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线上生存及其政策意义——关于农民工定位的新探索

学术界流行的关于农民工的定位是将他们视为城市的“边缘人”,但这种定位直接忽视了农民工在农村的地位;而把农民工重新定位为“界线上生存者”,既可涵盖农民工在城市的边缘角色,又能反映他们在农村的真实地位,以及农民工在中国当代现代化中由农村走向城市的历史进程,从而在政策实践与政策理论上获得新的意义。     

谨防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双重边缘人

“既融不进城市，又不喜欢农村，这是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心态的真实写照。”来自深圳的广东省人大代表魏小明不无忧虑地说，现在很多农民工是城市和农村的“双重边缘人”。新生代的农民工对现代城市文明充满了渴望，但由于收入、住房等现实因素，他们很难真正留在城市里；     

农民工“五难”与城市和谐社区的建构

农民工问题是牵涉城市化进程中城乡统筹发展和城乡社会结构转型、影响城市社会发展和构建和谐社区的一个重要问题。农民工“城乡边缘人”的社会角色定位使其思想、行为特征表现出与农民和市民不一样的特殊性,而农民工的反社会行为已成为影响和谐社区建设的一个个不和谐音符。课题组采用问卷调查和参与式观察、无结构访谈的经验方法,从理性层面分析农民工城市生活“问题化”的成因,将经验分析与理性思考相结合,并试图从操作层面上立足城市社区建设,探讨农民工城市生活“五难”问题的解决路径。     

一个特殊的巨型亚文化社会群体的呼唤——当代中国城市文化“边缘人”的角色转换

城市农民工,作为转型期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新生社会群体,其发展和嬗变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国要真正成为工业化和现代化国家,就必须解决农民工边缘化的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治本之策是让农民工市民化,即穿越城乡之间有形和无形的“户籍墙”,打破城乡壁垒,拆掉农民进城就业和生活的门槛,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变,实现农民工由“边缘人”到“城市人”的角色转换。     

从“生存的满足”到“生活的要求”：代际变迁中的农民工

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中农民工主体也逐渐由出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第一代农民工”向出生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第二代农民工”转换。由于社会变迁的作用，两代农民工在城市务工所面临的政策环境、用工需求形势、个人社会期望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这也使得“第一代农民工”的外出务工就业具有很强的以能在城市生存为满足的特质，而“第二代农民工”则是以生活的要求来选择在城市务工就业。     

新生代犯罪农民工再社会化探索——以广东F监狱为例

农民工作为城市化过程中的弱势群体，他们的基本权利和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充分而有效的保障，从一定意义上说，农民工既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又是身份社会的受害者。现在的问题是，第一代农民工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群体已经出现，他们与农村渐行渐远，却又难以融入城市，且处于城市生活的“显歧视”和“潜歧视”之中，尤其是在“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率正呈上升趋势的情况下。本研究从其中所蕴含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问题入手，以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人的社会化为视野，予以关注和探讨。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基于对武汉市两代农民工的调查

2010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凸显了农民工问题的新特征以及探讨和解决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的迫切性。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具有明显不同的群体特征,在融入城市进程中既具有自身的优势,也具有农民工惯有的认知障碍。消除居住分离,搭建社区交流平台,取消“农民工”身份称谓,加强群际接触,是引导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有效措施。     

结构性贫困：流动农民工的弱势处境分析

城市流动农民工是中国社会中的一个庞大的流动群体，是社会流动的主体，每年春节前后的民工潮是其最突出的表现。中国流动农民工总数在8000万人至12000万人之间，而且每年约以100万人的速度增加。中国流动农民工是一个在不断增长的群体，如果将这部分农民工与本地城镇中的“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相加，则人数超过2亿，接近中国城市居民的总数。无论从其特点、经济基础、组织管理，还是从群体意识来看，均成为可以和城市居民、农村居民并列为转型期中国的三元结构中一元。农民工整体上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其经济与社会地位低下。流动农民工作为边缘群体在城市社     

职业生涯与工作适应: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实践

职业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存发展的根基.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在城市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并且随着工作经历的增长和婚姻家庭的拐点出现,他们在职业生涯中表现出了更多的自主性.他们在工作场域和工作过程中所呈现出的良好适应状态,也由技术层次深入到心理层面.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可以为他们在城市生存发展提供基本支持.问题是城市向他们敞开了多少空间?这需要我们进行反思.     

