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看我国境外追缴腐败犯罪所得国际合作制度的完善

中国已成为腐败犯罪资金的重大流出国,大量腐败犯罪资金流向国外,直接威胁着国家的金融秩序和经济安全。2003年签署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以下简称《公约》)在境外追缴腐败犯罪所得(以下简称犯罪所得)国际合作制度方面提出了比较完善的针对性的措施,跟《公约》相比, 我国境外追缴腐败犯罪所得国际合作制度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本文试从我国境外追缴腐败犯罪所得国际合作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完善展开论述。     

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看我国境外追缴腐败犯罪所得国际合作制度的完善

中国已成为腐败犯罪所得的重大流出国,大量腐败犯罪所得流出国外,直接威胁着国家的金融秩序和经济安全。2003年签署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在境外追缴腐败犯罪所得(以下腐败犯罪所得简称犯罪所得)国际合作制度方面提出了比较完善的针对性的措施,跟《公约》相比,我国在境外追缴腐败犯罪所得国际合作制度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应从立法、行政等方面加以完善。     

没收违法所得若干问题新解——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资产追回机制为视角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没收违法所得程序是在我国已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国际公约多年且国内法律制度亟须与之配套协调的背景下设立的,是为解决腐败、洗钱等相关犯罪导致大量犯罪资金无法追回的问题而设立的一项新制度.尽管它不以对逃匿、死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定罪量刑为前提,但它也以法院的正式审判为必要,因而不宜被称为未审没收程序.由于肩负裁断犯罪资金归属的重要使命,没收违法所得程序未来的发展走向不能局限于现有法条及司法解释的限度内,必须适当扩大其适用范围、降低其裁定标准、突出其执行没收的核心环节,以逐步适应打击犯罪活动、追缴犯罪资金和加强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实践需要.     

我国刑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可引渡之罪方面的冲突与解决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构架了国际社会在开展反腐败合作方面的一座桥梁。中国作为《公约》的签约国之一,一方面要履行《公约》所设定的义务,同时更应该充分利用《公约》为打击腐败犯罪服务。这就要求执法机关对《公约》进行深入地研究,从刑法与《公约》在可引渡之罪方面存在的差距着手,找出冲突所在,并提出立法建议,以求得能更好地适用《公约》。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中国刑事诉讼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通过为我国打击腐败犯罪、解决贪官外逃问题提供了一项重要的法律武器。公约在刑事程序方面作出了许多特别规定 ,主要包括 :增强反腐败机构的独立性 ;强化对被追诉者的程序控制和实体处罚 ;提升反腐败机构的侦控能力 ;加大对被害人的保护力度 ;拓宽证据收集渠道 ,降低证据运用的法律要求 ;加强反腐败领域的国际合作等。我国刑事诉讼同公约有不少契合之处 ,但也存在很大差距 ,主要表现在 :承担反腐败职能的机构不独立 ,难以抵制各种压力的干预 ;举报制度存在问题 ,获取腐败犯罪信息的能力不足 ;侦查方式单一、落后 ,无法满足打击腐败犯罪的需要 ;证据制度不健全 ,不利于收集打击腐败犯罪的充分信息 ;对被害人的权利保障不力 ,影响反腐败工作的法律与社会效果 ;相关法律制度存在缺陷 ,给利用公约追回外逃资金造成困难。为强化刑事诉讼对腐败犯罪的追诉能力 ,有必要对我国相关立法进行改革与完善     

反腐败国际合作法律问题研究--兼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我国的适用

随着我国打击腐败犯罪力度的加大 ,贪官外逃和腐败资金外流问题成为我国腐败犯罪的新特点 ,打击此类犯罪也成为我国反腐败工作的新重心。有效打击外逃贪官必须寻求国际司法合作。 2 0 0 3年我国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为我国开展反腐败国际司法合作奠定了重要的国际法基础。     

腐败犯罪的法律控制与国际刑法的演进——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国际社会控制腐败犯罪最重要的国际刑法公约。该公约在国际层面明确了腐败犯罪的定罪范围,扩大了腐败犯罪的主体,发展了国际刑法中犯罪构成理论,首创了腐败资产必须返回机制,突破了双重犯罪原则和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拓展了国际刑事合作领域。     

国际合作原则与我国反腐败立法完善

国际合作原则作为一个体现包容性的原则,具有广泛的实践意义,其在反腐败问题上意义尤为显著。随着法律全球化的发展,反腐败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问题,其成果主要体现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该公约作为我国反腐败国际合作的基础,对我国腐败犯罪刑事立法的修改完善具有指导性作用。为适应新时代反腐败的新形势,加强国际合作,需对我国刑法中腐败犯罪的立法进行深入思考,并对完善我国反腐败刑事立法提出对策意见。     

