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盖卡卡法庭与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及其在国际人权保护中的作用

1994年 ,卢旺达有 80万～ 1 0 0万人丧命于旨在灭绝图西族的部族大屠杀中。冲突之后 ,约有 1 0 6万人面临种族灭绝的指控 ,但审判系统却因大屠杀而被严重削弱。国际社会和卢旺达政府一致认为 :重建司法体系和保护人权是卢国家重建的重要条件。联合国成立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审理卢境内的种族灭绝和严重违反人道主义的罪行。为了弥补传统司法程序在处理这一人数众多案件中的不足 ,卢旺达启用了盖卡卡法庭。卢国际刑事法庭与盖卡卡法庭在人权的国际保护中做出了很大贡献 ,却也还存在一些缺陷     

试析德国对卢旺达的发展援助

发展援助是德国外交政策的一极,既是推动和实现德国对非洲外交目标的重要工具,也强烈地塑造了德国的对非洲政策。作为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卢旺达在德国对非洲发展援助中占据了特殊的位置。20世纪60年代以来,德国对卢旺达发展援助主要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目前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德国主要通过财政援助和技术援助促进卢旺达在医疗卫生、种族和解、政治发展以及经济改革等领域的建设。德国对卢旺达的援助,既有其显著的特点和优势,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中、德两国对卢旺达的援助存在很大差异。     

教会政治与卢旺达大屠杀

在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中,卢旺达基督教教会深深地卷入了这场血腥暴行。教堂成为主要的杀戮场之一,许多教会的神职人员甚至直接参与了对图西人的屠杀。教会之所以支持大屠杀,原因在于从历史上看教会就与国家政权保持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且种族歧视和斗争就存在于教会内部。此外,在内战和民主运动兴起的这样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就像政府官员企图利用大屠杀作为保持权力的手段一样,教会也利用大屠杀作为打击竞争对手、应对内部民主化挑战的重要手段。卢旺达大屠杀的实例说明,推进教会民主化的斗争已经成为非洲大陆政治改革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非洲大湖地区族群政治探源

非洲大湖地区不但具有族群政治的显著特征，而且有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非洲大湖地区在历史上发展出相对成熟的王权体系，素有官方“修史”和群体分类实践的传统，具体体现于内容丰富的口述传统。但当地社会群体并没有卡斯特体系中那种严重的排他性，且群体成员的身份认同呈现出明显的流动性。19世纪下半叶，西方探险家和传教士进入非洲大湖地区，对该地区诸王国和社会的认知构成了一种以“原住民主义”为本质特征的殖民话语，并对后续的殖民统治政策产生重要影响，进而重塑了非洲大湖地区原有的群体分类实践和历史进程。面对殖民主义，绝大多数非洲统治精英决心维护主权和独立，但具体应对策略不尽相同，既有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又有各自的政治调适方式。19世纪末至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族群政治化，非洲大湖地区族群政治最终形成。族群政治未必注定会导致族群冲突，但无疑给独立后非洲大湖地区国家在处理族群关系和制定族群政策上带来巨大挑战。族群政治是20世纪90年代非洲大湖地区爆发大规模族群冲突的背景，也是今天刚果（金）东部地区冲突的根源之一。只有把族群政治纳入合理的现代政治框架下，非洲大湖地区实现政治稳定和自主发展才有可能。     

卢旺达的盖卡卡传统法庭

盖卡卡法庭与高高在上的常规法庭不同,它是最大程度地涉及大屠杀的受害者和罪犯双方的,再也没有比盖卡卡法庭更好的愈合大屠杀伤口的办法了。——卢旺达司法部总秘书约翰斯敦.巴斯尼吉①在反思和总结1994年百万人被大屠杀事件的历史教训时,卢旺达政府认为,1994年以前,卢旺达政治最明显的特征是宗派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盛行,这使得30多年中屡次发生屠杀无辜民众事件。由于没有惩治罪犯,“不受惩罚性的文化”观念更是畅行无阻,成为最严重的社会政治隐患②。有鉴于此,1994年7月19日建立的民族团结政府将清除“不受惩罚性文化”作为重要任务,提出…     

