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犯罪审前社会调查制度研究

教育刑理论、刑罚个别化和实证学派的决定论是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前社会调查存在的理论基础。在刑事法律中应当将未成年案件审前社会调查制度规定为必经程序,设置＂多层次共存、专兼职结合＂的调查主体制度,明确社会调查的阶段和调查报告的性质。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规范化——基于实证分析的视角

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权的固有内核,亦是法律监督权的当然体现。当前,量刑建议制度的研究与践行已较为深入,从中央到地方都出台了大量的指导性文件,为司法实践提供了基本的范式,也将量刑建议纳入我国量刑程序改革的具体步骤。但是由于既存的理论争议与实践障碍,量刑建议在具体施行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因此有必要基于实证分析的路径,以《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为依据,对量刑建议理论与经验进行进一步的梳理,对量刑建议程序及配套制度进行进一步的构造,以促进其规范化的发展。     

刑事案件审前社会调查制度实证研究——以长乐法院审前社会调查运行情况为样本

审前社会调查制度的设立,为法院对被告人正确适用非监禁刑提供了参考,同时为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被告人提供重要的依据。但实践中,仍存在着立法基础相对落后性、委托中的操作困难性、评估意见书的定性模糊等缺陷,这都导致审前社会调查无法完全发挥出预期效果。为此,必须从构建统一又区分的立法体系、建立以公安为主、法检为辅的审前社会调查程序、建立本地与外地司法局间直接委托关系、明确评估意见书的＂参考＂性质等多方面予以完善,从而发挥审前社会调查制度的最大功能。     

“缓刑官制度”亟待建立

不久前，宁波首名社工社会调查员吸引了众多市民的眼球。社会调查员制度——这项教育、感化、挽救青少年刑事被告人的措施，如今正在宁波市各个法院大力推广。其中，浙江省内第一个采取此项制度的海曙区人民法院，两年来对39名被告人进行了人格调查。法官已经采纳了社会调查员对35名涉嫌犯罪的青少年犯罪前品行的调查意见，并作出了判处缓刑的量刑结果，另有4名被告人被依法判处实刑。     

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司法适用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在我国已有立法和实践经验,但对于该制度的司法适用问题理论研究薄弱、实践做法混乱。社会调查制度作为少年刑事法的重要制度,司法适用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定罪、量刑的一般性价值和个别化处遇、矫正的特殊性价值。社会调查报告具有刑事证据的属性,这是司法适用的前提。结合现有社会调查实践模式,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应全面地构建社会调查报告的评价、运用体系,包括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审判、刑罚执行、社区矫正各阶段的适用。     

量刑辩护浅析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实施的量刑规范化改革,使量刑辩护日渐成为重要的辩护形态。在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分离的改革背景下,确立独立的量刑辩护权制度能够更好地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控辩对抗的增强能够有效地促进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的行使与发展,能够制约法官的量刑自由裁量权,确保法院作出公正的量刑裁判。量刑辩护权包含几项具体权能:量刑证据获取权、量刑证据运用权、量刑意见发表权。完善量刑辩护制度,应建立量刑裁判结果说理制度,完善律师调查取证权,完善证据开示制度,提高律师的辩护水平。     

关于量刑规范化改革的思考

量刑问题的实质是罪刑失衡.将量刑均衡作为量刑规范化改革的目标,有待研究;不能将量刑失衡的主要原因归咎于法官过大的量刑自由裁量权.过度限制量刑自由裁量权,会导致法官的量刑裁量权被“虚置”和“弱化”.量刑规范化改革的重点,应该是树立正确的观念,完善量刑程序.后者包括建立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强化量刑说理制度、确立量刑建议制度...     

论美国死刑量刑程序现代化及其启示

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判例实现了美国死刑量刑程序的现代化。与普通案件刑事诉讼程序相比,美国死刑案件量刑程序具有分离的程序模式、细化的法律标准和规则以及对被告人特殊的权利保障机制,以此来协调死刑案件量刑的统一性与个别化冲突,实现死刑适用的司法控制。对美国现代死刑量刑程序的考察,将为中国死刑案件量刑程序规范化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     

量刑程序模式的中国选择

正如定罪与量刑一体化程序模式具有诸多缺陷而不利于实现量刑的程序公正一样,中国目前确立的“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模式亦具有较大的局限性,难以确保量刑的程序公正.因此,为了真正实现量刑的程序公正,确立“完全独立”的量刑程序模式是中国量刑制度改革的应然选择.使量刑程序成为一种完全独立的诉讼程序,既符合量刑个别化原则的要求,亦顺应量刑程序独立化的国际趋势,而且有利于真正实现量刑的程序公正.     

