扑朔迷离的阿富汗局势

旷日持久的阿富汗内战、党派林立的政局、频繁变幻的同盟重组，使原本复杂的阿富汗局势更加扑朔迷离，本文试图沿着历史的线索，介绍阿富汗问题的由来及各派别的力量、背景和相互之间的关系。民族众多，内忧外患阿富汗是一个民族众多、经济落后的内陆国家。全国约有１９００万人，分为三个种族九个民族。主要种族有：（１）高加索人种，包括普什图人、塔吉克人、俾路支人和努里斯坦人；（２）蒙古人种，包括哈扎拉人、阿迈克人、土库曼人、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人；（３）布拉灰人种，古达罗毗茶人的后裔。在阿富汗总人口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普什…     

复合身份政治:西亚大国参与阿富汗安全事务的三重维度

“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西亚伊斯兰大国土耳其、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简称“沙特”)形成了复合身份。教派争端导致三国在西亚地区的战略博弈阵营化;阿富汗弱政府、强社会的权力结构使三国的战略博弈代理人化。作者提出“复合身份政治”概念,认为土耳其、伊朗和沙特以三重身份参与阿富汗安全事务。从族群和教派身份看,土耳其与阿富汗北部乌兹别克人和土库曼人等突厥语族群形成特殊关系;伊朗与中部哈扎拉人和塔吉克人形成特殊关系;沙特与南部普什图人形成特殊关系。从区域身份看,土耳其借助突厥语国家委员会,伊朗借助经济合作组织,沙特借助伊斯兰反恐联盟,三国在“向东看”过程中分别将阿富汗纳入各自主导的多边机制,形成了制度均势。从全球身份看,土耳其以北约的名义参与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伊朗加入上海合作组织,沙特利用伊斯兰合作组织,三国与世界大国形成了议题联系。复合身份政治使土耳其、伊朗和沙特构筑相互交错的次体系,稀释了世界大国主导的阿富汗问题安全倡议,阿富汗安全格局由“多极”走向“多中心”。     

试析阿富汗民族国家建构的阶段和特征

阿富汗的民族国家建构从11世纪开始,可以分为5个历史阶段:中古(阿富汗统一国家基础的形成)、近代(阿富汗国家的形成及其早期发展)、现代(阿富汗的独立及民族国家的初步形成)、当代(阿富汗民族国家在曲折中发展)和1978年"四月革命"以后(阿富汗民族国家走向解构).这里面有4个问题值得注意:阿富汗作为欧亚弧型地带多民族国家进行民族国家建构典型之一的意义;第三世界弱小国家的安全保障和中立问题;君主制在第三世界现代化中的作用;阿富汗与伊斯兰世界的密切联系.     

巴基斯坦国内恐怖主义势力的演变、特点及影响分析

"9·11"事件后,美国迅速推翻了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大量阿富汗塔利班(后文简称"阿塔")成员逃往巴基斯坦,重建了阿塔组织。另外,巴基斯坦本土仍有四大恐怖主义势力:伊斯兰教派恐怖主义势力、巴基斯坦塔利班(后文简称"巴塔")、反印度恐怖主义势力和民族分裂恐怖主义势力。这五大恐怖主义势力使巴基斯坦深陷恐怖主义漩涡。加之,它们在指导思想、政治目标、组织稳定性上存在差异,致使巴国内恐怖主义问题更加复杂。这不仅威胁巴基斯坦自身及与邻国关系的发展,而且威胁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乃至南亚地区的安全。     

阿富汗内战为何久拖不停

道虽相同,亦难为谋阿富汗是一个民族复杂、经济落后的内陆国家。全国约有1900万人,但却分为3个种族共9个民族。主要种族有高加索人种,包括普什图人、塔吉克人、俾路支人和努里斯坦人;蒙古人种包括哈扎拉人、阿迈克人、土库曼人、乌兹别克人和吉尔吉斯人;布拉灰人种是古达罗毗荼人的后裔。在阿富汗总人     