境外追赃之直接追回运行机制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境外追赃追逃工作快速取得进展,但追赃工作成效还有待提升。对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规定的资产直接追回方式,我国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运行机制。以境外追赃之直接追回方式为研究对象,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相关规定和我国国内立法,分析我国境外追赃直接追回运行机制现状可以发现,我国适用此种方式面临着提起诉讼的主体难以确定、管辖法院难选择、赔偿或者补偿数额难确定、证据收集困难、诉讼成本高等困难。提出完善境外追赃直接追回国际合作法律体系、明确提起民事诉讼的主体、加大对资产流入国法律制度的研究、完善腐败犯罪民事证据制度、设立专门基金组织等建议,从而构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境外追赃直接追回运行机制,可以为我国境外追赃工作提供理论支撑与实务指导。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洗钱犯罪规定在我国的贯彻实施

我国签署并批准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该公约中规定了洗钱犯罪的内容.为符合该公约中治理反腐败洗钱犯罪的要求我国修订了刑法,但还存在不足.我们需要明确腐败犯罪和洗钱犯罪的双罚制及我国刑法对国外犯罪的管辖权,以更好地满足公约要求,从而更有效遏制腐败犯罪.     

试论在经济犯罪案件侦查中赃款赃物认定和追缴的法律问题

赃款赃物不能作为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来理解，在追缴赃款赃物的过程中，除追查和收缴外，还涉及赃款赃物及其他财产的控制与处理。侦查阶段，对犯罪嫌疑人的个人财产可先行保全，在赃款赃物流转时，应遵守民法有关原则。     

刑事案件赃款追缴若干问题探讨

我国刑事追缴制度具有自身特点,善意取得是刑事追赃的法律阻却。权衡刑事追赃与民事善意取得法理利益,分析善意取得制度内在价值与机理,赃款归还个人欠款应当不适用善意取得。根据对货币法律属性的进一步探讨,货币适用善意取得还得依赖相应的法律规范与交易行为。     

追缴赃款赃物的实务困境及制度完善

由于我国现行法律未对赃款赃物的追缴问题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导致实务中陷入困境。在我国司法资源相对匮乏的现状下,赃款赃物的认定机关应根据处理对象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有最终程序处理权的机关就应有认定权,认定机关的不同决定应该适用不同的程序,包括普通程序、特别程序和独立程序。从我国现状出发,在程序正当和监督齐备的条件下,赋予侦查机关、起诉机关和审判机关针对法定情况适用不同的程序来认定和处理赃款赃物的权力是必要也是可行的。     

试论赃款赃物追缴策略与方法

赃款赃物追缴涉及经济犯罪被害人、国家和社会集体的经济利益，经侦实战部门应该运用相应的策略和方法提高追赃的效率，根据经济犯罪案件的特点，侦查人员可以运用快速制敌、内审外调结合、打击与追赃并重、善意取得的例外、整体作战和依法处理追赃涉及的相关犯罪的追赃策略以及可以采取分类追缴的方法。     

刑事涉案财物追缴的法律问题调研

对刑事涉案财物的追缴和管理,不仅关系到受害人权利的保护,还涉及到犯罪嫌疑人的财产权利。尽管刑事涉案财物（主要是赃款赃物）在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等规范中均有规定,但司法实践中的操作还是比较混乱,各基层公安机关都从自身工作实际出发,制定了对涉案财物的管理规定,但实施的情况仍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只有改善目前这种状况,才能使执法更加规范。     

网络色情的相关法律问题及其预防

网络色情是指网络上以性或人体裸露为主要诉求的讯息,其目的在于挑逗引发使用者的性欲,表现方式可以是透过文字、声音、影像、图片、漫画等。网络色情链的形成必须有主体、网络平台和赃款,因此,对其管理与预防也应该从此入手。     

云南境外人民币金融圈现状与打击洗钱对策研究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云南境外人民币的硬通货地位进一步确立。境外人民币区域化在早期的原始积累上大多与海洛因、赌业等地下经济密切相连。地下钱庄游离于国家监管和宏观调控之外,成为洗钱的顺畅渠道。打击洗钱可以避免出现泡沫经济,保护云南的金融市场。需要从源头上切断洗钱的基础,完善金融管理体制,加强对人民币境外流通的综合管理等。     

大型国有电力企业职务犯罪侦查研究

处于不完全竞争状态的电力行业是职务犯罪的高发区。由于电力行业的垄断性、工作流程的技术性、职权的行政属性等特点,侦查机关在大型国有电力企业职务犯罪侦查中应着重解决案件线索的获取、犯罪嫌疑人供述、证人证言、企业账本等物证书证的获取与固定、赃款赃物的追缴等问题。     

对依法加大打击"洗钱"犯罪力度的思考

“洗钱”既是一种犯罪行为,又是使犯罪规模升级和恶性膨胀的重要根源,危及国家金融安全和社会治安稳定。为有力打击和遏制“洗钱”犯罪,必须加深对“洗钱”犯罪问题的认识,在用足用好现行法律打击“洗钱”犯罪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加强“反洗钱”立法,构建我国“反洗钱”的情报网络和惩治机制。     

从余振东等案解析现代引渡制度的变革

引渡是司法协助的高级形态,是各国追究跨国有组织犯罪者刑事责任的基本合作手段。国内很多贪污犯罪嫌疑人利用我国与一些发达国家之间没有签订引渡条约,乘机逃往国外而逃避法律的惩罚。余振东案是中美双方司法合作的成功个案,通过此案及其他相关案例,可以看出现代引渡制度在适用的基本原则上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