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法上领土概念的形成与建构

领土作为古今政治和法律的重要概念,皆以领土的地理概念为基础.在法律上,最初的领土概念只是私法意义的一个权属概念,即领土为君主或国王所有和控制的地理范围.但伴随着主权概念从君主主权演变为国家主权之时,领土概念也就由私法上的权属概念演变为公法上的权属概念,其国家权力属性日益彰显,并衍生出三种国家领土学说:主权对象或客体说、国家的构成要素说和统治范围说.然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反主权学说,又将国家领土带入了另一个认知领域,即一些公法学家拒绝了主权概念所支撑的积极主义或实质主义的领土观,走上了一条消极主义或形式主义的领土解释之路.他们要么把领土看成是对统治权力的一种地域限制,要么将领土与国家统治权的关系割断,把领土解释成纯粹的法律的效力空间,从而奠定了当今公法学上并行的两种领土概念:实质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领土概念.     

洛克思想中的“默示同意”概念

洛克使用默示同意这一概念是为了论证领土主权。默示同意是指任何与国家领土有关的行为都受制于这个国家的法律管辖权。由默示同意支撑的义务不是明示同意支撑的政治义务，而是一种狭义的法律义务。前者对应的是政治主权这一“拟制性空间”，后者对应的是领土主权这一“准物理性空间”。洛克的这一区分又进一步带来了不同公民身份的区分。这些问题反映了洛克的自由主义国家理论中鲜为人知的一面。     

中日钓鱼岛领土争端的国际法阐释

中日两国关于钓鱼岛领土的争端由来已久,是近几十年来乃至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中日两国关系中最为敏感和棘手的问题之一。有关钓鱼岛的争端主要涉及岛屿主权归属和东海海洋权益两个方面。从国际法的角度看,日本方面所宣称的拥有钓鱼岛群岛主权及相关东海海洋权益的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论证我国对钓鱼岛及其相关海洋权益拥有的权利,从法律和理据上更具有说服力和正当性,在此基础上采取的对策将更加有效和有针对性。     

金融危机现状下的“共用物”与环境

环境污染和贫富差距是人类面临的越来越严峻的问题.人们应该以宇宙间的“和谐”为出发点来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领土构成了成就个人发展、社会物质和精神进步的自由空间,其某些部分应永久地满足集体的基本生活需求.历史上,财产的最早归属形式是公产.公产相对于私产应具有优先地位.水泥浇灌、私有化和金融投机严重危及了人类的生存.中国在发展的进程中应对新自由主义和消费主义保持警惕,并注意维持各种要素和利益间的平衡.     

领土被海水完全淹没国家的国际法资格探究

近数十年来气候变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切实威胁到岛屿国家和沿海小国领土的存在。如果国家领土被淹没于海平面以下，其是否仍有国家资格是一个必须面对的法律问题。国际法在国家资格上确立了创建和消失的一般规则，同时也存在着没有领土和人口、没有政府、没有完全主权的国家，此种特殊性使得国家资格不能简单以几项标准来判断。从国际法的实践来看，一项或几项判断标准的缺失，并不必然导致国家失去国家资格。而导致领土被海水淹没的原因，是全人类所造成的，被淹没的国家只是受害者。所以，于情于理都不能轻易剥夺被淹没国家的国家资格。国际法应该调整自身的规定，发展和创造出更好的方案，最大程度地保障被淹没国家的权益。     

哈蒙主义的重新审视

跨界地表水资源事关沿岸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根基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的关键,其开发利用方面的利益分配成为有关国家明争暗夺的焦点.哈蒙主义或称绝对领土主权主义是上游国为争取有利于自己的制度安排而提出的一种政策性主张.它的产生体现了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其消长也基于种种原因.虽然哈蒙主义于大多数学者看来在学术界从未获得广泛推崇,但是它的某些现实和客观作用至今仍然存在,是其他主义产生、形成或者发展的基础或者关键考量因素.需要深思的一个问题是:哈蒙主义真的一无是处、荡然无存了吗?作为世界上跨界河流最多的国家之一,我国需要基于对哈蒙主义的全面认识和深刻理解,在制定和实施跨界地表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的法律与政策时,注意扬其之长、避其之短.     

驳菲律宾对黄岩岛的主权主张——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视角

菲律宾是一个不择手段地不断进行领土扩张的国家。如果对于其在南海侵犯我国主权和/或主权权利的每一次扩张行为不给予坚决而坚定的批驳和反制,它就会寻机进行下一次扩张。2012年4月黄岩岛现场对峙事件的结束,并不意味着菲律宾侵犯我国黄岩岛主权和/或附近海域主权权利行为的结束。确定菲律宾具有国际法律人格者的日期,厘清菲律宾对黄岩岛提出领土主权主张的最早日期,理顺菲律宾有关不同主张的性质,是分析和研究黄岩岛领土主权问题的核心和关键所在。根据领土取得的国际法理论和实践,菲律宾对我国黄岩岛提出领土主权要求是毫无国际法上的事实和法律根据的强盗行径。     

大清割让东北领土条约之不确定处探究

随着资产阶革命的成功和工业革命的到来,欧洲各资产阶级国家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领域开始处于世界的领先水平。各国开始大力的寻找工业产品的市场,打开中国市场成为很多国家的战略目标。从1840年英国打开中国国门后到1949年为止,各国相继与中国签订了上千个不平等条约,其中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强迫清政府割让了数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政策在南海问题上的价值分析

我国南海因其丰富的经济资源和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而成为各种势力觊觎的对象。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以来,南海就成为世界上争端最为复杂的海域之一。我国从和平与发展的高度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南海政策,为和平解决南海问题打开一扇大门,虽然具体的政策落实还存在一定困难,但该政策仍是目前南海问题最现实的途径。     