阿卜杜·拉赫曼、伊斯兰教与阿富汗国家的形成

阿卜杜·拉赫曼是阿富汗近代史上最有远见卓识的领袖人物之一,在长达21年中,他不仅以军事手段削平了地方割据势力,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中央与地方管理体系,尤为重要的是,他试图以伊斯兰教构建政治合法性和国家认同,以超越因地域、民族、部落等因素造成的分裂。正是在阿卜杜·拉赫曼统治时期,阿富汗作为现代民族国家才渐具雏形。     

阿富汗局势新发展及影响

阿富汗历时近半年的总统选举已尘埃落定。阿虽然实现了重建以来首次权力移交,但当前其国家政治权力架构尚十分脆弱,族群矛盾依然尖锐;经济发展面临根本性挑战,亟待增强自身造血功能;安全形势并未出现向好转圜,阿塔仍将发动较大规模的试探性进攻行动。阿未来发展取决于其政治、经济和安全三重过渡。美国再度调整对阿政策,在推进撤军计划的同时,积极谋划在阿战略布局,仍试图主导阿未来过渡进程。地区国家对阿影响力上升,阿前途命运将越来越多地与地区国家紧密结合。     

阿富汗君主制的历史演进与终结探析

阿富汗杜兰尼王朝正式建立了君主制度。该制度在自身的民族、宗教、地域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共同影响下经历了相对的统一与分裂往复循环的历史轨迹。在此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封建君主。他们力图巩固君主权威构建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然而君主制发展受到了许多根深蒂固的因素的掣肘。这套实施200多年的制度终于在1973年被达乌德策划的军事政变所终结。阿富汗君主制发展历程始终与其自身具有的地缘政治、外部势力干预、部族社会的传统以及民族构建因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些因素依然影响着现今的阿富汗及其新阿富汗国家的重建。以阿富汗历史上的君主制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能够为(解决/了解)当下阿富汗问题提供更加开阔的视野和有益的借鉴。     

新南非与津巴布韦的民族问题及民族政策的比较

内容提要南非和津巴布韦两国的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既有相同点,也存在较大差异。两国除历史条件等相同外,其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的不同点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由于外部势力的干预程度不同导致政策制定过程不同;内部势力的分化与整合差异表明政策制定的国内政治环境差异;两国对白人种族主义政权遗产处理方式不同;族际分野与政治分化的敏感性使两国面临的政局和政策导致的政治后果差异。概言之,民族问题处理得当与否对政治稳定起着极重要的作用。虽然民族问题的重要性在下降,但激进的民族政策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津巴布韦的教训为其他国家提出了警示。     

阿富汗民族矛盾及其对阿政治重建进程的影响

自2001年末阿富汗临时政府成立,至2016年1月11日首轮阿富汗问题四方对话会议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这期间,尽管阿富汗和平重建进程在曲折中缓慢推进,社会民生也有所改善,但它与实现民族和解的目标仍相去甚远.究其原因,一是阿民族结构复杂、民族矛盾根深蒂固且难以调和,二是受到阿富汗地处亚洲“十字路口”这一特殊地缘政治及外部势力介入等因素的左右.本文拟从阿富汗民族构成人手,通过归纳、总结阿民族矛盾产生和难以调和的因素,阐述和分析阿民族矛盾在其和平重建进程中的不利影响.     

南亚民族问题的类型、成因及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长期以来,民族问题、教派冲突等困扰着南亚国家发展。依民族问题类型来看,南亚民族问题主要可划分为教派冲突型、民族分离型、移民型、跨界民族型。南亚民族问题"痼疾"难除与宗教历史因素、主导型民族政策失当、经济发展失衡、外部势力的影响等密切相关。南亚毗邻中国西部,其民族和教派冲突直接影响我国国家安全。首先,民族、宗教矛盾所引发的南亚国家力量对抗,必然会恶化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其次,南亚民族问题的"外溢"将影响我国西部边境地区的稳定。最后,部分外部势力还希冀利用南亚民族问题延缓、平衡中国崛起。     