与宿敌为友：国家间和解的政治经济学

和解是国家间关系中一种典型的、然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国家间互动形式。与和平不同,和解是发生在那些有严重历史恩怨的“宿敌”或“世仇”国家之间,它不单单是物质层面上的冲突解决,更涉及民族心理和精神创伤的愈合,是一个从冷和平走向暖和平、从不稳定和平走向稳固和平的长期过程。目前,学术界既有的关于国家间和解的研究描述多于诠释、案例多于理论,存在着忽视和解的阶段性特征、割裂政治与经济的关联性逻辑等缺陷。国家间和解的发生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行为,它或是等级制作用的结果,或是在面临较为强烈的安全关切下,国家在维护国内政治合法性与国家安全之间作出的一种平衡。国家间和解的巩固与深化本质是一个将和平制度化的过程,它涉及三个密不可分、又相互递进的机制：从承认(对历史事实的再确认)到补偿(对非正义的弥补和纠正),再到融合(多层次的社会融合与交流机制),是在内力与外力、政治与经济等多重复杂因素互动作用下的结果。国家间和解的实现会带来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能够显著地改变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生态,又能够获得超越双边关系的意义,不仅有助于推动国家与地区和平的深化,而且也是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力量。     

论美国“多族化”与族群政治的互动

美国的"多族化"是指美利坚民族内部形成了多个族类群体,并时常伴有族群中心主义或族群民族主义等族群性构建和复苏的现象。进入20世纪下半叶以后,随着族源多样性移民的空前增加和"聚众成族"现象的日益普遍,美国"多族化"现象空前扩展、"多族化"诉求日益高涨,造就了美国族群政治的新特征与新趋势。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萌芽、兴起的多元主义族群政治,初衷是为了回应日益增长的"多族化"权利诉求、调控"多族化"问题,但是在现实中却与美国的"多族化"交互结合,加剧了美国"多族化"现象的广泛化和固化,对美国的国族认同和国家整合产生了始料未及的影响和后果。基于美国"多族化"带来的种种困扰和隐忧,从理论和政策两个维度关注美国族群政治的得失和走向,有益于民族国家,尤其是多族群发展中国家理性创建和正确选择符合"本土化"的族际政治整合模式,有效调控和治理"多族化"问题,实现民族国家的国族整合。     

印度族群冲突成因的两条解释路径及其局限性分析

在解释印度族群冲突成因方面,既有的解释可被归类为两条路径,即政治解释路径与非政治解释路径。在政治解释路径中,既有解释主要包括精英动员论、身份建构论、政治制度和国家政策论;非政治解释路径主要从公民社会交往程度、全球化与经济竞争、人口迁移、身份差异、国际因素、现代性与反现代性出发分析印度族群冲突。印度族群冲突成因复杂,两条既定解释路径的不足是:强调单一解释因素;没有说明因果机制;缺少一个宏观的解释框架以说明各种类型的族群冲突成因;没有提出一个印度政府应对冲突的治理模式。     

卢旺达悲剧的回顾与反思

卢旺达悲剧发生的根源:由来已久的部族矛盾,难以调和的派别斗争,激化矛盾的“民主化”运动和卢国内的人口爆炸与经济困难。 联合国和非统组织对卢旺达危机的人道主义干预行动,国际舆论对之评价不高,原因是干预行动的效果不佳。 卢旺达内战目前暂告平息,但要实现国家的和平与稳定,还需相当长时期的努力。卢旺达新政府面临的考验有:难民问题,前政府军的威胁,重建国家的任务。 部族矛盾已成为影响非洲政局稳定的一大因素,但要解决非洲各国的部族矛盾,就需要有一批不谋私利的领袖,在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民族整体素质的基础上,找到适合国情的解决办法。     

和解外交:超越历史的欧洲一体化

综观欧洲50年一体化发展历程,和解和合作构成了欧洲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基本前提.欧洲和解是欧洲国家超越历史的选择,是欧洲一体化的基石.本文从欧洲和解的基本历史条件出发,确定欧洲和解的历史动因,在此基础上阐述欧洲和解的诸层面.鉴于德国问题是欧洲问题这一历史认知,本文在阐述欧洲和解时将视角放在德国在西部面对法国、在东部面对波兰的和解.德法和解和德波和解构成了欧洲和解的核心层面,这也反映在欧洲国家外交指导思想及其外交行为上.解读欧洲和解和欧洲合作的互动关系和成因,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欧洲政治和经济一体化的软实力背景.     

