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读者服务的变化及对过刊流通阅览规律分析

本文以读者为对象,分析了读者的阅读心理,用现代的服务理念、服务技术和服务手段为需求各种信息的读者服务。     

浅谈罪刑法定原则

我国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是我国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将罪刑法定原则明确规定在刑法中，这是修订后的我国刑法的一个显著特点。罪刑法定原则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对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有指导意义的原则。这一原则体现了国家与社会的法制精神，     

解秘西哈努克在中国的五年间

上世纪70年代,柬埔寨发生了历史性悲剧。1970年3月,美国扩大侵略越南战争,鼓动柬埔寨内阁首相朗诺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国家元首西哈努克,建立亲美叛国的反动政权。在这种情形下,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亲切接待了流亡到北京的西哈努克亲王,同意他及其家属长期留住北京。与此同时,还大力支持和帮助他在北京成立了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团结政府。在中国的全力支持下,柬埔寨解放力量经过五年多的艰苦奋斗,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在此期间,笔者作为外交部亚洲司的一名工作人员,参与了接待工作,两国间的深厚感情和中国对柬埔寨的大力帮助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严格党内政治生活的文化途径

严格党内政治生活,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党内文化建设,充分运用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规律和优势,通过党内文化建设强党兴党,实现思想建党、制度治党、文化强党的三者和谐统一。严格党内政治生活的文化途径,应从坚持主流文化导向、塑造廉政文化、汲取优秀传统文化、引导网络文化、借鉴人类优秀文化成果这几方面加以研究。     

生态良知在个体本位中的存在样态

生态良知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产物。生态良知是从生存论意义上探析人与自然之间关系而产生的一种＂善＂的观念,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呈现出不同的存在样态。从差异论的视角分析,个体化社会是社会差异化发展的产物,生态良知则是在人与自然的差异中产生和发展的。由于现代人与自然的差异片面扩大,生态良知在个体本位中的存在样态便呈隐性状态,这是个性张扬的结果。因此,人与自然之间的同一性是生态良知存在的根基,理性地考察个体本位中的生态良知,对于当代更好地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深远的意义。     

从边缘到中心——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里,发生在体制边缘部门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边缘力量的推动下,完成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然而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不完善的,改革迫在眉睫。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因此改革从边缘部门转移到中心部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     

哈蒙主义的重新审视

跨界地表水资源事关沿岸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根基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的关键,其开发利用方面的利益分配成为有关国家明争暗夺的焦点.哈蒙主义或称绝对领土主权主义是上游国为争取有利于自己的制度安排而提出的一种政策性主张.它的产生体现了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其消长也基于种种原因.虽然哈蒙主义于大多数学者看来在学术界从未获得广泛推崇,但是它的某些现实和客观作用至今仍然存在,是其他主义产生、形成或者发展的基础或者关键考量因素.需要深思的一个问题是:哈蒙主义真的一无是处、荡然无存了吗?作为世界上跨界河流最多的国家之一,我国需要基于对哈蒙主义的全面认识和深刻理解,在制定和实施跨界地表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的法律与政策时,注意扬其之长、避其之短.     

人民法庭政法传统之形成及其迭嬗

政法传统系指在法律和司法活动中强调以共产党社会治理目标为核心并为其服务的一整套话语、知识以及权力的实践逻辑。其并非某种理性设计的结果,而是在革命斗争的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是应对新政权在建立和巩固过程中之需要而产生的。以"文化大革命"为分界,人民法庭的政法传统大致经历了由"台前"的极端政治化至"幕后"弱政治化两大阶段。"文革"结束以后,司法解决纠纷的社会功能日益凸显,但由于我国一体化的权力架构及组织形式并未发生实质变化,司法与政治间的从属关系依然存在。这种工具主义与自治化的内在张力,对我国基层司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只把重任记心头——记青岛市四方区人大代表周相山

提起周相山代表，眼前总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一个堂堂正正为人、踏踏实实做事的形象。一个牵挂群众冷暖、为民奔走解难的形象，一个牢记人民重托、不辱代表使命的形象……敬意,油然而生。     

后发国家城市偏向工业化政策形成机制及其影响

后发国家的内在因素、理论误导以及技术选择限制等造成城市偏向的工业化政策,对劳动力资源配置带来了不良影响。寻找后发国家在经济发展和劳动力配置问题上出现困境的本源,有利于为解决这一困境寻找有效路径。