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程序性刑事证人证言规则的建构

文章从总体角度论述了建立程序性刑事证人证言规则的必要性及原则考虑,并对目前应建立的具体的程序性刑事证人证言规则的内容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以期为完善证据立法尽微薄之力。     

我国民事诉讼证人作证制度研究

与国外民事诉讼法律制度相比,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证人证言这一证据形式规定得极为简略粗疏。为了恢复证人证言在民事诉讼中的重要证据地位,杜绝虚假证言,应当对目前证人询问规则加以所谓"科学化"、"规范化"的整体改造。我们必须借鉴英美法系国家成熟的"交叉询问",建立证人询问程序和证明力判断标准,充分激励代理律师,加强对证人的询问,努力向法庭展示案件事实,推进我国民事诉讼的庭审改革。     

证人证言真实性的保障制度

从本质上说,证人证言真实性的保障制度属于民事诉讼法领域。诚实信用原则以及社会实践需要确立、完善证人证言真实性的保障制度,而证人证言真实性的保障制度的确立与完善有助于诉讼公正、效益价值的实现、证人制度的完善。为了实现公正、提高效益、遏制伪证,我国应确立证人宣誓制度,引入和改造交叉询问制度,完善证人伪证处罚制度。     

论民事证据的认定及自由裁量权

证据制度是民事诉讼的核心。文章探讨了证人证言和鉴定结论这两种证据的具体认定规则;进而通过分析认为,相对于"主观真实"和"客观真实"而言,"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有其积极的价值,但也容易导致打着"自由裁量"和"自由心证"的幌子行擅断和鱼肉百姓之实,以致影响法律的尊严,破坏法制的统一。文章对证人证言和鉴定结论证据的认定以及法官在证据认定中的自由裁量权均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建议。     

刑事诉讼中证人的拒绝证言权

拒绝证言权是指证人在司法机关要求其提供证言时基于法定的事由而得以拒绝的权利。各国刑事诉讼中多有此项证人权利的规定。大陆法系国家规定的拒绝证言权的对象和范围相对英美法系国家宽泛。立法者承认证人有拒绝证言的权利 ,是在实体真实与正当程序间价值权衡的结果 ,在逻辑上和学理上是沉默权延伸的必然结果。因此 ,拒绝证言权不仅仅是证据法上的一项抗辩权 ,更应属于基本的人权范畴。拒绝作证权在我国有实行的必要 ,应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证人拒绝作证权制度 ,包括拒绝自陷其罪权、亲属之间拒绝证言权和职业、公务上的拒绝证言权。     

实践困境下的过渡和妥协——论我国规范性书面证言制度的构建

证人证言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所规定的法定证据种类之一,在我国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书面证言大量存在,而法官对其效力的认定并没有严格依照法律规定进行.目前我国对于书面证人证言的规定存在很大问题,而对其进行完善的理想路径并非短期内可以实现.为此,构建规范性书面证言制度作为一个过渡手段是非常必要的.     

质证权语境下证人证言可信性审查研究

通过证人证言认定案件事实,需要经过证据准入和评估两个阶段,主要围绕证人证言的可信性审查展开。司法实践中,证人证言可信性的质证存在证人不出庭、质证能力低、质证运行差、质证后不评价和忽略非语言行为等问题,导致证人证言可信性审查不足,庭审质证虚化,案件事实认定不准确。应从“证言三角形理论”分析证人证言的形成机制,明确证人证言可信性的内核,进而确立证人证言审查重点,即证人证言的法律可信性、逻辑可信性和补足可信性,并设置“三步走”可信性审查模式,以弥补现有证言可信性审查的不足,提升案件事实认定的准确率,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体制改革。     

论对抗有组织犯罪之秘密证人保护——以德国法为视角

有组织犯罪的＂组织性＂特征对刑事追诉机关的调查活动带来极大困难。除非赋予警方运用特殊侦查手段的权力,如监听、运用线人或卧底警察,并制定秘密证人的审理程序,或者为证人提供切实有效的保护,以鼓励和保障普通证人、卧底警察或线人可以顺利出庭作证,否则难以对有组织犯罪予以必要的追诉和审判。就秘密证人于审判程序中的审理方式与保护措施而言,德国是目前立法及实务运作上发展较为成熟的国家,其秘密证人制度的规定与运作方式可为我国对抗有组织犯罪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参考。     

我国刑事诉讼专家证人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基于新《刑事诉讼法》第192条

在英美法系国家,专家证人制度有着不同的解释与特征。专家证人制度的内容包括专家证人主体制度、专家证言的质证和专家证言的采信。在我国,以新《刑事诉讼法》第192条为基础,构建和完善刑事诉讼专家证人制度必须厘清以下问题:专家证人的性质、专家证人的资格条件、专家证人的选任程序、专家证人的权利义务、专家证人意见的开示和专家证人意见的采信标准。     