泰国政治持续动荡的结构性原因与发展前景简

本文从政治系统运作的“利益结构一权力结构一制度结构”关系视角，对泰国政治近年来持续动荡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影响政治和解的障碍主要有三：存量改革引发利益分歧，政治格局有待“再平衡”，宪政体制缺乏民主协商；并指出，中泰战略合作有助于泰国在“增量改革”过程中弥合社会裂痕，进而平稳有序的促成政治和解。     

大湖地区和平难遂人愿——刚果(金)和平进程透视

《卢萨卡停火协议》虽已签署近一年，但由于各方无意执行协议，刚果(金)内战格局依旧。刚果(金)危机的解决存在三大顽症卡比拉与反政府武装势不两立；反政府武装誓以武力打天下；卡比拉与卢旺达和乌千达怨恨难解。停火协议的实施有四大难点联合国维和部队能起多大作用；胡图族民兵等组织的武装能否被解除；卢旺达是否执行停火协议；刚果(金)国内能否举行公开政治对话。刚果(金)和平进程变数未定，前景不容乐观。     

族群视角下的东南亚国家间关系与区域合作

东南亚地区的人口在族群构成方面体现出了极强的多样性。与此同时,族群冲突也是东南亚国家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并深刻地影响了该地区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和区域一体化的走向。文章梳理东南亚国家民族人口构成的整体情况,并对东南亚族群冲突进行分类。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族群冲突的外溢效应和族群政治竞争的外化直接导致了国家间互信的缺失和区域规范的选择性应用,这也进一步阻碍了区域身份认同的形成。     

ERM和RAM模型在缅甸族群冲突中的应用

针对预防冲突和种族灭绝事件,最有效的政策建议之一就是早期预警模型的使用。本文对两个广为人知的用于冲突和种族灭绝风险评估的模型进行了探究和应用,以检验缅甸边境警卫部队改编(BGF)政策对正在发生的国内族群冲突的影响。本文使用的两个模型     

印度联邦与那加民族间政治和解进程探析

位于印度东北边境的那加民族自印度独立以来,一直寻求建立自己单独的家园。这种对族群自身独立性的追求与印度联邦政府努力寻求建立统一的印度国家有着难解的矛盾与冲突。虽然从1993年起印度政府重开与那加各政治组织的谈判,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那联邦政府与那加人这间的矛盾,然而由于历史与实现的种种难以调和的因素,那加民族与印度联邦之间的最终和解仍具有相当的难度。     

族性动员及其消抑研究

族类群体的政治行动离不开政治动员的环节,族性动员普遍被视为现代政体中一种潜在的非整合性力量,其发生往往都以族性认同为内核或工具,再加上族群精英或族群政党进行有效的政治动员才得以实现。族性动员是一个族群围绕一定的族群认同(例如肤色、语言、风俗等)进行组织,以追求集体目标的过程。族性动员一旦发生,其对国家秩序、族群关系、经济发展及社会安定造成极大的破坏,由此引发的多米诺效应也许会延续更长的时间,往往造成国家政治秩序紊乱、族群社会行为失范、民众恐惧心理加剧,其后果往往远超过于此,溢出效应可波及邻国,导致地区安全危机,甚至国际安全危机。研究族性动员的理论与实践,有助于深刻洞察民族政治行动的发生、发展规律。族性动员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个行动系统。族性动员既有方向性,又有技术和路径支持。目前,国内对族性动员的理论研究不够深入,缺乏系统分析与建构。在实践层面上,群体性事件爆发的频率在加快,身处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大背景下,事件、运动及动员产生的模仿效应在增强。因此,对于民族国家及政府而言,不断寻求有效的整合与消抑策略,防范与管控失控的族性动员,将是任重而道远的过程。     

