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走向生活世界的教学

理性向生活世界回归是当代哲学的基本走向,它所倡导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的转变对教学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理性的转向在关系维度上表现为从实体性思维走向关系性思维,关系性思维的确立,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解决当代教学论研究中的一些难题,并树立科学的现代教学过程观.理性的转向在价值维度上表现为从工具理性逐步走向价值理性,价值理性的确立,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和评价师生关系,实现传统教学研究范式的转变.     

论行政法的工具理性

本文拟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角度,在对行政法的工具理性多方面分析的基础上,系统阐释工具理性的本质特征,从而得出现代公共行政倡导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结合的结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追寻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整合——对《刑法修正案（七）》的刑事政策分析

刑事政策分析是根据政策目的与刑法修正之间的关系,选择最优刑法修正模式的过程。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分析框架,《刑法修正案（七）》就是政策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交错的产物,它在规则上体现了政策的内容,在价值上融合了政策的理念,在实践中树立了政策的形象。而要在刑法修正中追寻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整合,则应处理好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并轨运作、犯罪要素与刑罚要素的合理配制、立法理念与立法技术的同步提升三个基本向度问题。     

论比较法学中的价值理性

作为目的的价值理性可以为作为手段的工具理性提供目的和前行的方向,而工具理性的越位所导致的价值理性的缺位现象的实质就是:原先作为手段的工具理性成了目的,原先作为目的存在的价值理性则成了原先作为手段的工具理性的手段.     

公共理性视域中的服务型政府构建

公共理性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基础。它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他们的理性目标是公共善,此乃政治正义观念对社会基本制度结构的要求所在,也是这些制度服务的目标和目的所在。在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过程中,如何平衡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如何实现公共理性的回归,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从公共理性的角度来看服务型政府的构建。     

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现实困境探析

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发展中所产生的诸如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被误读、理论基础面，瞄挑战、教育模式缺乏对大学生主体性的尊重，教育理念人性化不足、工具理性成主导思维等现实困境不容忽视。因此，必须澄清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夯实其理论基础，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尊重并发挥大学生的主体性，注重人文关怀，促进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交融。只有从这些方面采取积极对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才能走出现乒困境而健康发展。     

论自贸试验区法定资本制改革及其背后的理性

我国公司法上的法定资本制曾是世界上最严格的资本制度,该制度是理论与现实错位后的产物,在商事实践中的积极作用日渐式微并已高度形骸化。法定资本制的改革具有价值理性。同时,法定资本制的改革路径具有工具理性,这一改革路径摆脱了传统建构理性的路径依赖,借鉴了国内外制度改革的有益成果,走上了一条进化理性的改革新路。基于进化理性的制度改革,在规范路径上要遵从制度效力的软化机制、制度市场的竞争机制以及社会互动机制,在形式理性上要注意与现有立法体系的兼容。     

从“亲亲相隐”看刑事诉讼亲属作证豁免的法理价值

文章着重于社会学理论中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重新诠释了中国传统礼法文化中的"亲亲相隐"制度,并将传统观念引入当代的刑事诉讼框架,为亲属作证提供法理依据。结合我国法律文化实践,只有基于人性选择的制度建设才能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刑事诉讼理念的创新。     

科学与人文：发动机与方向盘

曹文彪在2004年8月3日的《光明日报》上撰文《科学与人文：发动机与方向盘》认为，作为价值理性的人文文化对于作为工具理性的科学文化具有引导、制约甚至是控驭的作用。原因是：1．科学自身的职责只在于也只应该在于求真，并且在求真的过程中不可能同时兼顾求善与求美的。用爱因斯坦的话说，科学只能断言“是什么”、而不能断言“应当是什么”，     

权力规范学术的思想史实践——从“焚书令”看意识形态对知识形态的区分与控制

“焚书令”字里行间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精密的专制主义知识分类体系。在它所包括的政治法律、历史典籍、人文价值和实用技术这四种知识中,前三种皆属于意识形态知识范畴,也可以视为广义的价值知识。这说明,“焚书令”所依托的是一个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都同样发达的意识形态秩序。正因为价值理性发达,所以它能对区分各种价值知识制定出明确的判断标准;正因为工具理性发达,所以它能对控制各种价值知识制定出严格的操作规则。     