论证人证言的审查判断

证人证言,在刑事诉讼中运用非常广泛,对查明案件真实情况具有重要意义。如何正确运用证人证言?其关键是查证核实,即以实为证,不以众为证。这是因为证人提供的证言,有真实的,也有虚假的。那么,应从哪些方面进行查证核实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弄清证人证言的特征。证言是人提供的,人是有思维的,所以,证人的证言往往受到主客观条件的影响。因此,在审查判断证人证言时,要注意审查证人及其影响证言真实程度的诸因素。一、审查提供证言的人是否能充当证人     

后疫情时代下优化营商环境的法治保障与创新——以湖北省为例

后疫情时代下,优化营商环境改革面临着巨大考验,而法治化是保障其得以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推动和扩大改革开放力度,是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基本要义。湖北作为中部强省,应积极营造独具地方特色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为优化营商环境持续赋能。推进优化营商环境法治化改革,必须全面清理相关规范性文件,持续推进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与"流程再造",强化多元化政企沟通与纠纷解决机制,打造一套科学合理的法治评估体系,为疫后重振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认知询问技术在中国警务工作中的应用展望

证人询问既是获取真实、准确和完整证言的基本途径,也是证言极易被污染的关键环节。证人询问的程序和方法直接影响证人证言的质量和可靠性。①作为一套专门针对证人询问的技术——认知询问技术,简称CI,已在国外警务部门广为使用,且效果显著。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警务工作者证人询问技术水平,有必要将该项技术引入我国。文章从认知询问技术的产生与发展,认知询问技术的有效性实证研究以及认知询问技术实际应用的相关问题等方面做了全面综述,为该项询问技术引入我国奠定良好的基础。     

法治中国之路:从国家到社会

"法治中国"的正式提出使得我国法治改革不再停留在国家和政府层面,而拓展到社会之中,提倡建设"法治社会"。"法治社会"建设将法治改革落位到社会层面,使得社会个体获得应有的尊重,这是一种法治的回归。单靠自上而下的模式已经难以实现法治中国,因此需要借助一种批判竞争式民主的理念改革——协商性民主,从而建立一种基于平等、公开的博弈平台,实现公民真正的当家作主,推行属于广大民众的法治社会,并在"法治中国"的建设中得以贯彻。     

职场性骚扰案件的证据问题

职场性骚扰案件中,直接证据固然重要,但此类案件的特点决定了原告取得的往往是间接证据。法官应综合运用间接证据,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对案件作出整体判断。同时,中国应修改证据规则,规定对证人拒不出庭作证采取强制措施,并应降低此类案件的证明标准,以应对原告举证难的困境。     

信息网络化背景下统一战线工作创新探索

当前的统战工作,正处在信息网络时代发展的大背景下。为此,我们要矫正误区,创新工作理念,树立"网络大统战"意识,实现一系列具体工作观念的创新。要从创建新组织形式,更新相关制度;规范统战系统信息网络的有序发展;调整和创新统战系统门户网站;综合利用多种信息网络媒介方式和引进培养信息网络建设人才等方面实现实践的创新。     

法律基础课教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法律基础课教学的核心任务是培养大学生法律意识.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和中国加入WTO,法律基础课教学诸多方面的问题与不足逐渐显现,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与对策,是法律基础课教学实践与改革的需要.     

论我国特殊的普通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的现状与前景

特殊的普通合伙制无疑是近十年来我国立法在专业服务机构组织形式上的一大创举。特殊的普通合伙制律师事务所优势在于专业化、规模化、国际化。特殊的普通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小众化的主要原因是设立条件较高、关于法律责任承担存在错误认识等。解决之道是:建立"直索责任"规则;改良律师事务所年检制度;完善法规,政策支持。如此,特殊的普通合伙制中国律师事务所则必有光明的未来。     

刑事普通程序简化审理浅谈

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简易程序,使得普通程序得以简化审理,其在实现刑事程序效率价值和公正目标,推进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等方面有着积极的意义,但却与人权保障存在一定的冲突。在建立刑事普通程序简化审制度的同时,迫切需要建立庭前证据开示制度,以便较好地解决复杂案件庭审举证质证中存在的问题。     

最高额保证合同问题论析

最高额保证合同常见于银行贷款关系中,由于最高额保证合同不同于普通保证合同,该类合同在保证期问、债务额的确定及当事人权利义务上均有很大的特殊性,要正确处理该类贷款担保的法律事务,必须对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相关法律概念加以正确的理解,明确其与普通保证合同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