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建立错案责任追究制度是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它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客观需要。实施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符合宪法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是人民法院建立和实施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法律依据。实施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应遵循“有错必究”、“责任自负”、“宽严适度、区别对待”、“教育与惩处相结合”的原则。     

严格区分“证明责任”与“提供证据的责任”

证明责任的概念作为证明责任论的基础，它的模糊性不仅影响证明责任论的发展，更是影响司法审判中正确分配证明责任。通过对证明责任的本质和容易与其混淆的提出证据的责任（提供证据的责任）的性质进行分析，论证：有必要严格区分“证明责任”与“提供证据的责任”以及区分。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宣传贯彻主体责任的落实与发挥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宣传贯彻有利于增强公众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有利于预防、遏制和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反诈法》宣传要立足网络传播特点和规律，实现从“宣传”到“传播”的路径切换，《反诈法》贯彻要落实反诈部门的主体责任，实现从“宣传”到“贯彻”的责任分解以及主体责任的“创造”与“发挥”，通过牵头反诈与“联动”宣教，“主力”宣讲和双向“互动”，更好地保护公民和组织的合法权益，更好地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     

保护的责任对现代国际法规则的影响

“保护的责任”肯定在国家保护本国人民的责任缺位或失效时，由国际社会采取相应行动进行代位保护。“保护的责任”缘起于冷战结束后集体安全从“保护国家安全”转向“保护国家和人民安全并重”所面临的尴尬与挑战。经前后四个阶段的发展完善，“保护的责任”已发展成为国际社会的一项重要政策规范。“责任”代表了新世纪国际安全、人权领域的重要进展，对现代国际法律秩序产生了方向性的影响。     

从胡锦涛总书记讲话看媒体的“社会责任”

一直以来媒体在呼吁政府要有社会责任、企业要有社会责任、公民要有社会责任，但对自身的“社会责任”却很少谈及，盖因“媒体社会责任”和上述种种“社会责任”相若，皆是知易行难。     

强化“带病提拔”责任追究的对策探讨

解决“带病提拔”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严格责任追究。目前，实行“带病提拔”责任追究还有不少难题，主要表现在“带病提拔”中的“病”难以认定，责任主体难以区分，责任行为难以确定，责任追究难以落实。本文全面分析了“带病提拔”追究难的原因，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和措施。     

福利彩票公益金资助云浮市项目成果

2010年4月8日，民政部在北京召开2009年度“中华慈善奖”报告会。报告会上，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荣获中华慈善奖一特别奖。获奖代表以“财富与责任”和“公民与责任”、“组织与责任”为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联合发布了2009年度中国慈善捐赠报告。     

论人民代表大会的职务行为与责任

论人民代表大会的职务行为与责任□刘嗣元人们对于政府行为责任作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在实际运作中选择了有效的政府责任形式。然而，人民代表大会的责任问题在我国理论研究中存在着不足，导致与政府责任不相衔接，使其作用难以从“应然”走向“实然”。本文从代议制度的...     

公共行政中的“行动”问题重思——基层治理中“责任陷阱”的化解之道

随着公共行政嵌入的环境以及面对的问题走向复杂化，公共行政研究逐渐转向“结构”和“行动”的复合型思路。然而，公共行政中对于行动的分析更多是关于“行动者”的实证研究，公共行政中的“行动”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分析与总结普遍性的理论。现实中，基层行政是行动分析的重要场景，其中关涉政策过程中的责任问题。在复杂的行政体系和治理情境中，行动者的行动受到了“责任陷阱”的局限，严重影响到政策效能的输出。究其原因，在于多重“委托—代理”关系对于行动者注意力分配的影响以及行动选择的限制。为了破解“责任陷阱”的结构性梗阻，实现基层行政的“责任治理”，应该从调整问责机制和赋予基层行政自由裁量权两个方面展开。     

睢阳区开展工作献计活动

南昌市“四个结合”拓展非公经济人士履行社会责任内涵。一是把履行社会责任与企业文化建设相结合。开展“企业文化创建”活动，把企业文化建设作为塑造企业形象、提高企业凝聚力和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工程来抓，使企业社会责任升华为企业经营理念的核心部分，激发了非公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主动性和使命感。二是把履行社会责任与参政议政相结合。     

迈向理解：灾难记忆的力量与档案部门的责任

作为人类的灰色记忆，灾难记忆体现为创伤性与修复性、断裂性与连续性、脆弱性与再生性等的统一，具有群体认同、奋发行动、批判反思、理解和解力量，其所面临的记忆“危机”尤其令人堪忧。作为对遗忘的抗拒，灾难记忆的纪念以史料、文学、空间、仪式等为“记忆之场”，实现公共记忆到共享记忆的转化。“理解”成为达成灾难记忆活化、传承、建构的重要路径与旨归。由此原点出发，档案部门需承担相应的灾难记忆再生产责任，包括记录责任以构筑理解之基、叙事责任以贯通理解之途、共享责任以达成理解之旨、伦理责任以厘定理解之界，最终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与反思。     