论美国“多族化”与族群政治的互动

美国的"多族化"是指美利坚民族内部形成了多个族类群体,并时常伴有族群中心主义或族群民族主义等族群性构建和复苏的现象。进入20世纪下半叶以后,随着族源多样性移民的空前增加和"聚众成族"现象的日益普遍,美国"多族化"现象空前扩展、"多族化"诉求日益高涨,造就了美国族群政治的新特征与新趋势。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萌芽、兴起的多元主义族群政治,初衷是为了回应日益增长的"多族化"权利诉求、调控"多族化"问题,但是在现实中却与美国的"多族化"交互结合,加剧了美国"多族化"现象的广泛化和固化,对美国的国族认同和国家整合产生了始料未及的影响和后果。基于美国"多族化"带来的种种困扰和隐忧,从理论和政策两个维度关注美国族群政治的得失和走向,有益于民族国家,尤其是多族群发展中国家理性创建和正确选择符合"本土化"的族际政治整合模式,有效调控和治理"多族化"问题,实现民族国家的国族整合。     

阿富汗重建进程及前景

“9·11”后,阿富汗重建进程基本按波恩协议规定的方向顺利进行,阿因而基本具备了常态国家的外在形式。在外部力量介入下,阿富汗政治重建远远领先于经济恢复步伐,政治与经济脱节问题日益暴露无遗。阿富汗政府正面临安全形势恶化、军阀势力抬头、毒品经济和贫困、腐败等系列挑战,阿过分依赖美国的负面影响也逐步显现,其发展前景带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中国对阿富汗重建的外交参与

中国对阿富汗重建的外交参与大致经历了从低调走向不断深化的发展阶段。特别是2013年以来,伴随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接近尾声,伴随阿富汗形势的变化和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中地位的不断提高,新一代领导集体的阿富汗政策更加清晰,中国对阿富汗重建的外交参与的主动性和力度明显加大。美国和北约从阿富汗撤军,对阿富汗重建进程和地区安全形势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此背景下,如何应对阿富汗可能出现的动荡和混乱,如何妥善处理与涉及阿富汗问题各方的关系,如何帮助阿富汗实现真正的"阿人治阿"和"阿人所有",都是中国阿富汗外交面临的重大课题。     

从地缘政治经济看大国与阿富汗内战

自古以来,阿富汗就是各民族迁徒、文化交融、贸易往来的枢纽地带.到了近代,阿富汗又成为英国与俄罗斯"两块磨石之间的一粒小麦".冷战时期,阿富汗再次成为美苏争霸的前沿阵地.抗苏战争胜利以后,阿富汗转入长期内战,喀布尔数度易手.今日塔利班虽处于优势,但要使阿富汗停息内战,真正开始和平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塔利班的优势是否能长期维持,也值得怀疑.纵观阿富汗历史,战乱不息、动乱迭起,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阿富汗所处的战略地位特别重要,经常受到外部政治、经济、军事势力的强烈冲击.     

族性视野中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问题比较研究——基于尼日利亚与印度尼西亚民族国家建构的经验观察

族性是影响多民族国家安全及其族际政治走向的关键变量。它既能促进族际政治整合、维护国家安全、有助于民族国家建构,也能导致族际政治冲突、危及国家安全、阻碍民族国家建构。以"族性"为分析视角,通过对尼日利亚与印度尼西亚民族国家建构历程的梳理及其族际政治问题的比较,其共性特征包括:族际政治问题的分析单位是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问题虽然发生在现实中的多民族国家,却往往带有深刻的历史根源;政治与文化边界的重叠是族际政治问题产生的逻辑起点;国内不同民族群体无法得到平等公正对待是导致族际政治问题的核心因素;军事专政和腐败会增加族际政治问题的风险和国家安全的不确定性。解决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问题、确保国家安全的关键在于如何让一个在历史上和观念中都不曾存在的国家民族能够超越族性分界而被成功建构。结合两国国情提出应对策略:寻找重叠共识,建构文化多元、政治一体的国族共同体;借鉴差异政治和差别公民权利思想,探寻积极回应不同民族群体正当利益诉求、实现各族人民成果共享、利益均沾的政治制度、体制和机制;消除军人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惩治腐败;探索包容促进多语言、多宗教和谐相处的民族政策。     

