有身体的病痛。狂热的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在当时造成的劳动力的巨大缺口,是这类人物大量出现的时代原因和逻辑起点。她们的大量出现及其躯体的反应是女性婚姻、女性生育、女性健康、女性身份与激进运动紧张关系的表征,同时也成为农业合作化叙事无法消弭的"症候"。     

从"放权"到"收权":"简政放权"的怪圈--"莱芜经验"的反思

为了克服条块分割的矛盾,莱芜作为全国第一个县级市进行了简政放权的试点.改革之初,乡镇获得了比较充分的权力,乡镇基层政权的活力逐渐进发出来.然而,这次改革也未能跳出放权-收权的改革怪圈,部分站所被收回,"莱芜经验"夭折了.我们认为,夭折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没有进行上下联动的配套改革,相关站所没有走向社会化,改革没有纳入法治轨道,这些都值得今天的乡镇体制改革借鉴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