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下刑事速裁程序的思考

追求公正与效率是当今各国刑事诉讼制度设计的基本方向。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其目的是以推动庭审实质化来实现审判结果的公正。然而,"迟来的正义非正义",对于某些轻微刑事案件,按照庭审实质化要求办理必然会占用有限的司法资源,挤压其他案件办理的效率,最终影响公正的实现。因此,应当推进刑事案件的繁简分流,将刑事速裁程序定位为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的应有之义,大胆尝试并不断加以完善,从而保证公正与效率两大诉讼价值的实现。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下庭审实质化改革研究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核心在于实现庭审实质化。实现庭审实质化要求贯彻证据裁判原则、直接言词原则,法官客观中立、控辩平等对抗,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实现庭审实质化面临着观念、体制和制度上的障碍,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克服。实现庭审实质化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方共同参与,合力推进。     

以证据为中心 推进刑事案件庭审实质化

正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这必然要求强化庭审的作用,真正使庭审从形式化走向实质化,确保庭审在保护诉权、查明事实、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在刑事审判过程中,要实现这一目标,更要抓住证据这一核心要素,以"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为基点,对庭审实质化重新予以构建。     

废止劳动教养与构建轻微刑事案件侦审衔接机制研究

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契合了社会治理模式的法治化转型,但会增加轻微刑事案件诉讼化的成本。以此为契机,构建侦审衔接机制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在其具体运作层面,要建立侦查阶段的通报制度、审判阶段的审查制度以及执行阶段的联动制度。对适用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的案件的外部监督制约,主要是在保障检察机关对案件相关信息知悉权的基础上赋予其程序变更权予以实现。     

以认罪认罚制度为视角谈侦查阶段的证明标准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现案件的繁简分流,提高办理刑事案件的质量与效率,合理优化资源配置。但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是统一的证明标准,集中体现为侦查终结、移送起诉、有罪判决证明标准的一元化,违背了诉讼规律,加重侦查机关的证明责任,难以实现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目标。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应该在不同的诉讼阶段针对不同的证明对象适当降低证据收集及证明标准,才能真正提高诉讼效率。     

公安机关重大疑难案件侦查听取检察机关意见和建议的制度建构——基于W市Q区检察院审查批捕数据的实证分析

公安机关重大疑难案件侦查听取检察机关意见和建议制度是检察引导侦查的刑事司法制度。从实践中刑事案件审查逮捕环节看,该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法律依据不明、提前介入不及时、引导权责不清、检察机关内部衔接不畅、公安机关存在依赖心理等问题。为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强化检察监督权,加强对刑事案件侦查活动监督,从而提升检察机关在庭审环节的公诉应诉能力,建议对重大疑难案件公安机关听取检察机关意见和建议制度进行系统构架,明确制度启动的法定程序、适用的刑事案件类型,并将制度的实施主体设定为检察机关审查批捕和公诉两个部门,细化"意见"、"建议"内容,从而规范制度的实施方式。为了保障该制度的实施,建议设立驻派出所检察室、建立考核奖惩机制、将侦查行为纳入庭审评价体系。     

审判中心语境下的庭外调查核实权新探

由于刑事立法本身的粗疏性及配套制度建构的阙如,庭外调查核实在我国当下的司法实践中始终未能理清其与庭审调查之关系,存在着程序启动随意、核实手段泛化、调查效力既定等问题,因而备受理论的质疑和批判。立足于当前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现实语境,庭外调查核实理应与庭审实质化的要求相适应,即在遵循此权力所应具有的补充、限制属性及除疑属性的基础上,明确庭外调查核实于启动时间上的穷尽原则;从法无授权即禁止的基本法理出发,将调查核实的手段严格限定在立法所规定的勘验、检查、查封、扣押、鉴定、查询和冻结之上;通过加强裁判文书的说理制度,以证据分析的方式展示事实审理者心证确信的形成过程,最大限度地避免现有立法规范的表征作用,增强此制度在审判中心语境下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正当性。     

审判中心背景下侦查工作改革研究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审判中心主义",审判中心的内涵包括庭审的实质化和司法对于审前程序的控制两个方面。实现审判中心,在证人和侦查人员出庭、调查取证、批捕率和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方面都对侦查工作提出了挑战。侦查机关必须加强对侦查人员的培训,树立新的侦查观,建立独立于口供的证据体系,重新设立预审制度,促进侦查案件的质量提升,同时,逐步推进设立司法审查制度,真正贯彻审判中心。     

我国轻微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体系化构建——以效率为价值导向的思考

轻微刑事案件速裁程序是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举措,相较于以公正为价值导向的普通程序、简易程序,速裁程序以效率为最主要的价值导向,具备程序更加简化、期限进一步缩短的特点。速裁程序在极大提高诉讼效率的同时,仍存在着适用范围过于狭窄、程序阶段性衔接不足、侵犯被告人基本诉讼权利等缺陷。对此,应当坚持以效率为速裁程序制度设计的价值导向,总结我国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经验,借鉴域外成熟经验,构建贯穿侦查、起诉、审判等刑事诉讼各个阶段的制度体系。     