阿富汗形势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美国大幅撤军后,阿富汗进入国家转型新阶段,安全、经济和政治领域均面临严峻挑战。阿富汗安全形势趋紧,经济发展陷入衰退,政治内耗严重及和解进程难以取得突破,对地区稳定产生深刻影响。美国鉴于阿富汗形势恶化及反恐作用上升,自去年以来放缓了撤军步伐。美国已为在阿富汗长期驻军做好准备,仍将继续主导阿富汗事务。中国积极支持阿富汗经济重建与政治和解,"一带一路"倡议亦与阿富汗国家发展战略高度契合。阿富汗希借助中国的"一带一路"助推其实现可持续发展,但面临区域内外诸多挑战。     

观念、象征与制度：卢旺达族群整合的多维分析

世界多族群国家必然面临族群整合的政治选择,都尝试将国内多元族群聚合,以期实现民族团结,建构民族国家的一体化。囿于复杂的历史与现实环境,各国采取了不同的政治举措,形成了差异化的整合方式。其中,卢旺达族群整合的理念和实践富有特色及独特的研究价值。卢旺达的族群整合紧紧围绕1994年种族灭绝事件而打造,以杜绝再次发生种族灭绝为指归。该国政府采取的具体实施策略具有多维特点：在观念层面,以“民族团结与和解”重建价值观,以“浪漫化与批判性”重建历史观;在象征层面,用整体的公民身份取代分裂的族裔身份,重塑国家符号,强化苦难的集体记忆与纪念仪式;在制度层面,建立“民族团结与和解委员会”等强力机构,制定系列法律打击一切与种族灭绝相关之行为,立足传统挖掘内生机制保障族群整合的运行。经过近30年的整合努力,如今卢旺达的政局和安全局势相对稳定,经济也取得长足发展,政策成效得到民众较一致的认可。在未来的工作中,卢旺达政府仍需进一步引导人民摆脱种族灭绝的阴影和身份政治的桎梏,实现最大程度的公平与正义。     

以色列少数群体政策安全化问题评析

以色列是一个典型的将少数族群问题安全化的国家。建国后，以色列少数群体政策的历史演进以重大事件为标志，大致经历了军事管控政策的实施、军事管控政策的废止至《奥斯陆协议》签订前、《奥斯陆协议》的签订与实施、《犹太民族国家法》颁布至当前4个阶段。由于极为特殊的建国经历及其所处的地缘环境，以色列的少数群体政策自始至终都渗透着一种强烈的国家安全取向，维护犹太国家安全与统一利益成为主导以色列族群政策与立法演进的内在价值逻辑。从现实效果来看，虽然以色列的以国家安全为价值取向的族群政策，有力地捍卫了其“犹太民族国家”属性，确保了国家的整体安全，但基于犹太民族自身利益的绝对安全观，也使其面临着国内族群矛盾尖锐、国家凝聚力削弱、周边关系不睦甚至恶化的威胁与挑战。奉行和合共生的政策理念与重塑包容、合作的安全机制，是破解以色列少数族群问题安全化问题之路。     

阿富汗问题与上海合作组织

阿富汗问题是影响欧亚大陆国际战略以及地区安全格局的一个焦点问题,也始终是上海合作组织客观上难以回避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近年来,美国奥巴马政府的阿富汗战略展开重大调整,但阿富汗局势及其对中亚安全形势的影响再趋严峻,上海合作组织对阿富汗问题的政策和作为也日益凸显出其重要性和迫切性。上海合作组织必须推出与时俱进的阿富汗问题新战略。上海合作组织在阿富汗问题上的政策取向主要从改善安全环境、推进政治和解、参与经济和社会重建、加强国际合作四方面入手。在阿富汗问题上上海合作组织可以有所作为,但要恰当定位,把握好度,循序渐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