论我国劳动教养立法完善的必要性

劳动教养作为一项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自1957年创立以来,教育、感化、挽救了大批违法犯罪人员。然而,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加快,劳动教养制度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在立法等诸方面都明显滞后于社会的发展。因此,完善劳动教养立法,使劳动教养有法可依,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论量刑庭审程序的中国模式

量刑规范化改革要求改变原来那种"重定罪、轻量刑"的庭审程序,通过构建相对独立的量刑调查辩论程序,完善和强化公诉权及被害人求刑权,拓展和加强辩护权,实现量刑程序的诉讼化,使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相对分离,以达到规范和制约刑事审判自由裁量权之目的。     

对司法公正与效率的反思——兼议我国民事诉讼再审程序的立法完善

"公正"和"效率"是法的核心理念和价值诉求。我国现行民事再审程序作为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是为了纠正错案而设置的法定补救程序,它贯彻了有错必纠、有错必改、实事求是、司法公正的法治理念,对于维护公平正义、树立司法权威具有重要作用。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对原再审制度存在的启动主体多元、再审事由笼统、审理程序混乱等妨害终审裁判的稳定性和既判力、造成有限司法资源浪费、损害审判机关形象等问题做了修改,对于实现司法公平公正,提高诉讼效率,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司法改革与公平正义——2014’辽宁政法理论年会论文综述

2014’辽宁政法理论年会以＂司法改革与公平正义＂为主题,组织辽宁省政法系统的法律工作者就司法体制改革、法律监督、中国梦与法制建设、量刑规范化、政法队伍建设等多个论题展开了深入研讨,展示了辽宁省政法系统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     

中国量刑程序改革的回顾与前瞻

量刑规范化改革是中国近年来刑事司法领域重大的改革举措,而量刑程序改革是中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重要方面。作为中国量刑程序改革重要阶段性成果的《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总结了我国量刑程序改革的经验,利于实现量刑的程序公正,但仍存在不足之处。中国量刑程序改革的未来路径是对现有的所谓"诉讼化的量刑程序"加以改造,建立适合中国司法生态环境的量刑听证程序,实现量刑程序的完全独立化和听证化。     

和谐社会下的监狱刑罚执行制度研究——多元社会主体参与行刑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语境下，我国监狱行刑主体单一的现状必须进行改革，应导入多元社会主体参与行刑．即让罪犯、非政府组织（NG0）、包括受害人在内的公民和监狱在监狱行刑活动中拥有相应的话语权。这是监狱本身具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政治责任、公民社会发育渐趋成熟等诸多方面的必然要求。在多元社会主体参与行刑的路径选择和模式构建上：一是要解决法律的挈肘，修改或补充法律条款：二是要立足我国监狱行刑实践．把多元社会主体参与行刑分为六个层次和三个发展阶段。循序渐进地推进行刑改革，以更好地实现人们对“新程序正义”的诉求和期待。     

量刑基准要义

同案不同判、同罪不同罚、轻罪重判、重罪轻判等量刑失衡现象是我国刑事司法领域的顽症,严重损害了司法公正,要解决量刑失衡问题,必须规范裁量权,统一法律适用标准。量刑基准对于完善量刑制度,实现量刑均衡,维护公平正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仅就量刑基准的意义、概念、特征、确定原则与方法等问题略抒已见。     

略论刑事受害人补偿制度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暴力犯罪处于高发态势,给被害人及其家庭造成惨痛损失。由于大多数加害人经济状况差,赔偿很难实现,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被害人家庭生活陷入严重困境：被害人及其家属不满和报复情绪严重,持续上访,给社会造成新的不稳定因素;导致民众对司法机关的不信任等等。“少杀慎杀”思想的逐步确立以及死刑复核权的回收,使对受害人进行经济上的补偿和心理上的安慰愈加重要。在私人赔偿无法实现、社会捐助没有保障的情况下,国家应该承担起对刑事受害人的补偿责任。     

风险社会与刑法撤退

自1986年乌尔里希.贝克首次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以来,风险问题已经深入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对安全、制度的冲突与风险刑法进行深刻反思。立足于从责任主义、法益保护和刑法的谦抑精神三个方面分析风险社会与刑法的关系,刑法撤退的原因,既在于责任主义以及以法益保护为核心所构建的刑法体系的要求,又在于风险社会下除刑法之外的社会制度的有效性。     

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中的量刑程序评析

设置完备科学的量刑程序能够确保量刑公正的实现,量刑程序作为刑事审判程序中的重要一环,必须具备审判程序所要求的各种内在品质,这样才能使凭借量刑程序而得出的量刑结论公正,才能真正树立司法权威。采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英美两国,其量刑程序具有彻底的独立性、完备的程序要素、重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障等特点,可为深化我国正在进行的量刑程序改革提供一定的参考。     

美国联邦禁毒执法机构的演变及其影响力探析——从“联邦麻醉品局”到“联邦缉毒署”

美国毒品控制史可主要分为＂古典时期（Classic Era）＂与＂毒品战争（War on Drugs）＂时期①。＂联邦麻醉品局＂与＂联邦缉毒署＂则是这两个不同毒品控制时代的代表性执法机构,二者既有历史的连带性,又富有特殊的时代特色。不同时期的法理依据及其所处时代的美国内政外交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左右了二者的地位与影响力变化。联邦禁毒执法机构的历史性演变,一方面显示了美国毒品控制的曲折进程,另一方面也展现了不同时期执法机构存在的必然性以及各自的能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