论影响城市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四个维度

城市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尴尬境遇的实质是传统与现代“农民”意义的称谓认知性偏差。从宏观的角度,存在影响城市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四个维度：即认知固化、体制禁锢、乡土记忆、城市体验。因此．只有把农民工问题视作乡城迁移者如何获得农民工“市民权”的问题．即事实性的城市归属与适融问题．而不是简单视作“农民工”的权利问题．给予某些临时措施性关怀．农民工问题才可能获得真正解决．     

重庆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与管理对策思考

“三农”问题是一个关系国家发展、稳定和社会和谐的重大课题,与此紧密相连的还有另一个重大问题,即“农民工”问题,也同样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举足轻重。这个群体长期游离于城市和农村之间,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处于国家制度、政策法规管理的边缘。直到最近几年,“农民工”问题才因为“讨薪”、“子女入学”等原因为政府和社会重视。“农民工”问题关系到农民增收,也与城市建设发展联系紧密,更与我国的城镇化发展战略休戚相关。那么,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现状究竟如何呢?     

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分析与路径选择

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进城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农民工正式列入了产业工人的队伍。国务院研究室最新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表明，由城乡流动向融入城市转变是我国农民工正在发生三大转变之一。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近七成的农民工对城市生活感觉比较适应，半数以上的农民工希望留在城市发展。     

捕风捉影

近半“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定居城市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目前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有41．4％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自己更愿意定居在“目前工作的城市”，61．2%的农民工愿意定居在“家乡附近中小城市”，29.7％的农民工愿意回农村，愿意定居“乡镇”的占23．3％。     

对农民工队伍基本状况的调查与建议

不高。有44.8％的农民工手中没有合同文本,而且十有八九对合同规定的权利义务“记不得”、“说不清”。有的竟半数为无效合同。在非国有经济单位劳动合同签订率较低,尤其是私营个体工商户农民工的合同签订率只有10％左右。一些用人单位为了规避《劳动法》要求,除不与农民工签订合同外,还逐步改用劳务工,把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变为简单的“干多少活,给多少钱”的经济关系。“只管用人,不管养人”。 目前合同工减少,劳务工增多的现象,正在各地、各行业扩展,并已成为一种趋势。如建筑大军里已有各种形式的劳务工过千万。从事季节性、临时性劳务,以及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农民工,更是处于无     

数字

年底农民工医保人数要突破2000万人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近日发出通知,对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提出指标,要求今年年底全国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的人数突破2000万人。据悉,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将以省会城市和大中城市为重点,以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加工制造业、建筑业、采掘业和服务业等为重点,以与城镇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农民工为重点,以“低费率、保大病、保当期、以用人单位缴费为主”为原则,纳入医疗保险基金统一管理。中央9大措施破解高技能人才短缺问题中央将采取九大措施培养高技能…     

“农民工”称谓应该成为历史

“农民工”游走在“农民”和“市民”之间，建设了城市，却很少分享成果；生活在城市，户1：2本上却写着“农业”二字。 “农民工”这一在中国早已约定俗成的称谓，要不要取消？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侨联副主席王鹏杰认为，现在市场发生了变化，经济发生了变化，社会也发生了变化，“农民工”作为一个历史称谓也必然会成为历史。     

农民工参选人大代表：问题、成因、对策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人口流动性日益显著，人们从农村涌向城市，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务工，形成了一个新的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阶层——农民工阶层。目前，农民工人数约为1．2亿人，在流动人口中占绝大多数。农民工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的社会地位乃至生存状况却不容乐观，被认为是“弱势群体”。近年来，农民工的权益保障已成为社会热点问题，目前对农民工社会经济权利，如工资、劳动保障、医疗保险、子女教育等问题的研究日益深人，而对农民工政治权利，特别是选举人大代表的权利的研究相对沉寂。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融合

农民工是城市化进程中一个新的庞大的阶层。据资料显示,2007年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已达到两亿多人,农民工进城不但为自己增加了收入,更为城市市民提供了舒适、方便的生活条件,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但是,农民工能否真正融入城市,取决于城市的包容性,这是现代城市的价值理念。     

将特区就业环境营造得好些更好些——记厦门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厦门,是我国东南沿海美丽的海港风景城市,是我国最早的经济特区之一。2007年,厦门市以其开放和包容的胸怀,被评选为全国“最受农民工欢迎的城市”之一,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大门市劳动保障局在对农民工就业服务工作上深受农民工朋友的肯定。     

高龄农民工陷困境:留城工作难找返乡退休无靠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对高龄农民工群体而言,年迈后如何落叶归根是他们人生的下一个“路口”.打拼多年,归乡后如何找寻精神家园?记者近日在四川、浙江、江西等多地调研了解到,当地采取各种措施帮扶中老年返乡农民工融入当地社会. 然而,无论是留在城市里打拼的“坚守阵营”,还是已经回到老家务农、打工的“返乡阵营”,为改革开放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高龄农民工大部分仍在工作一线,且一些人还存在没有养老保险、难找工作或留下职业病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