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

宅基地使用权是我国特有的一种用益物权,我国相关法律将宅基地使用权人限定为农村村民,这在实际上是限制宅基地使用权的自由流转。相关法律规定宅基地使用权人不得就其宅基地使用权单独转让、出租或者设定抵押。这种限制,一方面使农村的不动产难以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农民的融资手段,继而阻碍农村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使得在城里购置了房产的农民无法转让闲置的空房,将会造成农民房屋的长期空闲,不符合"物尽其用"的原则。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允许农村村民对自有房屋及宅基地使用权设定典权,且不限定典权人的身份,以实现物尽其用的目的。     

关于回赎权几个问题的思考

典权纠纷许多是由典物的回赎争议引起的。本文结合中国台湾地区、韩国立法例及我国大陆的司法解释,对回赎权的法律性质、回赎期限、回赎的对价、回赎权的行使及取消等法律问题进行探讨与研究。     

刍论改进、加强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

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对于解决"民生问题"、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回顾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发展的历程,认真总结其经验教训,重新审视它在政策设计和制度实施上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有助于我们这样一个中低收入的农业国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新发展理念对自由主义现代性模式的超越

新发展理念对传统发展观的变革,究其本质乃是中国特色现代性发展模式对自由主义现代性模式的超越。具体而言,在现代性发展的道路上,新发展理念打破自由主义道路的"我向性"思维,彰显中国特色现代性道路的"共生性"原则、"生机性"实践与"可鉴性"品质;在现代性发展的理论上,新发展理念推动中国特色现代性的理论创新,破解"历史终结论""单一经济论"与"中国威胁论";在现代性的发展制度上,新发展理念完善发展制度的"人民性"与"人类性",超越自由主义制度带来的发展限制、极权主义;在现代性发展的价值取向上,新发展理念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避免世界发展陷入自由主义现代性全球化引发的全球治理危机。     

城镇化进程中村级民主监督研究——以村干部经济责任审计为视角

从村干部的重要性出发,在分析村干部贪腐形势的基础上,对村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制度进行了基本介绍。根据已有的实践经验,分析了村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制度运行效果,深入分析了此种审计制度的积极作用以及运行过程中出现的"村民参与性问题"。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阐述了村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制度的今后发展。     

关于“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问题的再探讨——基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论述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提升,中国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中国模式"也成为学界热议的一个焦点。关于"中国模式"问题的研究,学界有着不同的声音,有"赞成论"、"不用论"和"慎用论"。中国今天所取得的成绩本质上是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正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因此,用中国道路来概括"中国模式"背后的辉煌成就比较恰当。     

中国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与创新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一场重大变革,也是政府适应新形势下经济社会发展要求进行的一场自我变革。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协同性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削弱了改革效果的发挥。受制于中国条块分割的制度体系的制约及部门利益化等因素的影响,各地推动协同审批的进展缓慢,作为制度调和产物的"行政审批中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审批部门的跨部门联动,但却没有从根本上突破行政审批制度最为核心的权力利益之网,破解当前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僵局需要从顶层设计、理念、体制、机制等多方面进行创新。     

坚持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四个自信”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其形成与发展既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又以深厚的政党理论为立论基石;既发扬了制度设计的独特优势,又有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作为精神底蕴,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四个自信"。     

中小股东权益的法律保护思考

控股股东侵害中小股东权益的手段和方式多种多样,其基本原因是:公司治理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公司法律制度的设计存在缺陷;在"一股一权"前提下,法律赋予股东的平等权利与这种权利的实现有距离;<公司法>没有从制度设计上真正体现有限公司的人合性特点,而股东间的利益冲突也损害了有限公司人合的性质;"资本多数决"原则为控股股东提供了一种"制度上的利益";法律对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规定还不完善.加强对有限公司中小股东权益的法律保护,需要从控制机制和具体制度等层面入手.     

论地区制度竞争

由于地区自主权利的扩大、中央制度安排的权利下放和多种可能选择的制度组合的客观存在,就为地方政府在制度选择上,提供了多种可能性。各个地方政府为了促进本地社会经济利益最大化,在制度的选择上,总是会选择能够促进本地社会经济发展和使本地与其他地区的竞争能处于优势的制度,其他地区也按照这个逻辑来设计和安排制度,势必导致地区之间在制度选择和安排上的竞争。地区之间的制度竞争可以优化制度体系,加速制度变迁,降低制度设计安排成本,提高制度效益,增强区域竞争能力。但是地区制度竞争也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许多负面影响。因此,有必要研究其一般性规律,进行适当引导和规范。     

