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基本特征及其影响

中国传统价值,主要是指在中国传统社会,人们以自身需求为基础的对事物的看法和评价.中国传统价值观主要有以下特征:道德至上的价值标准,群体至上的价值取向和家国同构的价值模式.这样的中国传统价值观一方面有利于人们重视道德的作用、群体的利益,另一方面也压抑了人们的物质利益需求、忽视了法律的作用,将个人消融在群体之中,限制了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不变而变——史德邻报告与香港华人习惯权利之兴废

自1841年英国侵占香港以后,中国传统法律及习惯在一定范围内仍长期延续.1948年,港英政府组织专家对香港保留的中国法律及习惯展开调查并于1953年公布了调查结果--<史德邻报告>.受该报告立场之影响,中国传统法律及习惯此后逐渐被废止,但抽象意义上的习惯权利并未随之消失.与20世纪东亚许多国家和地区疾风暴雨式的法律变革不同,香港的中国固有法律及习惯是在和风细雨的渐进式改革中幔慢走向衰亡的,其间华人按其旧有方式继续生活的习惯权利没有受到太大的触动.这一变迁过程不妨被视为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法律改革模式,以资比照,而其功过得失似亦有待重新评说.     

移植的法律与中国传统冲突之思考

晚清以来盲目地进行法律移植和不假思索地引进西方法律概念,导致了中国现代法律没有根基的尴尬状况,主要原因是移植过来的法律与中国法律传统有着种种冲突,而在法律移植过程中我们又丧失了自主性和忽略了本土化。面对法律移植,我们应该以自主的姿态对其进行本土化,并给予我们传统的法律文化足够的重视,这样才能使移植的法律在中国土壤中扎根和发展,变成中国自己的法律。     

传统中国的“法治”概念及其现代性构建

传统中国虽然有"法治"概念,却没有西方视法律为至尊,并以法律来约束权力的"法治"传统;不仅如此,传统中国社会一元性的权力结构、天人合一的世界观还具有典型的"反法治"色彩。因此,只有以现代"公民社会"的多元性来打破帝制时代的一元性权力结构,并限制天人合一世界观在政治、法律领域的适用,使法律具有"自治性",才可能构建中国现代的法治理念。     

越俎代庖的"富二代"培训

中国自古就有"富不过三代"的说法.这究竟是宿命论调还是有依据的规律性东西,人们的看法也许不一.事物的发展规律告诉我们,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易>之所以被奉为经典,就在于它概括了事物的本质.以贫富为例,没有一成不变的富裕门户,也没有永远的寒门.     

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及其价值评价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自身独有的精神和样式.中国法律起源于部落联盟时期,而初级形态的法律文化则起源于传说时代的黄帝时期.中国法律文化的发展脉络是:“众议法”文化—神判法文化——先例法文化——定式法文化——制定法文化——混合法文化.中国法律独有的伦理主义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生产方式、社会组织、政治运行和思想意识等多方面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人本”主义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哲学基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积极、中性、消极三方面的价值,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扬光大传统法律文化的优秀遗产,对我国的法治理论建设和立法司法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及其全球化的几点思考

文化与法律文化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成文法典化、公法化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根本特质,而儒家文化则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经历了固守、学习、迷信、融合等四个不同的演进阶段.面对全球化法律文化浪潮的冲击,当下我国应理性建构新的、顺应时代的、并具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特色的新法律文化.     

历代《刑法志》之监狱制度及其当代意义

历代《刑法志》是中国历代官修正史的重要篇章,同时也是中国法制史研究的必需史料.以历代《刑法志》中的监狱制度为解读视角,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法文化中的矜恤思想、人治观念和等级制度.传统法律文化并未止步于现当代,不论我们主观上如何不情愿或无意识,注定都会受到它的影响.当然,传统法律文化并非一潭污水,不可救药,它也有自己的精髓,如何重新认识传统法律文化及其在现当代的投影效应,则是我们法律史学者应该考虑的问题.     

检察官职业道德建设的路径

从性质上讲,中国的检察官职业道德属于法律文化的范畴,它是扎根于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之中的,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几千年的历史,它以自然经济为基础,其中所包括的专制主义思想、宗法伦理观念、等级特权思想以及人治思想.     

“法律信仰”:中国语境下的误读与建构——再读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在面对西方的没落与末世的现状,在应对西方法律传统出现的整体性危机,伯尔曼由此提出了整体主义法学的构想与广义的法观与之回应,在此基础上,伯尔曼形成了最广泛意义上的整体法律观.然而,在实证主义与工具主义法律观主导的中国语境下,伯尔曼的“法律信仰”常常被误解.本文正是以《法律与宗教》的“法律信仰”观为主题,正确梳理伯尔曼的广义法律观和“法律信仰”论,与当今中国法律观作比较研究,从而厘清“法律信仰”在中国语境的谬误并提出当下中国法律信仰的建构之路,即珍视中国传统文化,正识“法律信仰”.     