国家监测能力的建构与提升——公共卫生危机背景下的反思

国家的监测能力既是国家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公共治理体系的核心构成要素之一。国家监测能力有助于确保政府充分了解社会运行情况,作为其决策和政策执行的依据。新冠肺炎疫情对国家治理能力提出了巨大挑战,而国家监测能力的建构和提升对于危机管理的实施和绩效,具有重要意义。世界各国各地在实施某些疫情防控措施上的差异化表现,在一定程度上缘于其国家监测能力的差异。在对国家监测能力提升所带来的伦理、政治和社会问题予以关注并预警的同时,如何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充分挖掘技术赋能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在公共卫生危机应急管理中的应用,依然是公共管理学界亟待发展的研究领域。     

论国际法上的国家标准

国际法关于国家的标准,分歧较大,在国家要素列举上历来有"三要素"和"四要素"的争论,冷战后,西方国际法学界又新增了诸如人权、民主、法治等要素。主权是国家的本质属性,作为国家必不可少,但是承认作为国家要素也日渐受到重视。在新国家产生的场合,不能笼统地认为是适用承认的"宣告说"或是"构成说",应具体分析新国家产生的性质和类别。在行使民族自决权建立新国家场合,应适用"宣告说",而在主权国家的一部分通过单方面分离建立新国家的场合,应适用"构成说",这一观点已经得到国际实践的证实。     

论气候变化所导致的国际法问题

由于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人类的生存环境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气候变化所导致的冰川消融、海平面上升等现象正在威胁着一些国家和地区,甚至可能会造成某些国家的领土完全消失。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国家领土的完全消失是否将导致国家资格的消失,以及当这些国家一旦完全失去领土,国民的迁徙、法律地位、人权保障等问题也愈发成为国际社会讨论的焦点。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制度供给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在本质上是国家治理的制度化。有效制度供给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决定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变量。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所要求的有效制度供给,是具备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和认知性要素的统一,也是遵循工具性逻辑、合法性逻辑和情境性逻辑的统一。当前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性得到强调,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有效制度供给仍然不足。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的有效制度供给要求注重强制性制度供给和自发性制度供给、特定制度供给和散布性制度供给、正式制度供给和非正式制度供给的有机统一。     

废弃物贸易国家赔偿责任的法哲学基础

废弃物国际贸易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了较大伤害,违背了环境公正和国际公正的原则和基础。从国际法上确定归责问题的三个要素,即控制要素、组织要素、领域要素来看,国家应当对私人在国际法不加禁止的活动中造成的环境损害承担国家赔偿责任;从国家应当对其管辖或控制下的行为负责的国际法原理出发,国家应当对其非国家行为承担责任。在废弃物国际贸易中的经营人行为基本上是在国家的管辖或控制下进行的,经营人赔偿责任无法阻止废弃物贸易危害性行为的发生,国家也应当对此行为承担一定责任。     

法律方法之基础：司法能动性

司法能动性的悄然崛起是法治发展的必然结果。司法能动性作为法律方法的基础 ,是司法权的重要特征之一。司法能动性是法律价值要素、法律原则要素、司法过程要素、司法目的要素的有机统一。作为法律方法基础的司法能动性 ,为法官在这个伟大的变革时代所承担的历史使命提供方法论上的支持。     

把好事实证据关，提高刑事案件质量——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副庭长吕长伦就《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答记者问

证据，是诉讼过程的核心要素之一；证据制度是否完备，往往是一个司法制度是否健全的标志之一。由于各国司法传统、法治文化、政治制度、民众素质、经济发展水平等的不同，各个国家形成了不同的证据制度，并成为各国司法制度的核心部分之一。     

以专利使用权出资设立公司的法律问题

专利权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处于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创新型国家和创新型公司的核心要素之一。如何充分、合法、有效的使专利权转化为生产力是一个重要问题。     

论宪法上的领土原则

宪法对领土的调整和保护着重于领土原则的确立,主要包括领土的完整性、排他性和人民自决三大基本原则。领土完整性原则的内涵主要有领土组成部分的完整性、领土权利与权力的统一性、领土与领土上的资源不可分割性和领土与领土上人民的不可分离性。领土的排他性原则作为一项古老的国际法原则,在19世纪被各国宪法普遍接受,主要包括领土主权的排他性和领土权力的排他性等内涵。人民自决原则在20世纪20年代左右才成为宪法上的一个新兴的领土原则。它最初只是选择民主的方式决定部分领土归属的一种方法,后来演变为国际法上的一个决定领土归属的原则,最终被众多国家的宪法所确认,但同时被赋予了不同的涵义。就现代宪法的规定来看,它已经由一个领土独立自治原则演变为领土变更的限制原则。这些宪法原则,都应当成为我国宪法对领土保护的基本原则,以示我国对外反对领土侵略、对内反对领土分裂的坚定意志。     

从公民意识的角度剖析法律信仰

法律的不被遵守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仅仅从法律本身寻找问题的答案是不够的。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法治型国家不仅是法律界的追求也是政府的目标之一。法治国家的要素之一就是法律被良好的遵守。但是在中国有法不依的情况却十分严重,我们急需建立起对法律的尊重。本文是从精神层面及公民意识的培养建立方面来谈谈法律信仰的问题。     

比较优势理论在中国现阶段的适用性实证

比较优势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不但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和指出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国际贸易的方向,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基础经济理论之一。有数据实证分析说明,中国当前的国际贸易产品结构中显示出了与中国要素禀赋结构相一致的比较优势,从而验证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受益于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因此,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战略仍然应该建立在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理论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