民族联邦制对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以苏联和南斯拉夫为例

苏联和南斯拉夫所实行的都是以民族为特征的联邦制。两国在运用民族联邦制实现多民族国家政治整合的过程中，没有正确把握联邦制的实质，最终导致国家解体。对这两个国家以建立民族联邦制来实现多民族国家政治整合的实践过程加以考察，对我国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图阿雷格人问题的缘起与发展

图阿雷格人问题是西、北非地区历史发展的产物。前殖民时期逐步得到确立的族群认同在殖民时代被强行“消解”，引发图阿雷格人的反抗。后殖民时代，图阿雷格人又被分割到不同非洲国家，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最终引发长达六十年的抗争与冲突。特别是21世纪以来，跨界族群权利诉求与恐怖主义合流的趋势更使图阿雷格人问题复杂化，并具有了国际性影响。当前，尽管在法国军事介入下该问题被压制下去，但问题的症结并未消除。未来，西、北非各国政府如何妥善回应图阿雷格人的政治诉求与经济主张，并将其有机整合到各自国家的发展进程中，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国家安全学视域下的人工智能安全研究：议题网络建构的初步尝试

国家安全学的创建为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提供了整合与成长的契机。人工智能技术并非基于安全目的而诞生，却因其核心功能可以与既有安全体系内的诸多环节建立深度链接，从而获得了内在的安全属性。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学存在深度耦合关系，国家安全学研究框架能够为人工智能安全议题网络的建构提供基础条件。人工智能本身蕴含的“双重时空意义”与国家安全学框架内特点各异的安全领域形成复杂互动，能够在学科框架中建立以“中心—外围”结构为基本特征的人工智能安全研究议题网络。国家安全研究的六个领域同时兼容人工智能的双重身份：在研究视角更加宏观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军事安全领域，人工智能将以系统性要素的身份创建广泛的新议题，并成为网络的中心节点；在安全内涵相对具体的网络安全、核安全与国土安全领域，人工智能则成为重要的赋能主体，塑造了网络的半中心区域。其余十个国家安全领域与人工智能的链接相对松散，人工智能分别以博弈客体、功能性要素和技术性要素的身份发挥次要作用，从而构成议题网络的外围区域。议题网络的创建有助于人工智能安全研究迈入学科化的发展轨道。     

德法和解历史对中日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借鉴与思考

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两个重要国家,处理好中日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对于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中日建立战略互惠关系初显曙光的时候,通过比较研究汲取德法和解的经验,将使我们获得有益的启迪。人们期待中日关系能借鉴法德在欧洲和解的智慧、创造出东亚地区中日和平与合作的奇迹。在战后以来六十多年的时间里,中日和平友好与法德和解在亚欧不同地缘政治环境中也出现了明显的发展差异。法德关系经历并超越了相互憎恨的历史,走向了真正和解。法德和解奠定了欧洲合作的基石,两者伙伴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则开创了从欧共体到欧盟的欧洲合作新局面。与德法和解带动欧洲国家整合的硕果相比,中日和平友好表现出了明显的滞后性和局限性。中日关系超越"战争历史"问题、国家地位身份认同问题、共同战略利益基础和政治互信问题等方面也都落后于法德和解的发展,法德和解取得了创建欧盟的硕果,中日则刚刚取得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共识。中日矛盾的深层症结就在于没有战略合作的共识和目标,从而导致双方缺乏政治互信和在战略上相互猜疑。法德和解的经验告诉我们,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必须构建中日战略合作的共识,在中日关系中制定并推行"和平、合作与共赢"的外交政策新理念。中日走出历史问题争论和民间对立情绪困境的出路在于中日政治家们是否有智慧搭建两国战略合作和战略互惠的目标与框架。中日需要开展面向未来的共同事业,推动地区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实现并深化两国关系的和解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