“80后”大学生责任意识的调查与分析——以山东师范大学“80后”大学生为例

通过调查问卷发现，“80后”大学生个体展现出了较强的责任意识，他们对他人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表现较为积极，但对家庭的责任、对自我的责任尚存在较为突出的问题。与此同时，他们对本群体责任意识的评价相对较低。在“80后”大学生成长的过程中，社会经济基础、思想文化氛围、自身家庭结构与学校教育体制等因素，深刻影响着他们责任意识的形成与发展。加强“80后”大学生的责任意识教育，重心应适当向家庭责任意识与自我责任意识倾斜，视野应由高校向社会、家庭、中小学延伸，途径应由知识输导型向实践体验型转变。     

人大代表 责重如山——记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龙大集团董事长宫学斌

人大代表责任重．敢为“三农”鼓与呼 2007年春天，北京，全国“两会”。 面对中央电视台记者的采访，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宫学斌神情激动：“中国的农业太弱了，中国的农民太苦了，中国的一些农村太穷了，身为人大代表和‘农’字号龙头企业的带头人，责任重于泰山!”     

培育责任文化 实现永续经营

文化力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引擎。当责任成为一种文化，在企业就会形成一种以责任为核心，以文化为依托的责任文化。责任文化可以培育员工的责任意识，催生员工的进取精神，强化员工履行使命的忠诚感，成就员工的个人价值，造就企业的责任形象，铺就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以广大员工的强烈责任感支撑起来的“追求卓越，勇于跨越”的企业精神，成为中国中铁工程公司实现推进“两大转变”、实现“三大目标”、建设“四型企业”的发展战略目标的强劲内驱力。     

平民也该担责

每每发生重大突发事故之后，我们便会产生一种习惯性思维。在惊叹“伤亡惨重”和“损失巨大”的同时，首先想到的，就是“追究领导责任”。但我们却忽视了，任何一起事故的酿成，几乎都是由两种责任所导致，一种是领导的责任，一种是平民的责任。平民的责任虽然多是具体的和局部的责任，但却往往是最初的和直接的责任。所以我们在呼吁领导承担责任的同时，也应该呼吁平民承担责任。     

论德国企业合规制度中企业所有人的监管责任——以德国《违反秩序法》第130条为中心

德国《违反秩序法》第130条对企业所有人的监管责任作出了专门规定，在德国企业合规制度框架中处于核心地位。由直接行为主体责任、被代理者责任、企业责任和企业所有人责任组成的“四维结构”，凸显了德国企业合规制度的典型特点。就企业所有人监管责任而言，其核心在于有效的企业监管与合规机制的建立与运行，具有“抽象危险犯”的性质，在实践中得以广泛适用。企业所有人监管责任的归结需要具备主体、行为、主观和客观处罚条件等各个方面的要件。德国企业合规制度中企业所有人监管责任的具体规定和适用实践，对于我国企业合规制度改革具有一定的参照意义。     

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必须处理好几个关系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必须首先从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做起，领导干部要做到廉洁自律，就必须处理好“内因”与“外因”、“做人”与“做官”、“权力”与“责任”、“自律”与“他律”、“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关系。领导干部做到廉洁自律，就能带动每个公民自觉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促进整个社会风气的好转。     

论机动车所有人道路交通事故赔偿责任

剖析机动车所有人道路交通事故赔偿责任的“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说，认为其有许多缺陷，不能作为界定机动车所有人应否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标准，而应当以“运行支配”或“运行利益”兼采“登记对抗”和“过错责任”作为界定标准。     

日本企业在东南亚的社会责任实践及其对中国企业的启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企业借助战争赔款回到东南亚，迄今在该区域的经营已有70多年。这期间，日本产品经历从“大规模的抵制浪潮”到“为东南亚民众所喜爱的国际品牌”的转变，日本国家形象也经历从“经济动物”到“最信赖”国家的转变，这背后离不开日本企业不断调整和改进社会责任实践。通过分析日本企业社会责任在东南亚的发展演进，可以看出日本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在理念上、内容上、手段上和对外宣传上都具有明显的自身特色，已形成较为成熟的社会责任体系，但也存在不足之处。在与东南亚国家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新阶段，中国企业应学习借鉴其有益经验，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当地社会，实现企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塑造负责任的国家形象。     

证成与规范：地方政府生态修复责任论纲

生态修复是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内容。实践中，生态修复责任的追究主要通过司法方式和行政执法方式。前者包括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政府提起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后者包括行政责令和行政代履行。上述方式重点在于追究生态环境损害行为人的责任，而相对忽视了政府所应承担的生态修复责任，不尽符合政府第二性环境责任(义务)的要求，亟待确认并系统构建政府生态修复责任。落实政府生态修复责任的规范路径，需以“生态修复”为中心，在环境法典的“生态环境责任编”中加以专门规定，形成以修复责任为中心的环境法责任与以政务处分为中心的相关法责任并存的政府环境责任总体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