论基于共享经济"软基础"的信用监管

信誉、信任和信用构成了共享经济运行结构中的"软基础",成为了消费者判断共享经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基本要素。共享经济的"软基础"关系到这一新经济业态的形成、运行和发展。在我国,"包容审慎"的监管策略促进了共享经济的发展,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共享经济的信用监管通过信用评估对其相关主体的未来行动能力进行判断,具有稳定、连续、可量化的特性,有助于巩固共享经济的"软基础",稳定共享经济的信用水平,能有效消除共享经济的监管歧视,还是多元主体开展合作监管的抓手,因此信用监管与共享经济有很好的契合性。为了提升共享经济的监管效能,要加强对信用监管顶层制度的设计,推广信用监管工程,更为重要的是要消除信用信息的共享壁垒,净化信用信息数据。     

以制度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正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质是实现制度现代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是一场深刻的制度革命。正是站在制度变革的高度,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明确提出了改革的总目标和总任务,这就是,"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邓小平关于制度变革的一系列精辟论述,实际上包含着通过制度改革实现制度现代化的重要思想。     

中国古代弹劾制度建构的四个关键期

正中国古代弹劾制度是一项权力监控制度,由御史行使弹劾权,对权力进行监督,它的发展经历四个关键期。御史本是内廷官员,具有君主"私人"属性,秦汉时弹劾制度草创,御史被赋予弹劾权,监督权力的运行。唐代弹劾制度进一步发展,并最终形成风闻弹劾的具体规则及定型化的弹劾文书制度。两宋时君主集权进一步强化,官僚制亦随之出现职、权分离趋向,弹劾制度于此时出现重大变化,台谏合流趋势逐渐形成。清代集历代之大成,在制度设计上有"民族"性色彩,但科道合一使得两宋以降的台谏合流最终完成,同     

经济“新常态”下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几点思考

从社会保障制度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来看,社保制度本身就是推动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要求。文章在剖析我国"新常态"下市场经济发展特征的基础上,指出我国社保制度对"新常态"经济状态的不适应及"新常态"经济发展模式对社保制度改进的要求,并据此提出了适应"新常态"经济发展模式的社会保障制度改进完善的政策建议。     

多数人之债:认识错位的制度解析

我国在多数人之债的制度设计上,继受了苏联民法的模式,进而作"按份之债"与"连带之债"的划分。但在学理解释上,我学者却通常将"按份之债"等同为于德日等国民法中的"可分之债"。这种错位的认识本身就凸显出了我国多数人之债制度的"先天"不足。通过对多数人之债的制度解析,本文认为,在我国未来的民法典中,应摒弃现行法上的二元划分体系,并采"可分之债"、"不可分之债"及"连带之债"的制度构造。     

欠发达地区“增长极”建立探析

随着协调发展成为我国区域发展的主旋律,欠发达地区尤其需要通过建立"增长极"快速拉动经济,缩短与周边地区的差距,实现经济的整体发展。但由于欠发达地区自身存在的局限性,使其"增长极"在推进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应从以下两方面建立保护网:必须进行科学、系统的评估;从制度上对当地老百姓进行财政补偿。     

跨流域污染治理中集体行动困境问题的探讨——以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为切入点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一些原本保持很好的河流被人为污染,这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大地不便。一方面源自企业自利动机,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哈丁"公地悲剧"的现象,从侧面上反映出集体行动存在的困境,这一现象给理论和实践提出了现实的课题。要破解这个难题,就需要健全相应的制度,加强区域合作,形成一个良性的区域发展环境。     

浅谈高校不同用人制度下的人事档案管理

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以及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人才的激烈竞争,这就要求高校建立新型的人力资源配置体制。而一直以来,高校的用人都是采用"事业编制"的形式来限制人才的引进和流动。近年来,人事代理制度、兼职教师制度是高校在人事管理改革上的有益尝试,而人事档案管理也随着用人制度的不同,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制度比较及启示

新自由主义本质上属于国际垄断资本的思想理论体系,是一种维护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反对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的系统的制度设计和安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实践与发展,二者在性质上存在根本区别。新自由主义调节经济的失效及其对主权国家造成的危害警示我们,新自由主义决不是我国改革的"灵丹妙药",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     

论劳动争议解决机制之完善

为保障劳动权这一公民重要的基本权利,我国已围绕其建立起一系列的权利保障体系,然而仍然存在着条文僵化与制度设计上的缺陷,这些问题的产生有其深刻原因。对于社会发展而言更有意义的探索则是应当采取何种方法予以解决。当前我国在劳动争议解决问题上,面临着劳动关系"单一调整"规范体系与实践中"一调一裁两审"争议解决机制的不足与缺陷,其运行过程由于制度本身的缺陷以及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等原因衍生出诸多待解决的矛盾与问题。当前我国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与互联网领域的司法实践为完善劳动争议解决机制提供了全新的路径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