全球化与中国法制现代化

处于全球化进程中的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 ,具有独特的历史传统和社会条件。在这一变革进程中所建构和发展起来的法律制度 ,应当捍卫法律主权 ,反对新的法律殖民主义 ,防止中国法律发展的“边缘化”趋势。全球性法律重构进程 ,非但没有形成全球法律发展的一体化趋势 ,反而加剧了全球社会的内在分裂 ,强化了以民族国家为构成单位的全球法律发展多样性的演进趋向。     

中国法制现代化与移植西方法律

众所周知,中国法制现代化面临着两个无法回避的选择:一是对西方法律的接受、移植,二是对传统法律的继承、创新。如何处理这两个方面的关系?通常的说法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此话并未错,但却无法解决当前的难题:即眼下的中国法制观代化,究竟是以移植西方法律为主?还是以继承传统为主?辩证法认为,事物的性质是由其内部矛盾的主要方面所决定的。因此,我们必须认清中国法制现代化中移植与继承的主次关系。任何笼统的折衷调和、半斤八两式的回答貌似公允,实则无济于事。最近,有三件     

中华法系并非“以刑为主”

传统观点认为:“以刑为主”是中华法系的一个重要特点。这种观点只注重历代“律”典的分析研究;只注重中国古代刑事法律和民事法律的比较;没有重视从动态的角度分析研究中国古代法律的发展变化。至迟从唐代开始,中国古代法律已经不再“以刑为主”,而是行政法律越来越占主导地位。以行政法律为主是中国古代成熟时期法律形态的一个重要特点。中国古代行政法律之所以异常发达,除了行政管理必然要求法制化(文明化)的一般原因外,更重要的是中国古代的行政权力异常强大和重要。     

论民国初期传统刑罚的恢复——以南京市江宁区司法档案为例

法律传统与法律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是抽象的没有办法直接回答的问题,我国对外来法律文化和制度的引进更是加剧了这种复杂关系.清末已经废除的笞刑、流刑等传统刑罚在民国初期的恢复过程,为思考法律传统与法律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活生生的“标本”.以西方制度和理论为资源,而非参照物,发挥我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实现传统文化的革新,满足并促进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也是一种学术担当.     

对中国法制秩序构建中的主要障碍分析

在中国现在的法制秩序构建中,主要存在着五个方面的障碍:经济落后、缺乏法律信仰、良法标准模糊、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影响和法律没有获得至高地位,其中良法标准模糊和法律没有获得至高的地位,本文就此进行了论述。     

刑法文化视野下的中国传统的法律

中国的传统法律在泱泱数千年的中国社会文明发展史中形成了一种光辉灿烂、独具特色的法律文化形象。即中国传统法律在总体上呈现出＂以刑为主＂、以公法文化为标志的特色。从思想到制度、从初创到发展、从形式到内容无不展现着中国传统法文化的精髓和价值。其法律形式上以刑为主的性质,刑罚方式上以惩罚为宗旨的观念,法律规范刑法化的表现,共同构筑了中国传统法律独树一帜的刑法文化风格。     

新世纪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传统的中国法律史学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但是囿于传统的指导思想、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局限 ,中国法律史学的研究并没有达到其应有的理想深度和广度。鉴于此 ,作者在对传统的指导思想、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进行反思的基础上 ,提出了中国法律史学研究在新世纪得以发展和光大的几点思考。     

探析儒法分合流之下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儒家和法家在相互独立发展时期拥有各自学派的法律思想理论并且在这一时期中国法律文化呈现是多元化共存的局面.而儒法合流时期,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塑造成形起着特别重大的影响,同时也使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开始走向自我完善.本文立足于分析儒家和法家在这两个时期的经典法律思想之间的关系来论证这些学说相互作用是导致儒法合流之下形成特有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统”“治”形态双重指向的现代变革

统治包含政道与治道双重指向,它即具有政治学意义,也具有法学意义.中国传统帝制下的统治是人治、专制的体现,帝王个人既统又治,统与治没有制度性隔离.现代社会要求统治政道正统合法性基础变革,统治治道法律形态变革,以适应现代化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     

吴经熊与马锡五:现代中国两种法律传统的象征

清朝末年以后的中国法律传统可以称为“现代中国的法律传统”,这一现代法律传统又可以分为两翼:以吴经熊为象征的西方化的法律传统与以马锡五为象征的乡土化的法律传统。二者各具价值、各有自己的空间与领域。这就有必要正视两种法律传统之间的隔膜与对峙状态,在它们之间建立起相互对话、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