法律论证中的逻辑理性

法律论证中的逻辑理性,是指追问以及追求法律的逻辑性或法律在逻辑上的合理性。逻辑理性在法律论证中有重要的作用,它既可以为法律思维提供基本的思维框架和模式,具有建构性功能;也可以为法律论证提供公正的平台。但是,逻辑理性在法律论证中也有一些局限性,这说明在法律论证中,只有逻辑理性是不够的：还需要实践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补充。它们三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的关系体现了合理与合法的关系,其有机统一对构建以法治为基础的和谐社会有积极的意义。     

司法改革方法论的反思性整合——一个实践理性的视角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司法改革的推进需要在实践理性的指导下,通过新的方法论体系来予以重新解读和把握。当下司法改革的方法论面临价值理性缺失、工具理性误区和理论范式失衡的现实困境,需要在问题导向的基础上,借鉴和利用多种社会科学方法,透过多种视角探讨如何认识改革、如何推进改革、如何评价改革,在实践建构中实现方法体系的反思性整合。以"制度化的社会回应型司法"为基本目标,协调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统合国家治理的实践逻辑与法治的价值逻辑,统筹推进司法制度的改革和构建。     

犯罪客体: 曲解、质疑与理性解读———兼论正当事由的体系性定位简

通说将犯罪客体与民事、经济、行政等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严格区分,并将之限定为刑法分则规定的社会关系的整体,是不可取的。否定犯罪客体在犯罪认定中的作用,缺乏说服力。以法益等替代犯罪客体中的社会关系,并不可取。犯罪客体具有事实判断与价值评价双重功能。法律关系是犯罪客体的重要内容。正当事由符合特定法律关系,没有侵犯犯罪客体,不能认定为犯罪。     

论诉讼法的效率功能

公正与效率是诉讼法的两大基本价值目标。提高司法效率是诉讼法的重要功能,这是由诉讼法 本身的特质所决定的,也是诉讼效率原则的基本要求;在我国,制约诉讼法之效率功能充分发挥 的因素主要是程序正义理念的缺失和诉讼法自身的不够科学、合理;要充分发挥诉讼法的效率功 能需要完备的外部条件及诉讼法自身的不断完善。     

法律论证的逻辑取向

法律论证作为一般论证的特定形式，法律论证应包括立法论证、司法论证等一切法律活动。同时，它作为一种说理的知识与技能，只有在所有法律活动中运用才具有整合法律的功能。以此为视角，法律论证的逻辑取向是非形式逻辑，关注思维的实质内容。特别是理由问题：理由的合成和逻辑联系、理由的可接受性、“形式理由”与“实体理由”的划分、理由的可能和论辩的和解等。法律需要逻辑，法律论证必须符合逻辑，倘若法律生命没有逻辑，则法律生命将不堪一击。     

论程序正义与现代法律文明——一种基于程序正义理念的法哲学思考

在现代法律文明之中,程序承载着对于法治、自由、人权等价值目标的功能意义;而程序正义作为一种法律理性价值在公共领域的应用,保障着公民的平等自由,同时也是公民诉讼权利实现的前提之一。在这种意义上,程序正义可以说是现代法律文明的理性价值之渊薮。     

司法理性之语义分析

司法理性的主要语义是指法官的理性，另一种语义是指司法制度的合理性。对司法理性的特征进行研究有助于对概念的进一步界定：目的性是司法理性的首要特征，确定性是司法理性的价值取向，实践性是司法理性的本质，保守性是司法理性的内在特征，论证性是司法理性的外在特征。     

论冷战后联合国人权保障机制

冷战后,国际人权保护成为国际社会广泛而深刻的议题,人权争议变得更加激烈,联合国人权保护作用和国际人权干预能力遭到质疑。联合国人权保障机制面临着诸多难题,其原因主要是体制的非平衡性、天然的妥协性、价值的工具化倾向。     

再审事由的深度透析

再审事由在外观上包含程序性、实体性再审事由和其他再审事由，在内核上包含无效之诉和回复原状之诉的再审事由，内核上的这种事由归类只依据原审误判有无因果关系，但又从不忽略程序性事由、实体性事由和其他再审事由。原审误判无因果关系的是无效之诉的再审事由，有因果关系的是回复原状之诉的再审事由。以往的解读已有不少的误读，现第200条删除了原第179条第2款中的前段——即“对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情形”，这就一方面因删除“对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情形）而明显忽视了程序性再审事由，另一方面因删除（对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情形”而明显忽视了要求因果关系要件的回复原状之诉的再审事由，从而也就淡化了无效之诉的再审事由和回复原状之诉的再审事由的区别，而这种内核性再审事由恰好又是最重要的再审事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