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刑法化及其成因分析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源远流长,是一种以刑法为核心的典型的公法文化。古代传统法律制度的形式体现为非常典型的刑法化。中国传统法律理念与历代国家权力至上的专制主义集权意识对这种现象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周易》中的法律思想及其影响

《周易》不仅是中国古代的占筮用书 ,而且也包含着诸多法律思想 ,其中的“刑罚清”、“刑法中”、“明罚敕法”、“明慎用刑”以及息讼思想 ,对后世的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探讨这一问题 ,对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大有益处。     

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在中国实现的可能性探析

由于中、西方在法律文化思想的巨大差异,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西方现代法治理念推行。本文指出＂全盘西化＂法治理念在当代中国不可取,必须要坚持中西合璧,取长补短,充分利用中国本土法律资源,发挥传统法律文化的积极作用,克服其消极影响,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制度和中国社会主义法治。     

道——中国古代法律的另一基础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上,道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中国传统法律是外儒内法,兼采众家,而以道统摄之。因为道的唯一性和来自与它的道法执一、天人合一的理念为君主专制之法提供了最终的理论依据:阴阳和合的观念又导致了德刑并用但又得主刑辅的法律传统:无为而治的观念又为无讼的传统提供渊源。道给中国古代文化和法律传统提供了坚实的宇宙论基础。是传统法律的法律文化的另一个基础。中国传统法律外儒内法,兼采众家而以道贯之。     

中华法系并非“以刑为主”

传统观点认为:“以刑为主”是中华法系的一个重要特点。这种观点只注重历代“律”典的分析研究;只注重中国古代刑事法律和民事法律的比较;没有重视从动态的角度分析研究中国古代法律的发展变化。至迟从唐代开始,中国古代法律已经不再“以刑为主”,而是行政法律越来越占主导地位。以行政法律为主是中国古代成熟时期法律形态的一个重要特点。中国古代行政法律之所以异常发达,除了行政管理必然要求法制化(文明化)的一般原因外,更重要的是中国古代的行政权力异常强大和重要。     

理性诘问：刑事和解是否是“以钱买刑”

刑事和解是西方社会比较重要的一项刑事司法制度,但在中国司法实践中展开的刑事和解被许多人批判为＂以钱买刑＂。＂以钱买刑＂作为中国古已有之的概念与刑事和解有本质的区别。给人以＂以钱买刑＂表象的刑事和解,其实质与刑法的基本原则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其纠正了传统刑事司法的偏颇,实现了刑事司法的实然正义,是人类的一种理性选择。但为了避免刑事和解在实践中出现异化为＂以钱买刑＂的弊端,必须进行制度化和法律化的构建,从而使刑事和解的应有价值得以保证。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具有民刑有分、重刑轻民，礼法结合、以礼代法和行政监理司法的主要特点以及类推裁判、无讼是求．以法治吏等的特征。其形成主要受到生产方式，社会组织、政治模式和思想意识四个方面的影响，因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西方法律文化在体系结构、价值取向和法律观念方面都有着明显的不同。     

国家法治进程中的澳门刑法现代化

基于历时性和共时性考察可见，近代以来，在独特的政治背景和法律背景下，澳门刑法经历了从“适用刑法”到“制定刑法”的历史转变。以本地立法权为依托，以《澳门刑法典》的颁布实施为标志，澳门刑法完成了形式上的中文化和本地化。然而，面对社会形态的急速变化，澳门刑法立法中出现的问题和迷思使得以持续本地化为重要内容的现代化要求相当迫切。为此，立法者应破除“原有法律保留”的迷思，以中国式现代化和国家法治进程为历史坐标和整体蓝图，以“一国两制”作为澳门的核心本土法治资源，不断推动特区刑法的现代化，使澳门刑法承担起在政治上和法治上的双重使命。     

法律殖民与法文化品格的塑造——以澳门刑法文化为中心的考察

澳门的刑法文化在中西法律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极具典型性。就发展的历史时期特点而言,澳门刑法文化的发展史可分为五个阶段,即混合管辖权时期(从"单一性"走向"双向性"),殖民时期(法律殖民),非殖民化运动期(去殖民化),非殖民化过渡期(本地化),高度自治期(澳人治澳)。融合中西法律传统的澳门刑法体现出人文关怀、谦抑性、轻刑化等法文化品格。澳门刑法文化的发展历程及其品格使我们更加清晰地认知法律殖民下的澳门刑法如何完成了本土化,并在这个历程中塑造独具一格的法文化品格。这为当下中国法律移植与本土化乃至中国法的品格塑造提供一定意义上的启示。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施及其影响

宽严相济的刑法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而且绝大多数朝代在“诸法合一，以刑为主”的法统之下都强调这一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     

民商法在中国古代法中的地位和发展历程

中国古代存在规范意义上的民商法,中国古代民商法是在以刑为主、诸法合体的封建保守法律体系中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其在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一直处于从属与次要的地位,民商法典始终没有从刑法典中独立出来,并且,民法与商法规范也是不加区分地混在一起.中国古代民商法律规范经历了一个从少到多,从简单到复杂,从民刑不分到民刑有分,从相对分散到相对集中的发展历程.     