论刑事法官法庭调查程序中的介入权

在刑事法庭调查过程中,由于庭审参与人法律知识欠缺、庭审经验不足、庭审诉求特殊等原因,常出现庭审活动偏离主题、庭审失序等现象。为查明案件事实、提升庭审效率、给予弱势方诉讼关照、彰显法官正义形象,法官应依职权行使庭审介入权。法官介入庭审调查程序的方式主要包括制止不当发言、介入式补充发问、处置异议等。法官庭审介入权既不能“缺位”,亦不可“越位”。其行使应以查明事实为中心,秉持平等对待控辩双方原则,把握必要限度,尽力促进实现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     

简论侦查讯问教学内容的构建

侦查讯问教学应构建以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为根本的,以理论知识与实验操作为一体的教学体系,突出技能培养,强化教学训练环节,使培养对象在掌握侦查讯问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能够根据不同的讯问对象,开展针对性侦查讯问工作,顺利地完成讯问任务。     

借奥运东风提高全民文明素质

随着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日益临近,备战奥运的各项准备正在紧张有序的展开。尤其令人欣喜的是,奥运比赛场馆建设、交通路桥改造、街乡环境整治等均已取得相当大的进展。与此同时,奥运安保、奥运宣传、素质教育等     

西部开发中民族文化保护论

西部开发作为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协调发展的系统工程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建设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基础工程。西部开发也为传统文化的更新、转型提供了机遇。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的关系则是西部开发中民族文化保护、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文化语境。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存现状及近年来实施的保护措施 ,印证着这个文化变迁进程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论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

探讨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确定的原则、思路和方法,建议对我国精神损害赔偿数额依以下标准确定:侵权行为一般,致人严重精神损害,未造成人身伤亡的,赔偿数额在500元至5万元人民币之间确定;侵权行为恶劣,致人严重精神损害,造成受害人精神障碍等疾病,影响其正常工作、劳动和生活的,赔偿数额在5万元至15万元人民币之间确定;侵权行为恶劣,致人严重又长久精神损害,造成受害人丧失大部分(含全部)劳动能力或死亡的,赔偿数额在15万元至30万元人民币之间确定,最高赔偿数额是50万元人民币。然后,以上述酌定赔偿数额乘以当地上一年度精神生活系数,在最高赔偿限额内计算出当地精神损害赔偿数额。     

论战场环境对警察战斗力的影响

战场环境是警察执法战斗的依托和舞台,也是战术运用的客观依据。在警察执法战斗中,警察战斗力的使用是不能脱离战场环境的,因此战场环境对警察战斗力及其使用有着重要的影响。一是对警察战斗力构成的影响：即对参战人员的影响,对武器装备的影响,对人与武器结合的影响;二是对警察战斗力使用的影响：即对战法选择的影响,对战场情报信息的影响。     

从个体价值定位看集体主义的时代演变

集体主义的核心内容是个体价值定位的问题。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个体价值定位经历了一个从个体依赖到逐渐获得个体独立的演变过程。集体主义也随着个体价值地位的演变,呈现出新的时代内涵,开始由传统集体主义向新集体主义过渡。     

论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中股东大会的地位——以日本法为参考

股东大会地位定位的不同,将导致处于公司治理结构核心地位的公司经营管理机构的构建方式及其指导理念产生巨大的差异.百余年来,日本对此问题进行过激烈争论:股东大会地位强化论:股东大会无用论;投资者保护集会论等几种代表性学说甚至在基本立场方面都极为不同.我国公司法理论建设可从中汲取一定的理论经验,在构建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进一步完善公司法立法时,应参考投资者保护集会论的理论构成.     

警察临战公关目标公众的选定

警察临战案(事)件具有突发性、对抗性、危难性的特点,其所面临的公众都不是单一的,而是比较复杂的,只有合理地加以分类,准确把握目标公众的性质,了解他们的特点和要求,采取正确的,有针对性的公共关系策略,才能实现警察临战公关的目标。     

对立中求统一：正确处理解放思想中的矛盾与难题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法宝。在解放思想中常常会遇到各种矛盾，主要有：解放思想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矛盾，解放思想与统一认识的矛盾，解放思想与弘扬传统的矛盾，解放思想与求真务实的矛盾以及解放思想与循序前进的矛盾。必须学会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化解这些矛盾。     

在中国化和当代化的统一中高举旗帜

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道,写在我们党的旗帜上作为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对于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将会产生极其重要的作用。回顾我们党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坚持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努力坚持马列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的统一,是高举旗帜最厚重的理论底蕴,也是使党的旗帜永远保持鲜活色彩的根本保证。 (一) 旗帜问题至关紧要。高举旗帜,历来是马克思主义所十分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1875年3月,恩格斯在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奥·倍倍尔的信中,就德国当时两个工人党(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的合并阐述了他与马克思的意见。他指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