论法律拟制思维在刑法中的重要性

刑法中存在普遍的＂有意将不同者等同视之＂的＂法律拟制＂现象,这种＂以假为真＂的作法并不必然与刑法的基本原则相违背,而有可能是在坚持刑法基本精神的前提下的一种刑事立法层面上的有效方式。所以,对刑法中拟制现象的研究不能仅限于＂刑法的拟制性规定＂,而应该以＂法律拟制＂本身所代表的标准来审视刑法中的拟制现象。     

礼刑时代：中国法律传统肇始之基

上古夏商周作为礼刑时代，是中国法律传统的肇始之基。这段时期的礼具有道德与法律的双重属性，礼既具备了道德规范的形式，又具备法律规范的形式。其时并不存在独立于礼的法，其法律形式主要是“礼”与“刑”。礼乃行为规范，刑为制裁手段，即刑罚。刑依赖于礼而存在，囊括在礼的范围之中。所以上古夏商周，法在礼中，礼外无法，出礼入刑，这是中国法律传统礼法体系的原生状态。夏商周礼乐刑政“大统”的确立，既是中国法律传统的肇始，也是后世道统所源与“大经大法”所本。     

浅析醉驾入刑的法律适用问题

《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二条将醉酒驾车纳入刑法。该条实施后,引发了社会争论和学者争议,争议大多围绕着对于"醉驾入刑"的合理性和法律适用,本文拟从醉驾的现状入手,分析醉驾入刑的法律适用问题,对我国醉驾入刑的实施提供一些完善措施     

中国刑法与英美刑法教唆犯之比较

教唆犯是指故意唆使他人实行犯罪的人。教唆犯问题是一个古老而传统的问题,由于法律渊源、传统文化和社会制度的不同,英美刑法与我国刑法中有关教唆犯的规定有许多不同之处。英美刑法以判例法为主,所以缺少在成文法中规定教唆犯的内容,而散见于各种判例中,在某些法律规范文件中也可见到,但缺乏系统性。而我国法律以成文法为主,因此在刑法总则中明确了对教唆犯的规定,具有系统性。这是英美刑法和我国刑法在法律形式上的不同。此外,在规定的内容上,英美刑法和我国刑法也存在着很大不同。笔者认为认为,两者的不同主要是由于其对教唆的性质观点不同。     

中国古代良法善治的思想源流、制度表达与当代传承

先秦儒、墨、道、法四家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实现良法善治的不同治理方式。自秦以降，历代统治者在吸收先秦诸子思想的基础上，阐发对良法善治的追求。在良法善治的制度表达上，中国古代形成了体现传统伦理等级的立法创制，追求慎刑与恤刑的司法实践，重视社会教化与调处息讼的治理经验。古今对良法善治的追求有共通之处，在当代的法治实践中，应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精华，借鉴古代良法善治的经验与智慧，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新时期越南刑法的特点

越南是东盟重要的成员国之一,自古以来,其法律制度一直受到中国法律文化的影响,刑法更是如此。但由于国情的差异,越南现行刑法体现出强烈的民族性和区域性特点,形式上结构严谨、体例科学,内容上考虑全面、与时俱进。作为邻邦,越南刑事法律制度的某些方面值得我们借鉴,以促进我国的法制建设。     

转变与革新:论少年刑法的基本立场

少年刑法脱胎于传统刑法,而为刑事特别法的一种。它对传统刑法有着诸多革新之处,这种革新可以概括为以下五大立场性转变:从形式正义到实质正义、从社会防卫到儿童最大利益、从客观主义到主观主义、从报应刑论到教育刑论、从刑法一般化到刑法个别化。少年刑法的基本立场展现的是少年刑法的特别品质,这种特别品质往往表现为一种普通刑法的例外。但是,随着刑法的进化,这种例外往往呈现出走向一般,推广于传统刑法之中的趋势。     

道德的作用——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视角解读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历史悠久,内容广博,在世界法律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别于西方法律文化的显著特征即是"礼法结合",强调道德的教化作用。道德不仅在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深深影响着当今中国法律文化的发展。本文试从历史的角度分析道德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进而从理论上阐述道德在当代中国实行依法治国与建设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刑治主义特征

关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征,学界已有多种研究,但未能达成定论。本文从刑治主义出发,对传统法律文化进行探索。本文从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的法典的名称和性质、刑法典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刑罚在法典中的地位、刑法手段被广泛应用四方面对传统法律文化的刑治主义特征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进而从自然经济、宗法结构和专制主义出发分析这一特征的原因所在,最后文章论述了刑治主义特征对目前我国的法律体系的影响以及我们的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